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國》網絡獨家版權，很快就被A站給拿下。
150萬元一集，永久買斷。
這絕對屬于天價。
此時的紀錄片沒啥觀眾，賣兩三萬一集的比比皆是，最牛逼的也就賣三五十萬。
陳貴良...
春陽斜照進車庫改造的工作室，光柱穿過空氣中漂浮的微塵，像無數細小的聲音在無聲地跳躍。許風吟坐在老式錄音機前，手指輕輕摩挲著《百靈的最后一課》那盤磁帶的外殼。他沒有立刻重播，而是將它放進編號為“07”的鐵盒里那是吳百靈生前用過的教學工具箱，如今成了所有與她有關記憶的歸宿。
門外傳來腳步聲，輕而遲疑，像是怕驚擾什么。門被推開一條縫，楊蘭妹探進頭來，肩上還落著幾片未化的雪沫。她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校服外套，背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帆布包。
“許老師。”她低聲喚道，聲音帶著西南山區特有的軟糯，“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
許風吟猛地站起身，差點碰倒桌邊的錄音筆。“蘭妹？你怎么不提前說一聲！”
“我想親自把東西交給你。”她走進來，從包里小心翼翼取出一摞泛黃的練習本，封面上寫著歪歪扭扭的字：“吳百靈老師日記”。
“這是我在閣樓最深處找到的。”她說，“藏在一個破瓦罐里，外面裹著油紙。濕了大半，能看清的只有三分之一……但我覺得，你應該看看。”
許風吟接過本子，指尖觸到紙頁邊緣時微微顫抖。那些字跡熟悉得讓他心頭一緊是吳百靈的筆跡，清秀、克制，偶爾夾雜幾句學生作文批語，溫柔得像春夜細雨。
他翻開第一頁：
2003年9月1日 今天是我調任火塘村小學的第一天。教室漏雨，黑板裂成三塊，四個年級擠在一間屋子里上課。可當我問孩子們“你們想不想上學”時，四十二只小手齊刷刷舉起來，像一片倔強的小樹苗。
我突然明白，不是我來救他們，而是他們教會我什么叫堅持。
第二頁：
2004年5月12日 小勇退學了。他母親跪在我面前哭，說家里實在撐不住。我追到山口，看見他牽著牛往坡上走，回頭看了我一眼，沒說話。那一眼，我記一輩子。
晚上我錄了一段音頻，假裝是他還在課堂上朗讀課文。我想，也許有一天，他會聽見。
第三頁已模糊不清，只剩幾個斷句：“……聲音是有重量的……聽不見的孩子，其實最會表達……如果哪天我不在了，請替我繼續聽下去。”
許風吟閉上眼，喉結上下滑動。良久，他輕聲問：“還有別的嗎？”
楊蘭妹點頭，又掏出一張折疊整齊的紙。“這是吳老師最后一節課的手寫教案，在‘心理疏導’那一欄寫著：‘讓每個孩子說一句不會被嘲笑的話。’后面畫了個笑臉。”
窗外忽然響起一陣喧鬧，一群放學的小學生跑過巷口，笑聲撞進屋里，像碎玻璃灑在陽光下。趙醫生推門進來，手里拎著兩袋熱騰騰的包子，看到楊蘭妹愣了一下，隨即笑了：“哎喲，這不是當年挖出鐵盒的小姑娘嘛！都長這么高了！”
張老師也跟著進來，懷里抱著一臺剛修好的便攜打印機。“聽說廣西來的？正好！我們正準備印第一批《回聲檔案》試讀本，封面就用你帶來的那幅燈圖。”
工作室瞬間熱鬧起來。趙醫生一邊分包子一邊翻看吳老師的日記殘頁，眼圈漸漸紅了；張老師調試打印機時不小心按錯了鍵，老機器發出刺耳的嗡鳴，嚇得楊蘭妹縮了縮脖子那聲音竟和火塘村停電時發電機的響動一模一樣。
