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后期，趙學寧在決策會議進行中，往往并不突出自己的決策地位。
除了自己的提案之外，面對其他人的提案，他都默不作聲，閉目養神，不發表任何意見，不讓人們看出他的傾向，然后把整個決策的過程還給會議。
每到這個時候，會議上的人們都會面面相覷，一段時間的尷尬之后，他們只能開始商討。
一開始還和聲細語，看看趙學寧的反應，等他們發現趙學寧真的對他們的討論沒有任何反應之后，就漸漸的放開了自己。
發展到后面，他人提案的時候，趙學寧有時甚至會主動離開自己的座位，離開會議辦公室，把空間留給其他人，讓他們討論。
等他們七嘴八舌的吵架、拍桌子砸板凳并且得出了最后的結論之后，趙學寧才會行使自己作為首腦的最重要的權力。
如果得出的結論他也同意，他就不說什么，隨大流。
如果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不可以，那么他就行使自己的權力，一票否決。
這個權力他還是為自己保留了的，因為他等于有前后眼，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而什么事情萬萬不能做，所以保留一個一票否決權，等于成為一個為國家兜底的人。
這一點很重要。
董事會完成了全部討論決策之后，就會召開全體公司職員都能參加的公司大會，把董事會的提案拿出來進行公示和全體表決。
全體在蘭芳公司獲得正式職工頭銜的職工都有資格參加公司大會，并且對公司決策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參與最后的表決。
最開始，公司人不算太多，這個制度還是能運行下去的，大家聚在一起對董事會的決策進行表決。
當然，因為趙學寧的特殊威望，大家都信任趙學寧，認同他為首的董事會作出的決策，往往都是全票通過，搞得整個公司大會更像是走個過場。
后面趙學寧想了個辦法，把自己的重要核心提案和他人提案分了開來，他不明確表示那些他人提案也是經過自己的同意才能出現在大會上的，以此觀察員工們的表現。
果然，離開了自己的光環，員工們就開始對他人提出的提案品頭論足，出現了不一樣的看法，然后對一些提案投出了反對票。
整個蘭芳，除了趙學寧，并沒有另外一個人具備廣泛的威望，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
于是，公司大會的存在意義開始顯現。
對于一些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提案，當反對者成為多數的時候，趙學寧就會讓提案者主動上臺進行宣講，講述自己提案的緣由和合理性，和反對者面對面辯論，然后再進行二次投票。
如果二次投票還不能通過，那就只能打回提案，不予執行。
這樣的情況并不是沒有出現過，還出現過不少次，主要都是利益分配的問題。
有些時候爭端激烈，就需要能夠說的上話的人來一錘定音。
這個人當然就是趙學寧。
當趙學寧有明確指向和目的的時候，就會站出來終結爭端，當他站出來的時候，一切爭端都沒有意義。
不過更多的時候，趙學寧也樂見這種爭端在公司大會上激烈的進行，所以對于一些目前沒有太大意義的、較為長遠的愿景之類的提案爭端，他往往不發表意見。
吵就是了，這種事情，只要拿出充分的依據，吵吵有益身心健康。
但是說到底，這些小小派系團體之間的組成、劃分和爭端并不是蘭芳公司時期和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生活主流。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蘭芳所面對的主要矛盾都是外部矛盾，而不是內部矛盾。
首先，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蘭芳并不是這一區域最強大的存在，而是時時刻刻面臨被顛覆的危險，這一點，趙學寧一直都在明確，在危機感的號召下，大家都曉得事情的輕重緩急。
其次，趙學寧非常善于給大家樹立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
比如他成為奮進號代理船長的時候，就會把英國人和之前所屬的那一支船隊的尼德蘭人管理者樹立為大家的目標。
奮進號當時是一艘比較破舊的武裝商船，在公司船隊里的定位就類似于沖鋒炮灰船，當時前任船長被英國人的流彈打死，趙學寧臨危上任，幾乎沒人認為這艘船能在海戰中幸存。
但事實就是這艘船幸存了下來，現在已經作為創業之初的艱難象征，就陳列在白宮左邊的大空地上，被好生保養著，時時供大家瞻仰。
所以，短期要依靠打敗英國人、擊沉他們的船只作為目標，來積累功勛，長期則需要依靠這些功勞向公司上層活動，以便取代那個大家都不喜歡的懦弱無能還酗酒的管理者。
那家伙很不喜歡奮進號和原來的那個船長，所以一直都把奮進號排在海戰最前列，本來尼德蘭的技術和海戰戰術就落后于英國人，奮進號還排在最前列，無異于自殺。
趙學寧洞悉了船只和船員們的處境，給他們樹立了明確的目標和明確的針對敵人。
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這艘被這個該死的尼德蘭人當作炮灰的奮進號，要逆襲！
之后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趙學寧就成功取代了那個尼德蘭人，逆襲成功。
再往后趙學寧也不斷給大家樹立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并且為大家尋找主要發力點，找尋需要打擊的敵人，以便將眾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向目標沖刺。
