湯姆·漢克斯扮演的拉貝在心中痛苦地悲鳴，沒有一個正常的人類能面對這樣的潑天禍事鎮定自若。
但他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和魏特琳連夜驅車前往日苯駐金陵總領事館，作為美國和德國的國際代表出面，將草草寫就的抗議書提交外交官福田篤泰。
后者對他們頗為禮遇，但只能表示外交部門對軍部完全無法約束，請原諒。
拉貝和魏特琳心情沉重地地離開了。
時至今日，無論是日寇的硬刀子還是軟刀子，似乎都已經不是納粹黨徽和國籍可以抗衡的了。
兩人準備回到國際委員會再做商討，韓湘林開車剛到門口，就見鞏莉扮演的金女大的舍監程瑞芳急急忙忙地趕來。
“華小姐！華小姐！”
“瑞芳！金女大出什么事了？”
魏特琳聽著她驚恐萬狀的呼喊心里一激靈，車還沒停穩就跳了下來，踉蹌了幾步被程瑞芳扶住。
“日苯鬼子來了！是一個兩百人的中隊，要往學校里闖！”
拉貝從車上下來，面色陰沉：“明妮（魏特琳），你和程舍監坐湘林的車先趕回去，不要把事情鬧大。”
“我現在就去日苯人的司令部，再。。。再尋他們的長官說說罷。”
德國人語氣中的蕭索叫觀眾們聽得心下一沉。
所有人都知道，這兩位善良的國際友人此刻經歷的一切，和即將面對的一切，都何其殘忍。
魏特琳在金女大的校長辦公室見到了喝茶的鬼子中佐福田永助（馮遠爭飾），隨行有翻譯。
“你好，魏特琳女士，我是谷壽夫閣下領導的第六師團的后勤部長，福田永助。”
女校長沒有好臉色給他：“有什么話你可以講，但請你進入學校的一百多號人先滾出去！這里是難民營！”
福田永助哈哈大笑：“我和大日苯帝國其他粗魯的軍士不同，我是京都大學哲學系畢業的學者。”
“我能安靜地坐在這里同你喝茶、談判，難道還不夠有誠意嗎？”
鬼子中佐的言語不疾不徐，皮膚白凈，下頜無須，看起來確實同人厭鬼憎的乖張士兵有別。
魏特琳善良、堅強，但這位遠渡而來的傳教士還沒有太多斗爭的經驗，試探道；“你要談什么？”
“是這樣。”福田永助輕叩桌面：“戰爭讓有些人喪失了理智，我感到抱歉。”
“這主要是因為皇軍在紫金山犧牲了很多弟兄，我們在滬上也死了太多人，大家都有情緒要發泄。”
這位京都大學的高材生聲音沉穩有力：“在哲學上，這叫做集體暴力對個體人性的異化，把我們都變成了瘋子，這很可悲不是嗎？”
魏特琳不想理睬他的歪理邪說，她不認為那些在搶劫、強健時都秩序井然的鬼子士兵是發瘋。
她強作鎮定地看了看表，企圖拿自己的國籍取得些談判利益：“不要繞彎子了，我們美國人喜歡直來直去。”
“好。”福田永助也站起身：“直觀而言，金陵城在我們的統治下在逐漸恢復秩序，如果想安撫我們的士兵，城內的娛樂業就要早日恢復。”
他的眼神像毒蛇吐信，看向魏特琳和程瑞芳：“你們金女大里，有很多妓女涌入，現在我要帶走她們。”
程瑞芳沒有太多文化，心直口快：“胡說！這里沒有你講的那種女人！”
“別誤會，女士。”福田永助依舊彬彬有禮、不厭其煩地跟兩人解釋，這和一般的鬼子確實不大一樣。
“我們會友好地請她們出來，頒發從業證明，就像在城里發的‘良民證’一樣。”
“我們還會給她們發工資和口糧，一切都會像城破之前一樣，井然有序。”
福田永助唱紅臉，他背后一臉兇相的絡腮胡子小隊長唱白臉：“八嘎！不要再浪費皇軍的時間，否則我們的弟兄就要自己搜查了！”
福田永助一派儒雅風度地下達最后通牒：“女士，這是命令，即便我想袒護你們，也不能違抗命令。”
“所以，接受吧。”
魏特琳頓時陷入了天人交戰，缺乏斗爭經驗的她看向了程瑞芳，但后者只是一個不通文字的普通婦女，又哪里能做得了這種主。
女傳教士心中的綏靖主義抬頭，無奈道：“你們。。。你們怎么能分辨出誰做過那個行業？”
“還有，即便她們做過，只要不愿意去，你們不得強迫！”
這相當于默認了。
福田永助在心里哂笑，愚蠢的美國人，真的就這么信了自己。
只不過還不待他回答，金女大校園里就響起了凄厲的叫喊，把觀影者嚇了一跳。
馮遠爭飾演的鬼子后勤部長面色驟變：“我剛剛就講過，你不要拖延時間。”
“現在我的士兵情緒無法控制，我也管不了了，我們走！”
程瑞芳突然反應過來，指著摔門而出的福田永助大罵：“華小姐，這幫畜生在調虎離山啊！”
臺下的西方觀眾一片嘩然。
福田永助的扮演者馮遠爭的表演太過優秀，他們天真地以為這位京都大學哲學系的后勤部長，會是個相對講理、風度翩翩的戰爭清醒者。
直到這一刻，看著鬼子后勤部長赤裸裸的下三濫伎倆，都不禁脊背發涼，冷汗涔涔。
導演路寬在這里安排了一個很荒誕的鏡頭——
用低機位去拍攝福田永助和小隊長等人在走廊中離去的場景。
日軍質地優良的軍靴，在大理石地面蹬蹬作響。
像是一步步踩踏在他們的心臟上，同金女大里隱隱約約傳來的嘶吼、哭喊形成辛辣的對比。
柏林電影宮里的觀影者們坐在舒適柔軟的座椅上，卻似乎是被踩著的侵略者皮靴下的亂世人。
銀幕上軍靴聲漸小，畫外音傳來小隊長的疑惑：“閣下為什么要繞這么大一個彎？”
馮遠爭輕笑了一聲，悠悠道：“戰爭，終有一天要結束的，我們都要回家。”
“如果有一天，我可愛的雙胞胎女兒亞子和千代問起戰爭的真相，我可以告訴她們。”
“你們的父親在戰爭中，很優雅，很體面。”
鏡頭猛得上移，給到哲學系高材生福田永助的儒雅面龐，穿著風衣瀟灑地上了軍車。
仿佛正發生在金女大校園里可怖的施暴，與他無關。
很突兀地，配合著福田永助的離去，電影背景音中響起坂本龍一的《EnergyFlow》。
這段日苯國寶級作曲家的治愈系代表作品，舒緩平和的旋律與福田永助“優雅體面”的自我標榜形成聲畫對位。
當舒緩的鋼琴音符流淌時，畫面卻是他指使的鬼子手下，在金女大校園里的奸淫擄掠的暴行。
這種極致的反差，叫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得毛骨悚然，又咬牙切齒。
銀幕上凸顯一段字幕：
福田永助，原日苯憲兵隊長，被指控參與屠殺及組織奸淫平民，但因“缺乏直接證據”，于1947年6月被釋放。
“艸你媽的小鬼子！”一聲清脆的國罵，來自《中國電影報道》的現場記者。
卻代表了現場所有華人的心聲。
而對西方觀眾來說呢？
自他們從魏特琳的視角來看馮遠爭扮演的鬼子軍官福田永助起，一直到被壓抑的軍靴視角踐踏，再到聽到這番誅心的言論。
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這一瞬間，這些西方觀眾眼前浮現出一個個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總是西裝革履，九十度鞠躬雙手遞上名片；
溫文爾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連吵架紅臉都會邊道歉邊溝通，批評意見都要用“或許可以再斟酌”這樣的敬語來包裝。
這些溫和、優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時銀幕畫面中同樣外表和風度的馮遠爭化為一體。。。
西方觀眾們不禁在心中發問，哪一張，才是他們真正的面孔？
臺下王小帥、杜琪峰等華語電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絕！
這一幕的敘事層層遞進，在馮遠爭這個角色身上達到了融合和極致。
有組織地燒殺搶掠，是體現鬼子純粹的窮兇極惡和喪盡天良；
拉貝被蒙騙成為劊子手的幫兇，魏特琳因為綏靖主義被調虎離山，是體現鬼子的奸詐狡猾。
而這些所有的人性之惡，在這一段馮遠爭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裝，再一次蒙騙了現場的西方觀眾。
當這位京都大學哲學系高材生那溫情、儒雅、高知的面紗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這些畜生，包藏在光鮮外表下的真正禍心！