許風吟望著她們，忽然意識到一件事：這間簡陋到漏水的車庫，此刻竟成了某種意義上的“火塘”。不是取暖用的爐子，而是人心圍聚的地方。十年前他在甘肅聽到風吹布條的聲音，以為那是終點；現在才懂，那只是第一聲回響。
當晚，眾人圍坐一圈，決定啟動“百靈計劃”以吳百靈的名字命名，目標是在全國五十個偏遠教學點復制“聲音角落”，并培訓當地教師掌握非語言表達引導技術。預算不足十萬，設備靠捐贈，人力全憑志愿。
“我們不申請政府項目。”許風吟說，“一旦變成指標考核，就會失去本來的意義。”
“那就更難了。”趙醫生提醒，“尤其是聾啞兒童集中的地區，溝通成本極高。”
“所以需要懂手語的人。”楊蘭妹突然開口，“我們縣有個退休的特教老師，姓李，她教了三十年聾童，去年中風，右半身不能動，但嘴還能說，耳朵也沒問題。她一直想做點事，就是沒人找她。”
許風吟眼睛亮了。“聯系她，明天就去。”
第二天清晨，他們驅車前往邛崍山區。山路崎嶇，車行兩小時才抵達一座低矮的土屋。李老師坐在門前藤椅上曬太陽，左手顫巍巍捏著一塊橡皮泥，正在捏一只歪歪扭扭的小鳥。
聽說來意后，她沉默許久，忽然用尚靈活的右手比出一串手語。楊蘭妹看得懂，翻譯道：“她說，很多聾孩子以為自己是啞巴，其實不是。他們的聲音藏在眼睛里、手指尖、心跳中。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能聽見。”
許風吟當即拿出錄音筆，請她示范如何用手語引導孩子表達情緒。老人緩緩抬起雙手，在空中劃出弧線，如同牽引無形的絲線：
“憤怒是什么？是拳頭，是火焰，是你想砸碎卻不敢碰的東西。”
“快樂呢？是蝴蝶飛過草地，是冰棍融化在舌尖，是有人對你笑。”
“害怕……害怕是黑暗里的影子，但它不怕光。只要你伸出手，它就會縮回去。”
她的動作緩慢卻有力，每一個手勢都像在雕刻空氣。許風吟全程錄像，并同步錄入筆記。臨別時，李老師突然抓住他的手腕，用沙啞的聲音說：“帶我去吧。輪椅也能走山路。”
回到工作室第三天，《回聲檔案》試讀本終于印好。封面是那盞油燈的炭筆畫，標題下方加了一行小字：“獻給所有曾以為自己無聲的人”。
許風吟寄出了第一批三十本。收件人包括內蒙古其木格老師、甘肅云坪教學點現任校長、北京那位心理學家，還有他父親。
一周后，父親打來電話。背景音是鍋鏟翻炒的聲音。
“書收到了。”他說，“昨晚我和老戰友吃飯，帶去了兩本。他們聽了雪原‘聲音祭’的事，都說現在部隊搞思想工作，也該學學這個。”
許風吟怔住。“您……真這么說了？”
“嗯。”頓了頓，“你媽要是活著，一定會驕傲。”
掛電話前，父親補了一句：“下次寄點新的來，居委會活動中心想辦個讀書角。”
希望像苔蘚，在裂縫中悄然蔓延。
四月，第一支“百靈行動隊”成行。成員七人：許風吟、趙醫生、張老師、楊蘭妹、兩名師范實習生，以及坐著電動輪椅的李老師。目的地是云南怒江傈僳族聚居區的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全校一百零三人，其中二十七名為聽力障礙學生。
抵達當天正逢暴雨，山體滑坡阻斷主路，他們徒步六公里才到校。迎接他們的是校長阿普，一個皮膚黝黑的中年男人，操著濃重口音的普通話：“我們這里窮，但孩子的心不窮。你們要是能把‘說話’變成‘被聽見’，比捐十臺電腦都有用。”
