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稍定，趙侯就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決定一一遷都。
也就是，他要將大宋的國都從汴梁遷到燕京。
宋初，趙匡胤定都汴梁，本質上是對五代政治遺產的被動繼承，而非主動規劃的結果。
自后梁起，汴梁已成為五代四朝的都城（后唐除外）。經過數十年經營，這里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行政體系丶交通網絡與物資儲備。對剛剛通過「陳橋兵變」篡周的趙匡胤而言，貿然遷都意味著打破既有的權力平衡一一汴梁及周邊的禁軍將領丶官僚集團早已適應此地的統治環境，遷都可能引發劇烈的政治動蕩。
而且，隋唐以后，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成為中原王朝的財賦中樞。汴梁依托汴河丶黃河等水路，可通過漕運快速連接江南與華北，每年能輸送數百萬石糧食及物資，滿足都城的龐大需求。
相比之下，長安因關中平原凋丶漕運艱難，已失去經濟支撐能力；洛陽雖地勢險要，但運河系統不及汴梁完善，難以支撐百萬人口的都城運轉。
趙匡胤雖意識到汴梁無險可守的缺陷，曾計劃遷都西京洛陽，甚至構想最終遷至長安，但遭到以其弟趙光義為代表的集團反對。
趙光義提出「在德不在險」的論調，實則是因汴梁的禁軍勢力與官僚網絡已成為其權力基礎。
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后，急需穩定內部統治，最終不得不放棄遷都計劃。
這一妥協成為影響大宋國運的關鍵轉折。
汴梁的地理與軍事條件，使其從定都之初就暴露出國防隱患。
汴梁地處華北平原腹地，四周一馬平川，沒有山川關隘作為天然屏障。
北方游牧民族一旦突破黃河防線，可在數日內兵臨城下。
為彌補這一缺陷，大宋不得不常年在汴梁周邊駐扎數十萬禁軍，形成強干弱枝的軍事布局，這既消耗了大量財政資源（養兵費用占國庫的70%以上），也導致邊軍力量薄弱。
還有，汴梁緊鄰黃河丶汴河，歷史上水患不斷。黃河多次決堤淹沒城郭，不僅摧毀民生，更直接威脅都城安全。大宋朝廷每年需投入巨額人力物力治理河道，卻始終無法根除隱患，這種「與水爭地」的困境，持續消耗著大宋的治理資源。
作為都城，汴梁缺乏外圍緩沖地帶。一旦邊疆告急，敵軍可長驅直入，直接威脅中樞。這種「都城即前線」的格局，使歷史上的北宋王朝在與遼丶金的戰爭中屢屢陷入被動。
靖康之恥中，金軍更是僅用一年時間就從燕云地區南下攻破汴梁，正是這一缺陷的集中爆發。
所以汴梁實際上并不適合當國都。
而燕京作為歷史上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其與汴梁的差距主要體現在戰略區位與國防功能上。
燕京北靠燕山山脈，西臨太行山脈，南有永定河作為天然防線，形成「背山面水」的軍事要地。
北方游牧民族若想南下，必須突破居庸關丶山海關等險隘，這為燕京提供了多層緩沖。
而汴梁面對北方威脅時，幾乎無險可依，只能依賴人工構筑的城防與重兵駐守。
燕京地處農牧交界地帶，既是抵御草原民族的前沿，也是控制東北丶蒙古高原的樞紐。定都于此可直接統籌北疆防務，快速響應邊境戰事。
而汴梁遠離北疆，對燕云十六州的控制能力薄弱，大宋常年需在河北丶山西部署大量軍隊，卻因指揮中樞遙遠而效率低下。
燕京雖遠離江南經濟區，但其通過京杭大運河仍能實現物資轉運，同時兼具軍事防御功能。
一燕京這里還有薊州港，同樣可以發展海運。
汴梁雖經濟轉運便利，卻需以犧牲國防安全為代價，形成「重經濟丶輕國防」的畸形結構。
這種差異在歷史上宋遼和宋金對峙中尤為明顯一一遼國以燕京為南京，既能掌控燕云，又能威北宋王朝；而北宋王朝以汴梁為中心，始終處于被動防御的態勢。
歷史上的朱棣為何決定將大明王朝的都城從繁華的南京遷移至遙遠的北京？