特別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隊長的對話，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對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觀眾，在腦海中萌生這一個割裂畫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著家鄉鳳岡縣的童謠，一臉慈愛地哄自己的雙胞胎女兒睡覺；
一邊是他踩著硬質的軍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親自去拿刺刀剖開中國孕婦的肚腹。。。
這段極其簡潔、有力、高效的電影敘事，再一次令西方觀眾深深地叩問！
究竟哪一張臉，才是他們真正的面孔？
臺下的馬丁因為喜歡黑澤明，很早以前就拜讀過《菊與刀》，也算比較了解日苯這個民族。
雖然好友路寬在電影里講的是戰犯人性中極致的丑與惡，但以他的藝術造詣，還是能從鏡頭語言和敘事節奏上，品味出這位華人導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讓沾血的武士刀與案頭插花同框，讓京都方言的優雅發音與拷問慘叫交織。
將這種將日苯傳統文化符號與暴行并置，徹底撕碎《菊與刀》的虛偽平衡。
當金陵大學圖書館的典籍焚起業火，火光映照著墻上日苯軍官“和敬清寂”的書法條幅，形成對所謂的日苯美學最辛辣的解構。
果不其然，在馮遠爭飾演的福田瀟灑離去后，鏡頭推進，給到淪陷的金女大。
鬼子們踹開每間寢室的門，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長隊，用麻繩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劃開破舊的學生裝，紐扣崩落在地，與隔壁琴房被砸爛的鋼琴低音鍵共鳴。
《女誡》典籍撕碎鋪地，慘叫的可憐人被按在散落的書頁上施暴。
墨跡與血漬在宣紙上洇出詭異的梅花紋樣，而墻上的“禮義廉恥”匾額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種種，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們兩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國護照放在胸前，聲淚俱下地嘶吼：
“滾！滾出去！這里是安全區！”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聲，他們雖然不敢槍殺魏特琳，但臨走前總要惡狠狠地甩幾個耳光的。
軍車轟隆隆地駛離，伴著賊寇的獰笑在風中游蕩，夜幕下殊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禮拜堂的臺階前，十指深深摳進青石板的縫隙，指甲斷裂滲出的血珠與臺階上未干的血跡交融。
鏡頭中，摩爾扮演的傳教士魏特琳，仰頭望向漆黑的“歷史的天空”。
那本該是上帝俯視人間的窗口，此刻卻如同被潑灑了濃墨的穹頂，連一顆星辰都不肯顯現。
“主啊，這就是您允諾的慈愛嗎？”
她嘶啞的質問，混著血腥氣飄散在風中。
魏特琳一陣篩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項鏈在胸前劇烈晃動。
勒出的紅痕，像極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學生脖頸上的勒痕。
看著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動搖，臺下的熟悉路寬的導演和演員，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參加《拉里金現場》時的場景。
拉里金問了一個絕大多數西方人都會問的問題：中國人為什么沒有信仰？
路寬答：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我們的信仰是我們自己的浩瀚歷史。
看看眼前無助涕泗橫流，嘴角溢血的傳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國的英勇將士們在二戰的東方戰場將日寇驅逐。
若有所思的觀眾們這才有些明悟。
這片歷史的天空，從來不曾垂憐弱者，中國人也永遠不會將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舉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淚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組織傷員的救治，用板車將奄奄一息的學生和難民們送到鼓樓醫院去搶救。
鏡頭切換，來到三線敘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貝，他和魏特琳會在鼓樓醫院相遇。
拉貝剛剛回到小粉橋一號的別墅門口，巷子里就跑來求助的難民，聲淚俱下地哭訴：“拉貝先生，我妻子被日軍捉住了，請您救救他吧！”
“帶路！”剛被司令部拒之門外的拉貝來不及回家，和韓湘林一起跟著難民往巷子深處跑。
等他們氣喘吁吁地趕到，男子的妻子已經慘遭強健。
婦人露出青紫的皮膚，手指在墻面上摳出血痕，因為不遺余力的反抗，她右半邊頭皮被軍刀削去，裸露的頭骨在煤油燈下泛著森白的光。
丈夫絕望地大吼，摒棄了心中的恐懼和怯弱，瘋狂地撲上前去，被另一個剛穿好褲子的鬼刺了個對穿，當即身亡。
拉貝看得目眥盡裂，他從進門開始甚至連一句話都還沒講，就看著兩個中國人慘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電影宮里已經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隨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壓抑的嗚咽。
馬丁·斯科塞斯的金絲眼鏡滑到鼻尖，鏡片上倒映著男子被刺刀釘在墻上的畫面。
他無意識地去扶，卻摸到自己滿臉冰涼的淚水。
從金陵陷落，長江血月開始的這個插敘歷史記述，給觀影者帶來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這一段，卻是導演路寬不得不寫、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這是真實的歷史，也是繼揭開日寇奸詐狡猾的本質后，對他們無底線的獸性的呈現。
兩個鬼子士兵不敢對拉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獰笑著走遠。
“她好像還活著！”韓湘林發現血泊中的婦女似乎還有一口氣，不等拉貝吩咐，就徑直抱起趕往車邊。
二人將婦女送達同處于安全區的鼓樓醫院，還沒等急救醫生威爾遜著手施救，她就咽了氣。
拉貝已經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著威爾遜去看其他難民營送來的傷員，突然發現金陵神學院的牧師馬吉也在，似乎背對著他們在操作著什么。
“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師馬吉回頭，直面鏡頭。
