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他們就走上一條錯誤的路徑。
“他們不僅從一開始就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點了點頭，李毅安說道：
“事實上，蘇聯有世界上最頂尖的理論物理學家，包括半導體方面。現在集成電路不過只是起步階段，如果他們能靜下心來，把最好的科學家投入到研發，而不是復制上，那么他們追趕上來，也不是沒有希望。但是……”
在說到“但是”時，李毅安的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更多的是可惜。
為什么會有這種可惜呢？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現在自己這邊實際上就是復制的另一個世界美國的技術路徑。
從技術路徑上來說是一眼可以看得到盡頭的。因為在他穿越之前，就有一個說法——摩爾定律已死。
這是因為硅工藝制程已經走到了盡頭。晶體管不能無限小，當物質小到5納米以下是就會出現量子效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李毅安更希望俄國人能夠開辟出新的路徑。畢竟，在冷戰時代，試圖彎道超車的俄國確實開辟了一些新路徑。
比如三進制電子計算機之類的，那些看起來有些另類的路徑，未嘗不是未來的一個可能。
可是誰曾想到，現在俄國那邊還是選擇了一個最簡單的，但是幾乎沒有彎道超車可能性的“復制戰略”呢？
雖然彎道超車是存在的，但是翻車的概率更大。況且這還是一條早就被證明了的注定將會失敗的路徑。
這簡直就是……愚蠢至極！
“他們卻選擇了一條注定將要失敗的道路，越是追趕就越是落后，這幾乎是不可改變的。其實……”
提到蘇聯的情況，李毅安說道：
“對于俄國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沉下心來自主研究，現在從整體技術上來說，他們大概只是比西方稍微落后一點而已。
如果他們能夠沉下心，在材料學等領域進行突破的話，未嘗不會取得進展，甚至還有可能開辟一個新的路徑。”
如果俄國能夠在硅制程之外開辟一個新路徑，對于世界來說倒也是一件好事。
而這也是李毅安所渴望的，畢竟，硅工藝制程是一眼看得到盡頭的。
“開辟新路徑？”
雖然對于技術是個外行，但是賈文濤是還是聽出了閣下的意思。
“閣下，您的意思是，讓俄國人去試錯是嗎？通過試錯來獲得新的突破？”
“哈哈，有些嘗試總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李毅安直接了當的說道。
“我們采用的技術路線只是其中的一條，但俄國人完全也可以開辟另一條路線嗎？這樣將來才有對比，然后才能選擇出最好的。”
就像另一個世界俄國在60年代末全面拋棄電子管小型化不就是因為試錯失敗了嗎？
既然他們能夠在電子管小型化上試錯，那么，就肯定能夠在晶體管路徑上再試一次。
而不是沒有任何新意的復制，最后美國工程師甚至直接在芯片上刻俄語嘲諷，“當你足夠關心偷走最好的東西，就會看到這句話”。
只要產品有實力，說話也硬氣，諷刺都是如此的直接。
“好了，暫時不說這個了……”
想了想，李毅安說道：
“現在，把他們逼回正軌上就行！”
“逼回正軌？”
賈文濤說道：
“閣下，您的意思是要斬斷他們伸向硅谷的手是嗎？”
“對，就是斬斷他們的手，從現在開始，在芯片上對他們實施全面的禁運，增加他們獲得芯片的難度和成本！”
李毅安想了一下，說到。
“而且”
“卡脖子……指不定是可以卡出意外收獲的！”
李毅安所謂的“意外收獲”是什么？
作為情報人員的賈文濤不懂，但是袁家騮做為物理學家卻非常清楚。
“也就是說，下一步是要通過禁運迫使喚俄國人進行自主研究是嗎？”
兩人一邊下著棋，一邊聊了起來：
“差不多吧！”
李毅安點了下頭，說道：
“從研究體制上來說，蘇聯的科研體制雖然是僵化的，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優勢，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去進行某些研究，比如他們決定要搞芯片，就搞了個半導體城，準備在勢頭上壓過我們。”
并不僅僅只是搞了一個半導體城，還搞了一批專業特工——即使美國對蘇聯實行技術封鎖，克格勃的間諜還是把西方世界滲透得像個篩子。
克格勃和蘇聯科學家一起發力，肯定能讓蘇聯和西方之間技術差距迅速縮小，從表面上看，該有的設備都能造出來。蘇聯的工程師們也自信滿滿的認為自己國家在半導體工業趕超美國是遲早的事。
但也就是想想罷了，畢竟，復制路徑錯了！