有人或許會認為，朱棣篡奪了他侄子朱允的皇位，在南京住，心中難免志忘，覺得還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封地北京更為穩妥，畢竟，北京才是他曾經的勢力范圍，心中自然多了幾分安定。
然而，若將朱棣的決策僅僅歸結于此，那未免太過小了這位歷史上極有作為的皇帝。
其實，朱棣心中很清楚，自己既已坐擁江山，又怎會畏懼些許頑固分子的搗亂？
事實上，朱棣身為一位久經沙場的皇帝，深知大明王朝最大的威脅來自長城以北的蒙元政權，
那些游牧于草原之上的民族，始終是大明王朝的心頭大患。
朱棣將大明王朝的首都選定在北京，正是出于對這一威脅的深刻認識。他明白，將都城設在此處，能夠更有效地抵御那些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
自古以來，任何一個古代封建王朝都會將所有的資源一一政治丶經濟丶軍事丶人口等，全都集中在其首都地區，以便于皇帝的統治與管理。
從燕京到抵抗草原游牧民族的最前線一一八達嶺長城，全程又不過一百四十里。
在交通不便的這個時代，這樣的距離堪稱得天獨厚。它極大地便利了守軍的調度和后勤補給，
無論是運兵還是運糧，都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
想像一下，若騎兵部隊從燕京出發，快馬加鞭，不過半日便可抵達八達嶺長城。
這樣的反應速度，無疑是戰爭中的一大優勢。
而且，這成本極低，使得朝廷能夠更高效地利用資源。
更為重要的是，一旦草原游牧民族入侵，八達嶺丶居庸關等地的烽火臺便會燃起狼煙。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里，站在燕京城中便可遠眺前線的戰況。這樣的實時更新，使得朝廷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調動最多的資源，組織軍隊和后勤進行反擊。
而皇帝坐鎮燕京城，離前線如此之近，無異于御駕親征。
這無疑能極大地鼓舞前線將士的士氣，使得他們更加奮勇殺敵。
相比之下，若將開封丶洛陽丶長安或南京等地作為首都，則顯得遜色不少。
這些地方雖然歷史悠久丶文化底蘊深厚，但離前線都有不短的距離。一旦得到消息，再反應丶 調集軍隊丶籌措糧草丶動員出兵，再將兵馬糧草輻重運到前線去，這一套流程下來，沒準一個多月就過去了。
而草原民族以快馬彎刀著稱，一旦進入中原腹地，便如入無人之境。到那時，別說與他們交戰了，就連他們去了哪里都得慢慢尋找。等你找到他們時，沒準他們已經搶夠了糧食丶財物丶女人，
心滿意足地回去了。
因此，朱棣才不惜工本丶勞師動眾，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又修建了一座更大的北京城。他將這座城市作為前哨基地，最大化地利用大明王朝的各種優勢，集中力量去和草原游牧民族抗衡，確保大明王朝的江山永固。
雖然所屬世界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
趙侯很清楚，拋開將來開疆拓土先不談，大宋目前階段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南方，而是來自北方。
契丹，女真，蒙古，滿清，他們才是能滅亡大宋的外部力量，也是最需要趙和趙的子孫后代防御的外敵。
這也許不是一代人的奮斗，而是世世代代奮斗的目標。
當然，趙侯肯定希望在自己這一世，就把這些胡虜全都解決掉。
但客觀的事實就是，游牧民族和漁獵民族，打不過，就跑，等你不行了，他們再回來，周而復始，就跟狗皮膏藥一般，沒完沒了。
這方一趙侯不能在自己這一代解決胡虜之患，總得給自己的后世子孫留下抵御甚至是解決胡患的基礎吧？
而要是趙候真能在自己這一代就徹底解決胡患，著眼世界，也可以再換都城嘛，比如那時將都城遷到海運更便利的南京。
話說，那時大宋的鐵路也應該變得極為發達了，再將國都遷到南京，也不會影響其控制草原。
只是現階段燕京做國都應該是大宋最好的選擇。
還有，燕云地區的情況卻遠比想像中復雜，