觀眾們都認出來這是邵子平聯系并征集證據的的大衛·馬吉的父親，約翰·馬吉。
又一位能夠證實大屠殺罪行的歷史人物出現了。
神情凝重的馬吉牧師拿著一個16毫米的家用攝像機，正對著每個床的死者、傷者拍照：
“我要把他們記錄下來，日軍不允許我們拍照，就是怕他們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們要把這里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向外界控訴他們的殘忍暴虐！”
金陵紅十字會會長許傳音推門而入，看見以往總是把頭發梳地一絲不茍的拉貝、此刻凌亂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隨即急切道：“拉貝先生，馬吉牧師，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殺害，兩個孩子被埋在廢墟下面。”
“我回來找人幫忙，你跟我去攝像留下證據吧。”
拉貝拉著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車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確切位置在現在的金陵中華門東側。
這一區域在1937年屬于金陵城墻內的居民區，靠近中華門甕城，是日軍入城后實施暴行的重點區域之一。
拉貝的汽車急剎在中華門東側的廢墟前，濃煙正從炸塌的民房梁柱間滲出。
馬吉的攝像機剛開機就劇烈晃動，他被眼前的慘烈驚呆了，幾乎拿不住攝像機。
鏡頭里，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被壓在斷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詭異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著一個渾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還攥著小塊沾滿磚灰的米糕，那是災難降臨前最后的甜蜜。
見有人過來，男孩豆大的淚珠混著額頭的血水滾落，眼睛里寫滿了驚恐。
紅十字會長許傳音痛苦萬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給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來救你的。”
小男孩將信將疑地看了眼拉貝、馬吉等洋人，還是選擇伸長手臂指向身旁，卻讓壓著的木梁又陷深幾分，疼得小臉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們救救她吧！”
許傳音溫聲道：“好，好，放心孩子，沒事的。”
他在寒風中忍不住掉下淚來，引得現場觀眾的抽泣聲也越發地大了。
馬吉仍舊顫抖著手攝像留證，韓湘林按照拉貝的吩咐叫人過來幫忙，后車在巷口等鬼子離開才敢開進來。
這會兒大家都一擁而上，將斷壁殘垣下的兄妹救出，緊趕慢趕回到鼓樓醫院。
拉貝和魏特琳在門前相遇，后者聽說連孩子都慘遭毒手，又是一陣精神恍惚。
西方觀眾們看到摩爾扮演的魏特琳，習慣性地想在胸前劃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樣，心里都是五味雜陳。
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禱告無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動搖的細節了。
王小帥在心里暗暗思忖，這應該是導演路寬繼通過蘇珊，對西方社會的傲慢與偏見的批判之后，又一個關于信仰話題的駁斥。
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這個細節，他被稱為“電影社會學家”，對好友路寬的這些諷喻一看便知。
事實上，在奧斯維辛等殘酷慘烈的二戰災難之后，西方社會的信仰也是經歷了很大動蕩的。
奧斯維辛的神學家幸存者西奧多阿多諾直言：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時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嗎？”為題，總結戰后神學思潮，引發了全民辯論。
鼓樓醫院的急救室塞滿了人，剛剛救回來的男孩被送進了手術室，必須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傷勢相對較輕，威爾遜掀開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擺開始救治，三道觸目驚心的刀傷已經開始結疤。
現場只有許傳音是中國面孔，他顫抖著伸出手，輕輕撫摸著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額頭。
女孩約莫八九歲，瘦小的身軀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黃的發絲黏在蒼白如紙的臉頰上，一雙本該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滿血絲，瞳孔劇烈收縮著，仿佛還倒映著那場人間煉獄。
“小囡，你家里發生了什么，能跟我們講講嗎？”
牧師馬吉把攝影機開機，湊近了些想要拍攝，床上小女孩的身體突然劇烈扭動。
“不要殺我！不要！”
女孩爆發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軀像受驚的小獸般蜷縮成一團。
她瘋狂揮舞著雙臂，指甲在許傳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卻仍死死盯著那個“槍口”，渾身戰栗如篩糠。
銀幕上的魏特琳和臺下的觀影者們一起放聲痛哭起來，她沖過去抱住了女孩，拿帶著口音的漢語耐心地安撫她。
這位華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邊，將女孩顫抖的小手輕輕攏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塊桂花糖撕開塞進她的嘴里。
也許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許是在這個胖胖的阿姨懷里給了她安全感，小女孩開始講述幾乎被日寇滅門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門，爸爸去開門，一看是日苯兵還沒來得及說話就被開槍打死。。。”
鏡頭給到牧師約翰·馬吉的手持攝影機，在他的鏡頭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訴慢慢定格。
已經被此前幾個絕妙轉場征服的觀眾們駕輕就熟，看著剛剛病床上的女孩，變成了眼前六十多歲的老人。
劉伊妃扮演的張純如就坐在她的身邊，拿著筆記本艱難地記錄著。
至此，王小帥算是讀懂了導演路寬的敘事節奏。
從長江上的血日開始，在這一整個講述真實“大屠殺歷史”的長段劇情中，他先是著重描繪了日軍的殘忍、暴虐、狡詐、偽裝。
再通過各種遞進的電影敘事，把鬼子的形象和歷史場景釘在觀眾腦海里的同時，通過這樣一個轉場，來證明敘事的真實性。
