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鄧頭聽到方言的回答，知道是自己自言自語被人方言聽了過去。
頓時有些尷尬的咳嗽了幾聲，然后裝作無事的岔開話題道：
“我都聽店里的人說了，你這手段都是跟著朱良春江蘇那幫人學的。”
“除了朱良春是個江湖派醫生，其他都是學院派的。”
“看來學院派搞研究的，還是有幾分本事的。”
聽到老頭的評論，方言對著他說道：
“您自己不也是學院派的嗎？”
老鄧頭說道：
“那不一樣，我是學中藥的，所有一切都應該按部就班規規矩矩，以前是什么樣，現在就應該是什么樣。”
“老祖宗已經把路走出來了，
我就只用死記硬背就行。”
“要是像鄉村野醫生那種，用什么死貓死狗或者沒見過的東西入藥，那就是拿著病人的生命開玩笑，所以中藥還是學院派的好。”
“但是中醫不一樣，中醫江湖派的實戰多，比在學校研究室里指上談兵的人可要有經驗多了，所以中醫還是江湖派的好。”
聽到這里，方言說道：
“我倒是覺得不應該分什么江湖派學院派，畢竟患者也不知道這些東西，他們的想法很淳樸，只要夠治療他們病癥的醫生，那就是好醫生，分那么多只能增加中醫自己的內斗。”
“現在西醫已經起來了，要是咱們中醫自己還內斗，那后面可就有苦日子過了。”
聽到方言突然給話題上價值，老鄧頭卻也不爭辯，反倒是眼前一亮，說道：
“嚯，小伙子，你這覺悟很高嘛！”
然后說道：
“你說的不錯，西醫出現后，既視中醫為舊文化，嚴斥中醫的陰陽五行運氣理論是封建迷信，更認為新、舊文化絕不能同行，故極力否定中醫，宣揚獨信科學西醫，
中西醫很快呈現出一種此消彼長的不平衡態勢，中、西醫雖已并存于世，卻實際上毫無互相融會、互為促進之可能，而只是各走各路，各自獨立發展，比之中醫內的派別之爭，這才是最要緊的事兒。”
方言沒想到老鄧頭還真聽進去了。
不過想到他是廣東人，方言也一下釋然了，后世全國也就只有廣東這邊讓中醫有較為寬容的發展環境。
于是方言對老鄧頭拱了拱手：
“您老高見！”
這還是方言今天第一次夸老頭子，老鄧頭感覺頗有幾分順耳。
對著這小子觀感也好了很多。
接著方言在一旁治病，他就在一旁觀看，一直到了中午十一點四十，病人終于看完，老鄧頭才發現這來的人，還真不管是什么病癥，方言都能搞定。
屬實讓他刷新了認知。
本來想著這小子以后會是家里后輩的競爭對手，還對他有些提防，但是剛才方言那一句話，又讓他感覺確實不該有門戶之見，畢竟這西醫眼看著做大，中醫來斗來斗去，有個什么意思？
方言這邊寫完了醫案，然后就準備收拾下班。
害怕老鄧頭不知道，于是走之前就先告訴了他，自己就上半天班。
老鄧頭對著方言說道：
“這規矩我當然知道，上午看病，下午看書嘛。”
方言恍然，點頭道：
“那是我多嘴。”
方言對著他說道：
“對了，您是廣東哪里人？”
“開平縣，聽過沒？”老鄧頭說道。
方言立馬來了興趣問道：
“那寫《新編中醫學概要》《中醫診斷學講義》的鄧鐵濤老師您認識不？”
鄧老一怔，然后說道：
“認識啊！他該叫我叔。”
方言聽到后，忙拱手：
“呀，失敬，原來是名門之后。”
鄧鐵濤后世被認為是廣東中醫的領軍人物。
對中醫界的貢獻和影響力深遠。
1990年，上級計劃精簡機構，鄧鐵濤于8月聯合全國名中醫“八老上書”，請求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職能“只能加強和完善，而不是乘此機會把它撤并掉”。
10月9日得到答復：同意加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管理全國中醫藥工作職能。
1998年，全國刮起了西醫院校合并中醫院校的風潮，鄧鐵濤再次挺身而出，第二次聯合全國名中醫“八老上書”，中西醫院校合并風被緊急叫停。
2000年，在全國中醫傳承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局時，鄧鐵濤號召全國名老中醫打破門戶之見，集中到GD省中醫院帶徒，全力打造一個“鐵桿中醫的黃埔軍校”，在全國中醫藥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關心學子成長，支持青年發展，早在1992年就于廣州中醫學院設立“鄧鐵濤獎學金”獎勵優秀學子。
在2003年，再次出資80余萬元設立廣州中醫藥大學鄧鐵濤基金，資助中醫科研課題研究。
2003年的時候疫情，他提供了中醫方案，采用中醫辯證治療，當時在醫院里取得了患者“零轉院”“零死亡”，醫護人員“零感染”的優異戰績。
其后抗擊經驗被推廣到全國，也贏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
即便在病榻彌留之際，他仍以中醫藥事業為念，將所獲岐黃獎100萬元獎金捐贈給學校資助科學研究。
所以方言對鄧鐵濤鄧老那也是打心底的崇拜的。
現在沒想到居然還遇到一位鄧老的族叔。
老鄧頭當然不知道方言在想什么，擺擺手說道：
“嗐，我們老鄧家雖然是中醫世家，但也不算是名門，你這就有些亂夸了啊。”
“要說名門朱良春家那才算名門，朱熹公的后人誰不知道？”
方言說道：
“那不一樣，我聽過廣東那邊中醫臥虎藏龍，并且也是最先和西醫爭雄的地方，那邊的中醫世家，必然是有兩把刷子的。”
鄧老說道：
“你這話倒是不錯，我們家鄉那邊最先受到西醫的沖擊，1835年西醫就是在廣東登陸的，那會兒全國第一家西醫醫院，就是廣州新豆欄街上的“眼科醫局”。”
方言知道這個近代中國第一家西醫院。
當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已有很多外國人到廣州經商做貿易，傳教士也來了不少，為了給這些洋人看病，一個有著醫學博士頭銜的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看到行醫既可有利，又能方便接近中國民眾而益于傳教，便在廣州開設了這家“眼科醫局”。
這個西化的“眼科醫局”，其生意很不錯，三個月間，便接待了925名患者。大概其療效也不錯，因而名聲大噪，隨著其發展擴大，便改名為“博濟醫院”。
1866年，“博濟醫院”又開設了華夏第一家醫學學校“博濟醫學校”，后改名南華醫學校，1904年再改稱為“華南醫學院”，這便是今天的“中山醫科大學”之前身。
國父中山先生，也曾于1886年到這間學校學習醫學。
百余年以來的中、西醫爭雄史，也由此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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