這里居住的人口，有許多契丹丶奚族丶渤海丶阻下丶女真丶室韋等民族的人，并不全是漢人。
即便是漢人，這里的漢人也與內地的漢人有所不同。他們在這里有一個特殊的稱呼一一漢兒。
「漢兒」這個詞語最初是古代少數民族對漢人的稱呼，并無褒貶之意。
但在遼國獲得燕云十六州后，特別是在遼國與大宋對峙期間，遼與宋對分屬于兩國境內的漢民的稱呼開始發生了變化。
遼人稱呼宋朝境內的漢民為南人，而稱呼本國境內（主要是燕云地區）的漢民為漢兒。
宋人也稱呼遼國境內的漢民為漢兒，有時還罵他們為番人。
這樣的稱呼變化，反映出遼丶宋和包括歷史上后來占領燕云地區的金都對燕云地區的這些漢民很不信任。
歷史上，宋人甚至當面以「番人」來辱罵燕云地區的漢兒。又因趙佶君臣的不作為，宋人與燕云地區的漢兒之間嚴重缺乏認同感，宋人視漢兒「非我族類」的情緒強烈。這樣的情緒，使得燕云地區的漢兒無法在宋人那里找到歸屬感。于是，他們心中開始生出異心，尋找機會叛宋投金。最終，金人本不具備滅宋的實力，卻因此得以實現其野心，在漢兒的幫助下，靖康之恥發生了。
甚至在后來的宋金之戰中，也有很大程度是漢人與漢兒之間的內戰。
到了蒙元時期，更是出現了四等人制度，使得漢人徹底分裂。
若不是漢人中出了一個朱元璋，漢民族恐怕就要徹底被分成兩個了。
所以，趙侯若想徹底收復燕云地區丶避免漢人分裂，最好將都城建在燕京，并施以合適的民族政策。
這樣，才能徹底收復燕云地區的人心丶穩固大宋的江山社稷。
大宋的大臣，包括一些皇室丶宗室，聽說趙侯要遷都，將國都從汴梁遷到燕京，紛紛反對，他們給趙侯上奏章，找一些牽強的理由，像：
「伏聞陛下欲遷鼎燕京，臣等竊以為不可。汴梁自五代以來，歷宋室百年經營，城郭壯麗，府庫充盈，士民安堵，此天造地設之帝都也。燕京孤懸北鄙，屢經兵贅，城垣凋，糧草不繼，若棄中原膏腴之地，趨苦寒之域，恐動搖國本，非社稷之福。」
「燕云久陷胡塵，夷漢雜居，習俗異于中土。陛下若遷都于此，號令所及，未必盡從；民心向背，尚未可知。且北地胡騎窺伺，烽火時警，鑾輿駐踏，安危系于一線，臣等實難安枕。」
「自古圣王建都，必擇土厚水深丶四方朝貢之地。汴梁居中夏之腹，漕運四通，江淮之粟可溯流而至，關隴之兵可馳驛而達。燕京僻處北方偏遠之所，漕路艱險，轉輸耗費十倍于汴梁，民力何以堪之？」
「祖宗陵寢俱在中原，梓宮安厝，已歷數世。若遷都城，歲時祭祀難周，子孫孝思有虧，此乃違逆天道丶罔顧祖制之舉，伏望陛下三思。」
趙侯心里跟明鏡似的，這些理由看似關乎國計民生丶祖制安危，實則多為托詞。
汴梁及中原地區乃世家大族丶官僚集團之根基所在，其田產丶商鋪丶宅第多聚于此，門生故吏丶利益網絡盤根錯節。
若遷都燕京，
一則大宋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勢必要轉移，難免觸動其既得利益；
二則遠離故土，其家族勢力難以延伸，對朝政的掌控力必受削弱：
三則燕京鄰近邊地，需加強軍備，勢必要縮減部分文官集團的資源傾斜，此輩唯恐失其富貴，
故以「安社稷」為名，行「保私利」之實。
可趙并不是當初剛剛黃袍加身難免受人肘的趙匡胤，他可是完成了大一統的皇帝，而且對內對外都以強硬著稱，連盤根錯節的士紳集團都讓他給重創了，他想遷都，誰又能阻止得了，誰又敢真的站出來螳臂當車？
趙侯沒跟這些反對派廢話，而是直接給蔡京丶蘇軾等宰臣下圣旨，讓他們迅速統一思想，快點調集人員丶物資，再從全國范圍內以高于市價三成的工資雇傭五十萬工匠丶三百萬民夫前來燕京，
修建新的燕京城以及皇宮。
為了避免麻煩丶避免爭爭講講，也不想自己「大興土木」留下話柄被那些其實并不喜歡自己的文人記在史書上大書特書，趙侯大手一揮，修建新的燕京城和新的皇宮的錢，全都自掏腰包，不用國庫掏一文錢。
另外，為了給自己遷都找一個牛逼哄哄的政治口號，在張純的建議下，趙侯恬不知恥地直接喊出「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站在道德的制高點，讓那些反對派只能捏著鼻子乖乖地把嘴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