通過張純如采訪的真實幸存者，通過約翰·馬吉記錄的真實影像資料。
大銀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樣的刀疤，和吉鏡頭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轍。
歷史，不容否認，不容詆毀。
這是本片最大的敘事和拍攝目的之一。
大銀幕上，劉伊妃飾演的張純如與夏淑琴老人相對而坐。
老人布滿皺紋的手緩緩掀起藏青色棉布襯衫，露出腰間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蒼老的皮膚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記憶。
夏淑琴老人嘶啞著聲音講述：“我家住在中華門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個日苯兵沖到我家來，我父親求饒不成被槍殺。”
“我母親姓聶，她還在給懷里一歲的妹妹喂奶，顧不得管我們，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來，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親被輪健后刺死，外祖父聶佐成、外祖母聶周氏為保護16歲的大姐夏淑芳和14歲的二姐夏淑蘭，被日軍槍殺。”
“兩位姐姐同母親一樣罹難，死前還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講到這里已經有些麻木，斷斷續續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運。
即便已經在法庭、記者、學者面前無數次重復這段血色回憶，夏淑琴老人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大銀幕上的劉伊妃，和大銀幕下的劉伊妃，同時淚崩。
電影的戲劇張力和情緒鋪墊在這一刻達到極致，哭泣聲從不同角落涌上來，像冬夜的潮水漫過沙灘。
整個柏林電影宮內化作一片淚海。
鏡頭推進，給到張純如的扮演者劉伊妃特寫。
她并未夸張地放聲痛哭，而是先有一個細微的吞咽動作，喉頭輕輕滾動，仿佛在強忍翻涌的情緒。
當老人講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間，劉伊妃的左手無意識地攥緊了筆記本邊緣，指節發白卻保持穩定。
右手則懸在半空，呈現出想要安撫又不敢貿然觸碰的克制。
最動人的是聲音的處理。
在老人哽咽停頓時，劉伊妃用幾乎氣聲的語調問出“后來呢？”，這三個字的尾音帶著不易察覺的顫抖，既推動敘事又飽含共情。
這種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過呼吸節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讓觀眾看到一位學者如何用專業態度承載歷史之重。
克制而又細膩。
在場的專業導演、演員，評審會成員們都微微頷首，驚嘆于這位年輕的華人女星，在這一段中的演技卓絕。
他們想到了張漫玉。
張純如和楊夏明、段月萍等人從夏淑琴家離開了。
一連幾天，張純如、楊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訪完了剩余的幸存者，獲取了大量一手采訪資料、照片、錄音。
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賓館的會議室中，幾位教授正和張純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訪資料和圖書館資料。
因為張純如聽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楊夏明教授先翻譯成英語，她再記錄到電腦上。
會議室的吊扇呼哧帶喘，吱呀吱呀的牙酸聲叫人聽得煩躁。
張純如全神貫注地敲擊鍵盤，突然在一段慘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滯。
她走到窗邊，解開一顆襯衫上的紐扣，大口地呼吸著窗外雨后的新鮮空氣。
此刻的劉伊妃貢獻了她體驗生活時的真實感受——
那時的她，和歷史上的張純如一樣，都被這些殘忍血腥的歷史壓得快要窒息。
舒緩了一陣，張純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轉頭對楊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這本書寫完，就去讀法律，請你們在國內支持我。”
“我將來要代表幸存者們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們爭取應得的賠償。”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生在美國的中國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這句話。
這一段，是張純如的母親張盈盈在女兒自傳里的敘述——
華裔女作家想起走訪的這些幸存者們家徒四壁、艱難度日的悲慘，不由得神情悲憤：
“這不公平！那些沾滿鮮血的劊子手至今仍享受著豐厚的養老金，而幸存者們卻在貧困和傷痛中掙扎。”
“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們軍費預算的零頭，就足以撫平這些傷痕，總得有人為正義發聲！”
楊夏明嘆氣：“他們至今都沒有為此大屠殺正式道歉過，更不要提賠償了。”
“純如，你的心情我們理解，但這件事的確太困難，右翼都是一群沒底線的瘋子，你要當心。”
張純如的眼神清澈明亮：“國內放棄了賠償，西方人也漠不關心，那就只有我們這些身體里淌血同宗血脈的華人來做。”
“我是美國籍，國籍就是我的保護色，那些丑陋的右翼不敢拿我怎么樣。”
一個過肩的特寫給到站在窗邊的張純如。
銀幕前的各國觀眾都從扮演者劉伊妃身上明顯地察覺出，此刻的她就像一柄淬火的利刃，帶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邁，刺破歷史的迷霧。
王小帥、杜琪峰等華人導演都不禁坐直了身體，他們知道人物性格和心態的下一個蛻變到來了。
這是電影敘事語言暗含的線索與脈絡：
幼年時在爺爺懷里，閣樓窗外一束光在云層后將破未破；
耶魯大學圖書館中，那束光沖破了哥特式圖書館的穹頂，卻仍舊微弱。
再次出現在鏡頭中的張純如和西苑賓館會議室的窗前——
雨后的云層被陽光撕開一道裂縫，金色的光束如利劍般斜插進室內，將張純如的側臉分割成明暗交錯的剖面。
這束光比耶魯圖書館時更為強烈，卻又不同于童年閣樓里那種朦朧的期待。
它帶著穿透歷史迷霧的銳利，在會議室的木質桌面上投下細碎的光斑，仿佛散落的史料碎片終于被串聯成篇。
張純如結束了在金陵的采訪回國，她開始一邊搜尋更多的資料，一邊撰寫大綱。
匆匆回家跟父母、丈夫見面后，張純如一刻也不停地前往萊茵鎮的邵子平住處。
“我從金陵圖書館復印的資料中，發現了德國政府發往金陵的外交照會，曾多次要求拉貝回國。”
“但是拉貝最后的結局，好像從沒有人再提及過，你了解嗎？”
邵子平聽得一愣，拉貝的大名所有人都知道。
特別是約翰·馬吉的兒子提供的膠卷和影像資料里，有相當多他的鏡頭。
“我聽馬吉講，拉貝回國前，曾經承諾一定會將真相向戈林和希特勒匯報，但之后一直杳無音訊。”
“你覺得他會不會。。。”