第一天開展活動時，難題立刻浮現。多數聾童對手語不熟練，健聽孩子則習慣性忽視他們。課堂上，一名男孩試圖用手語表達“我想養狗”，卻被旁邊同學哄笑：“猴子跳舞！”
李老師當場拍桌而起，輪椅撞得地面咚響。她一字一句吼道：“誰再笑，就去操場罰抄一百遍《尊重》！”
全場寂靜。
她轉向那個男孩，慢慢打出一串手語：“你說得很好。狗會陪你睡覺，對不對？它不會嫌你聽不見，反而會用鼻子碰你，告訴你‘我在’。”
男孩瞪大眼睛，淚水滾落。他顫抖著手回應：“老師……第一次有人說懂我。”
那天傍晚，許風吟獨自走到江邊。怒江奔涌如雷，兩岸峭壁聳立，云霧纏繞其間。他打開錄音筆，記錄下水聲、風聲、遠處傳來的孩童嬉鬧。
“編號一百五十九，姓名未知。地點：云南瀘水市古登鄉中心校。事件：初次融合教學嘗試。觀察發現：偏見往往源于無知，而非惡意。當一個聾童寫下‘我的夢想是當翻譯，幫別人聽懂心’時，全班安靜了十分鐘。”
（停頓）
“我開始相信，真正的教育，不是填滿頭腦，而是點亮存在感。每一個孩子都應該知道：你的聲音，值得被世界彎腰傾聽。”
夜里，他們在教室地板上打地鋪。熄燈后，楊蘭妹輕聲問：“許老師，你說吳老師現在能看見這些嗎？”
黑暗中，許風吟望著天花板裂縫透進的一線月光，緩緩道：“如果靈魂真的存在，那它們一定活在這些聲音里甘肅的風語旗、草原的骨笛、這里的怒江濤聲……還有每一個孩子終于敢抬頭看你的眼睛。”
第二天，他們舉辦“無聲詩會”。孩子們可用繪畫、肢體動作、樂器或手語表達一首“心里的詩”。令人意外的是，最先上臺的竟是個從未開口的自閉癥女孩。
她在黑板上畫了一棵樹，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枝干向上伸展，頂端開著一朵紅色的花。然后她踮起腳尖，雙臂緩緩張開，像嫩芽破土，又像鳥欲飛翔。全程靜默，教室卻鴉雀無聲。
表演結束，李老師含淚打出一句話：“她說，樹根是媽媽埋下的愛，樹枝是她長出來的勇氣，紅花……是她終于喊出的‘你好’。”
全場掌聲雷動。
許風吟按下錄音鍵，卻沒有說話。他知道，有些時刻，記錄本身就是一種回應。
一周后離開時，學生們列隊相送。聾童們集體打出一段手語，由楊蘭妹翻譯：“謝謝你們讓我們知道，聽不見的人，也可以大聲活著。”
返程途中，許風吟收到郵件。廣西教育局轉發了一份文件：《關于設立“鄉村兒童情感支持專項基金”的征求意見稿》，附件中明確提及“參考‘回聲檔案’項目經驗，推廣非語言表達課程”。
他盯著屏幕良久，轉頭看向車窗外飛逝的群山。
趙醫生問：“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輕聲道，“當年吳百靈一個人躲在閣樓錄音的時候，會不會想到十年后會有這么多人接力？”
“她一定想到了。”張老師說，“否則怎么會寫下‘請替我聽下去’？”
車輪滾滾向前，穿過隧道、橋梁、城市邊緣的霓虹光影。許風吟打開鐵盒，取出那張卡片，背面已被寫滿。他在空白處添上最后一句：
“這個世界從來不缺苦難，
缺的是俯身傾聽的耳朵，
和敢于說‘我聽見了’的嘴唇。
而我，愿終身為此跋涉。”
春深了。遠處一所小學的廣播正播放課間操音樂，旋律簡單歡快。他按下錄音筆，輕聲錄入：
“編號一百六十，集體。內容：一段八十年代風格的兒童廣播體操音樂，操場上的腳步聲，笑聲，以及 一顆終于學會柔軟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