“只要他們愿意，他們就會投入大量的資源，進行新的研究，現在他們通過仿制我們的芯片，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路徑總歸是錯誤的，畢竟，集成電路迭代在這，還記得李氏定律嗎？每隔兩年芯片性能翻一倍。
即便蘇聯科學家個個拼盡全力，這種復制模式也注定了芯片技術要落后一代，當芯片性能不斷增長，“落后一代”所代表的差距還是會越來越大。
現在的差距是兩年，十年后就會是五年，二十年后就會是十年……”
這正是蘇聯后來意識到“復制戰略”失敗的原因——拷貝復制美國的芯片，不僅沒有縮小距離，甚至還加大距離。
八零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蘇聯微處理器進行了研究，將蘇聯生產的芯片與英特爾、摩托羅拉芯片進行對比，驚訝的發現——不能說是幾乎一樣，因為就是完全一樣的復制品，讓CIA的工作人員都傻傻分不清。而從技術上來看當時蘇聯落后美國五年。
而等到蘇聯解體時，其技術落后美國十年之久！
等到其解體之后，就連CIA都愕然的說道——其實，原本不必大費周折的對蘇聯禁運，他們越仿制越落后。
而更大危機在于，很多所謂“成功復制”的產品，只是在實驗室里面復刻了，蘇聯并沒有拿到對應的生產技術，在大規模推廣的時候，還是遭遇了良品率低、質量不過關等一系列問題，導致產品又貴又不好使。
研發者和生產者無法從市場中獲得正面或者負面的反饋，自然就不知道改進的方向，也缺乏改進的動力。所以，蘇聯通過逆向工程取得的成就，始終沒有轉化成正向研究。
“致遠，你這是幫助他們糾正錯誤啊！”
袁家騮走了一步棋，說道：
“要是從這個角度看起來，還不如向他們出口芯片呢，這樣反而會扼殺他們的自主研究能力！”
“這確實有助于蘇聯的自主研究，但這是為了一個更長遠的目標……”
李毅安一邊下著棋，一邊說道：
“怎么說呢？蘇聯的研究體制，決定了他們普遍存在一種“彎道超車”的心理，如果在硅制程上，落后于我們，他們會另辟蹊徑，在鍺、在鎵在其它領域上嘗試突破——在進行這種研制時，他們懷揣的心理非常簡單，這玩意兒要是能搞成了，彎道超車，西方世界現在耀武揚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廢品了嗎？
所以，他們的科學家會選擇“彎道路徑”，這些路徑中，指不定，會給我們的研究產生幫助。畢竟，這個愿景會讓蘇聯為這項研發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
其實，在八零年代初期，蘇聯也意識到“復制戰略”的失敗，于是也曾試圖通過材料學上的創新“彎道超車”，但很可惜，那個時候，蘇聯既沒有資金，也沒有時間去試錯了。
沒試上幾年就蘇聯就畫上了句號。而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人類的科技樹發展，少了一個分支，而等到21世紀，當摩爾定律走向終結的時候，一些研究機構才重新蘇聯的研究方向，但一個研究所的投資和幾個科學家的試錯，那里比得上一個國家的投入！
這也是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紀，這一領域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的根本原因——因為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有能力調動最好的化學家、材料學家、電子學家，共同進行某一個領域的“攻關”。
但是蘇聯卻可以，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前，他們在材料領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甚至東大的學者在21世紀初有一段時間，也磕了幾年這個方向。
但然并卵，只是幾個學者的個人行為。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手拿棋子，袁家騮說道：
“這……這么做的話，風險會不會太大了，萬一他們真的搞成了呢？那樣，可就真的彎道超車了！”
這也就是新的威脅了，甚至比他們“復制抄襲”的威脅還大，畢竟，“復制抄襲”是永遠跟在屁股后面吃灰的，是永遠跟不上的那種。
可“彎道超車”誰敢保證！
“嗯……”
沉默了一會，李毅安說道：
“如果，他們真的能搞出新的路徑，那就是全人類之福了，但是，即便他們搞成了，也無法超越我們！甚至可能會破產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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