張純如懂邵子平的意思——
拉貝回國后，也許因為尋求自保，放棄了對金陵人民的承諾。
但她覺得沒有這么簡單，僅從馬吉父親留下的證據中能看出，他同魏特琳一樣都是極善良的國際友人。
在殘暴的日寇面前都不曾屈服，回國后又怎么會。。。
張純如倒吸一口涼氣，她突然想起一個可能性：“邵博士，你在德國讀過書，會不會有這樣一種可能——”
“拉貝的納粹黨身份在二戰后被清算，他迫不得已躲起來，或者受到迫害呢？”
邵子平沉吟道：“有這個可能，不過純如，你寫金陵大屠殺，也許沒必要探究這么多，畢竟已經過去五六十年了。”
張純如很堅持：“我列的提綱中，對魏特琳、拉貝、馬吉等人的命運都會有交代，無論是好是壞。”
臺下的懂行的觀眾們聽到這句話，再預估電影的播放時間，知道這是要收線了。
從張純如開始，插敘的關于拉貝和魏特琳兩位重要歷史見證者的登場。
歷史敘述結束，下面仍然從她的視角，去敘述這兩位歷史人物的退場。
鏡頭調轉，張純如幾經輾轉拜訪了約翰·馬吉的后人和史學家，都沒有得到半點關于拉貝的消息。
她回到住處，坐在電腦前給邵子平在德國讀書時期的歷史學家朋友發去郵件：
“尊敬的瑪莎教授，欣聞您曾協助過邵博士關于1937年發生在中國金陵的日軍大屠殺事件研究。”
“是時，曾有西方代表在日軍破城之前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是德國人拉貝，請您幫我在當地尋找他的后人。。。”
大銀幕上的張純如開始了每天寫作的生活，偶爾會查看一下郵件和手機，焦急地等待著拉貝后人的消息。
直到邵子平驚喜地通知她，德國方面幫助聯系到了拉貝的外孫女，也即現在正坐在臺下的厄休拉·拉貝。
更關鍵的是，厄休拉·拉貝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極其振奮人心的消息！
“我翻譯了厄休拉傳真來的德語資料，里面有一句話非常關鍵。”
“拉貝回國后曾被特務扣押，他在家信里說‘保存好我的日記，不要讓人發現它’”
張純如大喜過望，猛得起身帶倒了咖啡，顧不上被燙紅的手背，第二天就訂票飛赴德國。
鏡頭沒有詳細地交待她和邵子平在德國拜訪厄休拉·拉貝的過程。
而是直接推進了時間線，鏡頭轉到1996年12月12號下午2點30分舉辦的，紐約的《拉貝日記》面世新聞發布會。
紐約金陵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出面，花費600美元在洲際大飯店租了一個廳，吸引了以華人媒體為主的各國人士采訪。
大銀幕上，是新聞發布會的真實錄像，經過電腦處理、合成，巧妙地融入了電影中。
一組快速剪輯的鏡頭閃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人報》等各個國家的主流媒體都以頭版頭條的形式刊載了這條新聞。
沉睡了半個多世紀的《拉貝日記》重見天日，全世界為之轟動！
國內金陵的教授們給張純如打去電話，鼓勵和支持她艱苦卓絕的努力，又提供了更多新收集的歷史資料。
洲際酒店的房間內，張純如打開了錄音筆，面前坐著厄休拉·拉貝。
開始探究、也是帶著觀影者們探究拉貝的結局。
銀幕左上角字幕浮現：1938年2月20號。
日寇在金陵的屠殺，從1937年12月13號，持續到1938年的1月上旬。
此刻再出現在屏幕中的拉貝，突然像老了十歲。
他坐在金女大的校長室內，和對面的魏特琳在臨別前最后一次聚會。
“明妮。。。”
“叫我華小姐，我喜歡這個名字。”鏡頭在給到魏特琳，觀眾又是一陣驚呼。
同再次出現在鏡頭里的拉貝扮演者漢克斯類似，摩爾起碼瘦了一圈。
加上之前的劉伊妃，真是個極其敬業的劇組。
“好，華小姐。”拉貝露出久違的笑容：“我有嚴重的糖尿病，元首和政府也一直發來電報，我想我要回國了。”
“我走之后，請你繼續主持委員會的工作，盡力保護難民和學生們。。。”
魏特琳感動地點頭，兩位國際友人親切擁抱，一時間都潸然淚下。
她送拉貝出門，鞏俐扮演的程瑞芳走了過來：“拉貝先生，難民營的婦女們想跟拉貝先生道別，你要見見嗎？”
“好的。”
幾人來到金女大的科學樓前，面前的場景震撼了銀幕前的觀眾：
三千多名難民，其中大多是拉貝幫著救助的金女大的姑娘，齊齊跪在地上失聲痛哭。
“拉貝先生，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拋下我們！”
拉貝講了幾句話，抹著眼淚離開，在金女大門口又被聞訊趕來的婦女們拉住了西裝，極力挽留。
在亂世人的心中，魏特琳和拉貝兩位外國人，幾乎就是她們的救世主。
在德國政府的強令下，拉貝最終還是回國了，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一起送他到金陵下關的英國“蜂蜜號”炮艇上。
一城血淚送君還。
晨間起了江霧，拉貝回首這座血染的古城，老淚渾濁，喉結滾動著卻說不出告別。
他顫抖的手指緊攥船舷，指甲在木板上刻出深深凹痕，仿佛要把這座城的苦難都攥進掌紋。
畫外音響起這位國際友人此刻的復雜心緒：
金陵，你何時才能從苦難中解脫？
同樣是之前那個懸著血日的天空，一束微光穿透霧色，似有似無地回應著他。
畫面迅速地交代著拉貝回國的場景，一間電影院的銀幕上放映著拉貝帶回去的約翰·馬吉的膠片。
突然兩個蓋世太保闖入將他帶走，在位于阿爾布雷希特的蓋世太保總局審訊了五個小時。
他們警告拉貝：不允許你破壞同盟友日苯的關系，那是對國家利益的危害。
拉貝在西門子公司的朋友卡爾交了保釋金接他出來，但從拉貝憤憤不平的面色上看，顯然他沒有打算就此罷休。
幾天后，拉貝帶著一個中國女孩回家，高興地向妻子和孩子們介紹：
“這是西門子公司弱電流實驗室的何澤慧，是我在回國后認識第一個中國人，今天請她來做客。”
蘇暢客串的何澤慧同拉貝的家人笑著打了招呼，厄休拉·拉貝對這個中國女孩尤其親密，因為她跟著祖父在中國生活過幾年。
拉貝請何澤慧進了自己的書房，他邀請這位華人女科學家做客，也是另有目的。
“這是我1937年到1938年在金陵記錄的日記和照片，你先看看吧。”
何澤慧不明所以地翻看，如同張純如當初見時一樣瞬間色變。
她捧著慘絕人寰的照片和文字，看著罹難的同胞們，哭得痛徹心扉。
聽著拉貝的講述，她在心里暗暗發誓，一定要窮盡自己畢生的力量建設祖國，不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鏡頭虛化，字幕介紹起這位女科學家的身份——
何澤慧，1914年出生于蘇州“五世翰林”的何氏家族。
中國核物理與高能天體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錢三強院士的夫人。
她曾在自傳中寫道：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
在此后紐約舉辦的《拉貝日記》面世發布會上，她積極出席，證明自己的確在1938年見過這本日記和相關膠片資料。
就是源于今天這場聚會。
銀幕上的時間跳轉，1948年，正值第一次柏林危機。
此時整個柏林物資緊缺，口糧分配不足，算得上餓殍遍野了。
鏡頭中出現一個瘦弱的男人的身影，正是窮困潦倒的拉貝，電影宮里的觀眾們幾乎不敢認他。
扮演者漢克斯這段在柏林的戲份，比之前整整瘦了35斤。
拉貝拎著籃子去往郊外采摘野菜和野果，路上偶爾有餓暈倒地的人，生死不知。
他有心救助弱者，但想到自己的家人，最疼愛的小孫女厄休拉還翹首以盼自己帶回去的食物，只有狠狠心視而不見。
但令拉貝驚奇的是，回家后妻子遞給他一封瑞士寄來的信和包裹單，沒有寫名字，但物品一欄寫的是食物。
拉貝好奇地打開信件，時任金陵市長沈怡的畫外音響起。
“金陵人民永遠銘記您在1937年寒冬中，以血肉之軀守護25萬同胞的義舉，您的善行使這座城市免于徹底毀滅。”
“悉聞近況，已委托瑞士友人采購奶粉、香腸、面包、牛肉等食品四大箱，即日經中立國轉運至柏林。”
“貴國時局動蕩，如不棄，請攜全家來金陵安度晚年，將住所與醫療保障，以償厚恩。”
“盼復！盼復！”
拉貝捧著信紙的雙手不住顫抖，淚水模糊了視線。
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1937年的金陵寒冬。
那些在安全區日夜奔走的疲憊，那些與日軍周旋的驚險，那些在絕望中堅守的希望，全都化作此刻滾燙的淚水。
情深意切的盼復，照亮了他內心最深處的孤獨。
拉貝緊緊攥著信紙貼在胸前，仿佛這樣就能觸碰到那座朝思暮想的城市。
他知道，自己那些在戰火中的付出，從未被遺忘。
這份來自東方的感恩，比任何勛章都更讓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價值。
拉貝沒有負了金陵人民，金陵人民也沒有負他。
看到這里的王小帥等華人導演，心里突然有一絲明悟。
如果整部電影通過張純如著書立說延伸出的三條線，在上半部分的主題是絕望；
那從張純如發現《拉貝日記》開始，包括后面她的成書和魏特琳線的結局，主題就是救贖。
他把日寇的嘴臉撕得血淋淋擺在觀眾面前，讓所有人看到人性之丑、之惡；
又通過張純如、拉貝、魏特琳三位正義天使，來完成對歷史、對人性的救贖。
絕望是這段歷史的底色，但救贖是人性的選擇。
拉貝線至此結束。
時間來到了1997年11月，香檳城家中的張純如興奮地收到兩本《金陵大屠殺》的樣書。
編輯蘇珊打電話過來恭喜她，并通知：
11月14號到12月19號會有為期一個月的圖書簽售，她已經幫這本書爭取到了《新聞周刊》的書摘合同。
所謂書摘合同，就是發行量冠絕全美的《新聞周刊》，將會在《金陵大屠殺》中選段刊載，用以吸引讀者，進行前置性宣傳。
這樣在后續的發售時效果會更好。
張純如認真地選取了自認為的書中精華，通過郵件發送給《新聞周刊》的編輯湯姆·馬林斯，在得到確認回復后欣喜若狂。
距離她心中的目標，通過這本書澄清歷史，為正義發聲的目標又更近了一步。
劉伊妃扮演的張純如坐在家里的電話前，給邵子平、丁元、湯美如、楊夏明、段月萍、孫宅巍、厄休拉·拉貝等等，所有曾經給過她幫助、關心這段歷史的同行者們通知了喜訊。
看著銀幕上笑靨如花的張純如，臺下的觀眾們都大差不大地猜到。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下面要出意外了。
果不其然，隔天的一盆冷水當頭澆下，張純如在電話中氣憤地質問馬林斯：“為什么要縮版？”
馬林斯欲言又止，只能苦勸：“不縮版，可能就要撤版，這是董事會的決定，我也沒辦法。”
張純如似乎猜到些什么，循循善誘道：“湯姆，告訴我真相，我不會為難你。”
“不然我就去《紐約時報》登報，控訴你們的出爾反爾！”
這時候的張純如在美國文壇已經小有名氣。
特別是她撰寫《金陵大屠殺》的過程，去年出席的紐約《拉貝日記》發布會，都引起了轟動，獲得了很多華人群體的支持。
說完就掛了電話。
張純如怔怔地聽著電話中的盲音，一顆心沉到了谷底。
90年代的鬼子經濟排名世界第二，在北美各個產業的影響力都很大。
加上已經盯上她的右翼勢力，張純如想要發聲，似乎也沒有太好的出路。
聰慧的華裔女作家想到一個主意，她在丈夫道格拉斯的協助下，把關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寫成短評，投向了《新聞周刊》的競爭者們。
首先是華人家族鄭家創辦的《紐約郵報》，有一就有二，很快《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也獵奇似地響應。
張純如這位就讀于香檳分校新聞系的華裔女作家，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個人炒作，《新聞周刊》雖然最終還是向豐田等企業屈服，但她的目的已經達到。
從北美到歐洲、亞洲，張純如成為了華人的女英雄。
很快她的《金陵大屠殺》開始出版，紐約的簽售儀式前排起了長隊。
銀幕上，劉伊妃飾演的張純如站在紐約書店的簽售臺前，柔和的燈光映照著她略顯疲憊卻堅定的面容。
她手中的鋼筆在書頁上沙沙作響，每一筆簽名都仿佛承載著歷史的重量。
排隊的人群中，有白發蒼蒼的華人老者，他們捧著書的手微微顫抖，眼中噙著淚水；
有年輕的亞裔學生，神情肅穆，像是接過一份沉甸甸的使命；
甚至還有猶太裔和非洲裔的讀者，他們翻閱著書頁，神情凝重，仿佛在書中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影子。
臺下的觀眾們精神振奮，前半闕的窒息感從拉貝線開始就一直在釋放，這種類似“劫后余生”的舒暢令人愉悅。
張純如的書火了。
蘇珊所在的哈鉑柯林斯出版社，敏銳地察覺到《金陵大屠殺》巨大市場潛力。
這種種族和歷史題材，讓他們看到了當初《辛德勒的名單》帶來的瘋狂熱議。
在專業的媒體和圖書運營下，基于北美華人群體的熱情邀請和聲援，張純如開始了從洛杉磯到各洲的簽售和專訪。
舊金山史維會、金陵大屠殺索賠聯盟、加拿大和楓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無數的相關組織和歷史學術機構邀請她去交流、演講。
2月初，剛剛結束芝加哥簽售的張純如接到蘇珊的電話。
“Iris，《金陵大屠殺》已經攀升到《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第11位了！”
芝加哥圖書館窗外寒風呼嘯，她卻感到一股灼熱的浪潮從心底涌起。
就像拍這部電影的路寬一樣，他們從來不在乎作品能換來多少收益。
這樣的嚴肅題材作品，能在登上暢銷榜的高位，實屬不易。
這顆赤子之心追求的是影響力，要讓更多的人看到、知道這段歷史，才是成功。
她站在芝加哥圖書館的窗前，指尖輕輕撫過《拉貝日記》的扉頁，紙張的觸感像電流般穿透身體。
呼嘯的寒風與書頁間翻涌的歷史熱流形成奇異的共振。
那是三十萬冤魂的吶喊，是長江水沖刷不去的血痕，此刻終于通過她的筆尖獲得了聲音。
她的眼眶發燙，視線模糊中仿佛看見爺爺張迺藩坐在搖椅上對她微笑。
老人渾濁的瞳孔里映著1937年太倉燃燒的米倉，而她手中的鋼筆正將那些飄散在歷史塵埃里的火星重新聚攏成火炬。
那些在檔案館泛黃的紙頁間蟄伏了六十年的亡魂啊，即將等到屬于他們的正義審判！
此刻臺下心情極度釋放和輕松的觀眾們，已不知不覺落入了導演的敘事陷阱。
只不過他們以為的一帆風順，哪里又有這么簡單。
日右翼在北美的勢力開始了瘋狂的輿論反撲，一如當初真實世界的劉伊妃受到的攻擊和騷擾。
《華盛頓郵報》的“中立評論員”突然刊文質疑《金陵大屠殺》的“數據夸大”，稱“30萬死亡人數缺乏嚴謹檔案佐證”，卻對書中引用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視而不見；
豐田、索尼等日企的北美公關部緊急致電合作媒體，暗示“過度報道歷史爭議可能影響商業關系”，各大媒體紛紛撤下書評，換上一則日苯料理文化的軟廣；
右翼學者在智庫報告中將大屠殺稱為“戰爭中的不幸事件”，并“遺憾”張純如“被仇恨蒙蔽”，甚至搬出廣島原子彈的受害者照片，試圖模糊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限；
極右論壇“真相研究會”得知張純如的家庭住址，信箱里開始出現剃刀片和染血的《靖國神廁導覽冊》，電話里機械的日語錄音重復著“あなたは噓つきだ（你是騙子）”；
日苯駐美領事館的“文化參贊”以“學術交流”名義約見美國大學歷史學教授，私下遞上“修正史觀”的資助項目，要求他們公開質疑書中“百人斬”報道的真實性；
更令人作嘔的是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的孫女東條英布子，暗中資助了一部名為《驕傲》的電影在鬼子本土上映。
影片否認了大屠殺的存在，明里暗里為畜生東條英機進行洗白，引起了亞洲國家的極大憤慨！
短短兩個月，風云突變！
包藏禍心的反對者高潮，發生在1998年5月。
日苯駐美大使齊藤邦彥，配合著右翼勢力在北美的攪動風雨，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他聲稱，張純如的《金陵大屠殺》是“非常錯誤的描寫”，且日苯政府已通過教科書和官方聲明“多次道歉”。
齊藤的發言并非單純的外交表態，而是日右翼與西方利益集團合謀的歷史修正主義行動。
企圖通過政治權力、資本操控和媒體話語的三重絞殺，將張純如的真相揭露扭曲為“爭議”，最終實現對大屠殺敘事的系統性篡改。
這是他們一貫的丑惡嘴臉！
看到這里，臺下部分的西方觀眾已經感到作嘔！
這不就是電影中的福田嗎？
一個披著人皮的畜生！
壓力給到了張純如，她知道自己必須站出來發聲。
她深知若保持沉默，這段歷史將再次被掩埋，三十萬冤魂的正義將永無昭雪之日。
唯有持續發聲，才能撕破西方對亞洲苦難的“選擇性記憶”，迫使國際社會正視日軍與納粹同等的反人類罪行。
張純如直接聯系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主流媒體和電視臺，在1998年7月召開了新聞發布會。
大銀幕上，劉伊妃扮演的張純如站在鎂光燈下，目光如炬，聲音沉穩有力。
“如果齊藤邦彥大使認為我的書有大量的失實之處，那我愿意同他在全國性的電視臺進行公開辯論。”
“在此請記者朋友們表達我的立場，如果大使先生不敢應邀，就請停止你的言論，并道歉！”
張純如的新聞發布會如同一枚核彈，只不過這次沒有落在鬼子本土，而在北美輿論場掀起了滔天巨浪。
鎂光燈下那個身著素色套裝的華裔女子，以筆為劍的姿態讓所有人意識到，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學術爭論，而是一個普通人對國家機器的宣戰。
正如她在日記里所寫：當所有大門都關閉時，真相會從窗縫里滲進來。
此刻這扇窗，正被張純如用血肉之軀，抵在歷史與遺忘的懸崖邊緣。
《歷史的天空》的敘事節奏極復雜，明暗線依靠轉場交替前進，在下闕開始逐條補齊。
但總體而言，電影宮的觀眾們都清楚，張純如和齊藤邦彥的電視辯論將會是最后的高潮了。
可按照電影的敘事結構，魏特琳條線的結果會什么時候交待呢？
劇情往前推進，很快給出了答案。
1998年11月，香檳城的深秋。
窗外的楓葉早已凋零殆盡，枯枝在寒風中顫抖，發出細碎的嗚咽。
張純如坐在書桌前，臺燈的光暈在桌面上投下一圈慘白，映照著她憔悴的面容。
距離與齊藤邦彥的電視辯論只剩下不到一個月，她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像一團糾纏的荊棘，刺得眼睛生疼。
右翼的騷擾從未停止。
深夜的恐嚇電話、信箱里的死亡威脅、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謾罵。
她甚至不敢拉開窗簾，生怕窗外某處藏著一雙監視的眼睛。
母親張盈盈知道女兒的精神壓力不小，推門進來，將一個包裹輕輕放在桌角。
“純如，休息一會兒吧，看看書迷的信。”她的聲音輕柔，卻像隔著一層厚厚的毛玻璃。
張純如抬頭，勉力擠出一絲笑容：“媽媽，我壓力很大。”
旋即又長舒一口氣自我鼓勵：“不過快了，我很期待把齊藤邦彥駁得啞口無言的場面，我要讓他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張純如回身在母親身上靠了一會兒，待她走后，捂著臉深呼吸了幾口，隨即拆開了包裹。
似乎只是慣常的一次回信，她很珍惜書迷們的熱愛。
堅強如她，也需要志同道合的支持者。
那是靈魂的慰藉。
鏡頭前，女主角劉伊妃的表演非常自然。
高清鏡頭懟臉，鏡頭里是她幾乎素顏狀態下的皮膚，細膩但不乏瑕疵。
剪刀劃開膠帶的聲音在寂靜中格外刺耳，紙箱敞開的剎那——
一張張照片滑了出來。
她的瞳孔驟然緊縮。
照片上，一把銹跡斑斑的刺刀貫穿嬰兒的胸口，而嬰兒的臉被拙劣地替換成她孩子的模樣。
血紅的英文標語像毒蛇的信子：“Penaltiesforperjurers！(對作偽證者的懲罰）。”
張純如被突如其來的惡意驚嚇得趔趄倒地，重重地撞在橡木桌邊。
所有人心里一頓，看著大銀幕上的張純如似乎根本忘卻了頭部的劇痛，有氣無力地伸手去夠藥瓶。
這是心理醫生給她開的精神類處方藥，用于鎮定。
于是特寫鏡頭里出現了似乎在神經般抽搐的小拇指。
指節因為剛剛照片的刺激和處在崩潰邊緣的精神狀態，像是彈鋼琴般地敲擊在橡木桌面，只不過節奏異常地錯亂。
神經官能的紊亂，很快就傳遞到整個手掌，變成了不受控制的混亂節拍。
當指尖終于觸到塑料藥瓶時，張純如突然泄了力氣，瓶子咕嚕嚕滾向陰影里，消失在了畫面中。
她苦笑著放棄了，想開口喊母親幫忙，卻只能從嗓子里擠出難聽的咳痰聲！
“呵。。。”
她的臉色倏然漲紅，似乎意識到了什么可怖的事實。
白皙秀美的面容上，青紫色的血管因為激憤和恐懼若隱若現，像瓷器被冰錐刺出的裂痕，沿著蘋果肌蜿蜒至唇角。
恐懼像冰水灌進肺里，她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指甲陷進皮肉。
鏡頭沒有直接拍她，而是讓張純如出現在書房的鏡子里。
嘴唇無聲地開合，卻只有嘶啞的氣音，像一條擱淺的魚。
馬克杯被撞翻，褐色的茶漬在睡褲上洇開，變成了蔓延的污血。
張純如盯著那片污漬，突然想起《魏特琳日記》里那個被刺刀挑起的女嬰。
歷史與現實在這一刻重疊，而她似乎要被被困在永恒的噩夢里，連尖叫的權利都被剝奪。
張純如的母親聽到動靜推門進來：“純如！”
華裔女作家心如死灰地抬頭，對母親露出一個干澀的笑容，眼角蓄積的淚水簌簌掉落。
中國女演員的精湛演技讓現場所有人看地暗暗心驚，但聯想到劉伊妃本人曾經真的罹患失語，又不免感慨一句天道酬勤。
張純如一家陷入了絕望。
還剩三個星期就要對敵齊藤邦彥，如之奈何？
華裔女作家把自己鎖在房間里靜靜地待了一個下午，為了不叫家人擔心，再推門出來時已經面帶著微笑了。
張純如寫了一張紙條遞給丈夫和父母：
即便不能講話，我還有筆，還有你們，我甚至可以現在就學手語。
不要擔心，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
她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翻開手記寫了兩句話鼓勵、開導自己，卻看得觀眾們心緒沸騰——
聲音可以被奪走，但思想不會。
話語可以被扼殺，但真相不會。
張純如返身到書架邊上，想了想翻開了自己第一次復印的那版《魏特琳日記》。
她想要從這位偉大、善良的女性身上尋找力量破局。
窗外，夜色如墨。
屋內，一盞孤燈，一支筆，一個倔強的靈魂。
依舊是通過近似場景的轉場，時間來到了1940年4月初，魏特琳也正坐在一盞孤燈下。
這一幕叫觀眾們看得有些依依不舍。
像拉貝一樣，又一個可親的歷史人物要在電影中殺青了。
程瑞芳推門進來，聲音急切：“華小姐！有女學生要跳樓，你快去看看，已經有人去拉她了！”
已經年過半百的魏特琳一句話也沒有講，拖著沉重的步伐跟著老姐妹出門。
從1937開始，經年累月的勞累和營養匱乏，叫她的身體已經有些獨木難支了。
魏特琳在站在中央樓下，看著三樓的李美如跨坐在窗口：“美如！你發什么瘋！快下來！”
這位華小姐此刻還沒意識到周圍人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對勁，但李美如的反應說明了一切。
“騙子！你這個洋婆子！你不配叫華小姐！”
不知是情緒過于激動，還是信任崩塌一心求死，李美如在一片尖叫中墜落，以頭搶地，當場氣絕。
魏特琳甚至還沒反應過來，更令她刺痛的是李美如自盡前的話——
你不配叫華小姐。
這是她最引以為傲的稱呼啊！
鏡頭轉到魏特琳的辦公室，程瑞芳帶來一個女學生，這才為她和銀幕前的觀眾解惑。
1940年4月，汪偽政府控制下的《紫金山晚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真正的罪犯》的文章，指控魏特琳“將21名中國女性交給日軍”，并稱她為“人販子”和“叛徒”。
這一指控源于1937年冬夜的一次特殊事件：日軍要求魏特琳從難民中挑選100名妓女，否則將強行擄走良家婦女。
觀眾們看得背后冷汗直冒，這不正是福田誆騙她的那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嗎？
原來，占據了金陵的的汪偽政權正強迫金女大登記注冊，要求其使用偽政府教材并接受監管。
但魏特琳以“保護教育獨立性”為由拖延，引發偽政權不滿，才有了這一出毒計。
毒計把華小姐擊垮了。
她無法面對死去的李美如，因為那一晚被擄走再也沒有回來的21個風塵女子中，就有她的姐姐。
她整個人都好像老了十幾歲，不吃不喝，似乎想這樣為自己贖罪。
即便這遠不是她的錯。
程瑞芳等人看得心急如焚，不得已聯系了魏特琳在聯合基督傳教士工會的舒茲小姐，來接她回美國治病。
同當初拉貝離開中國時一樣，真正了解華小姐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她的。
金女大前跪滿了受過恩惠的女學生和難民，她們痛哭流涕地送別心中的姐姐、母親、老師，一位真正擁有美麗靈魂的人。
可精神遭遇重創的魏特琳已經聽不到這些了，她木然地沖大家擺手，像一具行尸走肉。
1941年5月14號，魏特琳已經返回美國一年。
就在所有人都認為她的PTSD有所好轉時，她在印第安納州的公寓中打開煤氣自殺了。
自殺前，她最后一次翻開自己的日記，寫下遺書和遺囑：
我在中國的傳道失敗了，與其備受精神的折磨，不如一死了之。
如果有來生，我還是要為中國人服務，中國是我的家。（注1）
另外，請把我在滬上銀行里存的七百一十元，連同去年買的七畝土地都捐給金女大。
魏特琳坐在窗前，皎潔明媚的月亮，掛在這片歷史的天空，叫她想起了摯愛的金陵。
那年的金陵，月光也曾這樣明亮，卻照不亮滿城的血火。
她想起金女大的校園，月光下，女學生們圍坐在草坪上，輕聲唱著圣歌，歌聲清澈，像一縷微弱的希望，在黑暗中搖曳。
她想起程瑞芳，那個總是風風火火的舍監，在月夜里悄悄給她塞一塊桂花糖：“華小姐，你也該歇歇了。”
她想起那些被日軍拖走的女孩們，月光映在她們驚恐的臉上，淚水像珍珠般滾落，卻無人能救。
她想起自己跪在禮拜堂前，仰頭質問上帝，為何讓這樣的苦難降臨在無辜的人身上，而不去懲罰那些畜生一樣的東西。
這位深愛著中華的華小姐，無限懷戀地觸摸著自己同程瑞芳、陳斐然的合照。
她吻了吻照片，在遺書上寫下絕筆，也是此生最后一次禱告——
金陵永生。
電影宮內再次響起此起彼伏的抽泣，所有人淚眼模糊地看著鏡頭轉場。
密歇根州雪柏德鎮，“金陵永生”出現在了魏特琳的墓碑上。
機位角度調整，張純如對著墓碑鞠躬，柔聲道：“華小姐，金陵永生。”
康復的張純如轉身離開，高跟鞋碾碎積雪，每一步都在寂靜中鑿穿了腳底的堅冰。
合成動畫的光影在她周身流動，黑暗具象成1937年金陵城的斷壁殘垣。
她行走的姿態讓柏林電影宮的觀眾屏息，仿佛不是走入黑暗，而是將黑暗劈開。
再次出現鏡頭前的，已經是PBS辯論的現場了。
沒有任何開場，張純如和齊藤邦彥的直面瞬間被呈現在觀眾眼前。
特寫鏡頭從模糊到清晰，聚焦在劉伊妃飾演的張純如微微顫抖的睫毛上。
演播廳刺眼的頂燈在她眼中凝成兩點寒星，攝像機紅燈像血滴般閃爍。
扮演者劉伊妃的一鏡到底開始了。
主持人法恩斯沃思引入辯論焦點：“兩個月前，韓國總統拜訪日苯，首相小淵惠叁發表了—份書面聲明，對日軍占領朝鮮時的所作所為表示道歉。”
“幾周后種花家領導人訪日，貴方卻僅對侵華行徑作口頭道歉，沒有書面聲明，這令全世界的華人都非常憤怒。”
“先請齊藤先生解釋雙重標準的原因。”
“書面口頭沒有區別，不存在雙重標準。”齊藤邦彥風度翩翩地整理著領帶，嘴角掛著程式化微笑。
但此刻在普通觀眾眼里已經和欺騙魏特琳的福田沒有區別。
張純如抬起眼簾，聲音清冷而堅定：“如果口頭與書面道歉真如齊藤先生所言毫無區別，為何日苯拒絕給予中國同樣的誠意？”
她將日記推向鏡頭：“三十萬亡靈需要的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白紙黑字的懺悔，就像拉貝記錄日軍暴行時，每一個德文字母都不曾潦草。”
鏡頭給到《拉貝日記》特寫：1937年12月16日，安全區外堆積著上千具平民尸體。。。
齊藤邦彥手指交疊：“提到懺悔，我想1995年村山首相的聲明已充分表達悔意。。。”
張純如突然打斷：“悔意？”
她翻開幸存者夏淑琴的證詞照片，八歲女孩的全家福與血衣并列，直播現場瞬間發出驚呼！
“當夏女士看著父母被刺穿胸膛時，日軍可曾流露半分悔意？”
齊藤邦彥似乎滿懷同情地長嘆一口氣，目光低垂：“請你不要太過激動，我知道金陵發生的不幸事件，是很令人痛惜的。”
張純如冷笑：“你所說的不幸事件，是暴徒系統性地強健兩萬婦女？還是將嬰兒挑在刺刀上取樂？”
她猛地站起，西裝袖口蹭到咖啡杯，褐漬在文件上洇開如血漬。
“既然你說貴國的首相先生已經表達過悔意，那你又何妨再次表態？”
“請大使先生對著鏡頭說一句——我代表日苯，為金陵大屠殺道歉。”
全場死寂。
攝像機捕捉到齊藤喉結滾動，他掏出手帕擦拭鏡片拖延時間。
主持人法恩斯沃思試探：“大使先生？”
齊藤邦彥放下手帕，恢復了淡定的微笑，他知道只要自己拖下去，無功無過即可。
“日苯始終致力于和平事業。。。”
張純如抓起話筒：“看，他連道歉這個詞都說不出口！”
她轉向鏡頭，瞳孔映著演播廳刺目的光。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自己書寫歷史，因為施暴者的字典里，永遠擦不掉否認這一頁。”
張純如一把抓起血跡斑斑的幸存者名單，紙頁嘩啦抖開如招魂幡：“大使先生，看著這些名字罷！”
“說一句我們殺了人很難嗎？”
鏡頭拉遠，齊藤的側臉在陰影中僵硬如面具。
如同真實歷史發生的一樣，他在力求不犯錯的準則下，依舊淡定地退場了。
這注定是一場分不出勝負的決斗，但現場的觀眾們群情激奮地獻給張純如的掌聲，已經可以說明人心向背。
電影畫面中，特寫逐漸給到抱著各類文獻的張純如。
已經被最后一段劉伊妃的一鏡到底震撼莫名的觀影者們，此刻看著二十歲少女在電影中謝幕的特寫定格，突然都有些恍惚。
她是在演張純如，還是在演自己？
這場辯論戲中，劉伊妃的表演已超越技巧層面，達到了與角色靈魂共振的境界。
她每一個細微的表情都讓觀眾看到了張純如的憤怒與悲愴，是如何從史料中破紙而出。
當她抓起幸存者名單如舉起戰旗時，當咖啡漬在文件上暈染成血痕時，所有人怔怔地看著鏡頭中那張美麗、堅韌的臉龐。
左邊面頰是演員劉伊妃的疲憊，右邊面頰是作家張純如的血淚——
在路寬的導筒下，這半人半魂的面容，終將成為電影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蒙太奇。
《如愿》響起，全片結束。
華娛浪子，怎么被天仙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