事實證明，這是有效的。
他不斷獲取勝利，不斷成功，雖然也遭到過英國人幾次的兇猛還擊而戰敗，從而遭受一些公司內部的非議，但是這年頭，誰還沒打過幾次敗仗呢？
尼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在趙學寧之前，幾乎已經不再是英國人的對手了，與英國船隊的交鋒，勝少敗多，而趙學寧是反過來的。
他是勝多敗少。
再說了，別看英國佬現在在歐洲耀武揚威的，一百多年前也是個被西班牙大哥欺負了都沒地兒說理去的孫子，這才翻身多久？
這事兒就充分說明了什么？
風水輪流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窮！
通過這個“逆襲”的核心理念，趙學寧凝聚了人心，一路猛打猛沖，在這徹底貫徹落實了叢林法則的動物世界中，成為了那個笑到最后的天降猛男。
內外部因素一起發力，除了初期大家因為經驗不足犯過一些錯誤險些翻車之外，之后，從蘭芳公司創建開始，整個蘭芳團隊在容錯率極低的情況下，幾乎做對了每一個決定命運的選擇。
尤其重要的是，其中部分關鍵決策，并不是趙學寧的提出來的，而是群策群力的結果。
集體決策和公司大會的這一制度也漸漸成為了蘭芳集團公認的最適合大家體質的制度，受到了廣泛的贊許。
這被趙學寧認為是執行共和制度的重要前提，沒有這個前提，他根本沒有信心能夠建立起一個真正的共和國。
不過這一情況在蘭芳共和國創立前后就出現了改變。
原因很簡單，人多了。
最開始，趙學寧手底下只有幾百號大頭兵，創建公司的時候，控制的地盤上的人口也就二十多萬，公司職員不過一萬，搞一搞員工大會還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共和國建國前夕，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要加入蘭芳共和國，整個共和國的人口在當時就突破三百萬接近四百萬，且分居在四個大海島上，再延續傳統搞共和國大會顯然不合時宜了。
于是，在共和國剛剛創立的階段，為了讓國家局勢快速穩定、進入發展的快車道，趙學寧采納了大家的意見，決定暫時凍結大會制度，將原先的董事會改為臨時國務委員會。
他將原先的董事會成員直接過渡為臨時國務委員，和身為大總統的趙學寧一起決斷國家事務，凡事講究一個快準狠，什么東西好用就拿來用，看看效果。
效果好，等之后共和國大會重啟的時候，就正式確立為國策。
要是效果不好，共和國大會重啟之后就直接否了，簡單明了。
反正當前階段，一切以快準狠為目的，一切都是草創的，所以大部分政府機構和策略前頭都有臨時兩個字，只是大家從來不刻意去提這兩個字。
甚至本來趙學寧都打算給自己大總統頭銜前加一個“臨時”，但是大家一致反對。
您是我們唯一的太陽！
除了您，我們誰都不認！
誰都可以臨時，就是您不可以！
那這話是實打實的，除了趙學寧，整個蘭芳又有誰敢說自己能夠威壓其他所有人、堅決貫徹執行自己的意志呢？
沒有人，只有趙學寧。
于是臨時國務委員會成為蘭芳的最高權力機構，總領一切事務，而趙學寧當仁不讓地成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長。
只要他愿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他將擁有一切的權力。
可是趙學寧本人并不想要長時間的擁有這樣巨大的權力，他非常不愿意自己被部下當作皇帝、王者去看待。
因為沒有誰比他更清楚專制政權的危害之所在。
倒不是說共和多么完美，共和并不意味著大權旁落，集權是有必要的，但是集權和專制專權還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集權不意味著絕對的生殺大權。
專制專權則代表著絕對的生殺大權、予取予奪。
集權尚且需要講道理服眾，需要有法可依，不能肆意妄為。
而專制專權自己就是最大的道理，沒有其他道理可講，口含天憲，說殺誰就殺誰。
中國的君主專制到帶清成就了史無前例的完全體，專制的危害也完完全全的展現了出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無一人可以回避，一覽無遺。
所以，才會有無數先烈不惜性命也要推翻專制。
趙學寧不希望自己努力到最后的結果，居然是成就了一個新的“皇帝”。
在這一點上，他支持黑格爾的看法。
雖然沒有來過清帝國，但是黑格爾對清帝國的專制政權有著深刻的認知。
他說，在清帝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中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
假如皇帝的個性不是徹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那么，一切都將廢弛，各級官府也將陷入麻木不仁的狀態、幾近癱瘓。
在清帝國這個史無前例的超級專制政權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系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的精神狀態的放大，朕即國家，這句話由清帝尤其是弘歷來說最為合適。
不僅是人亡政息會改變政局，單單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態變化，也可以使國家的精神面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趙學寧對這段話有著十分深刻的認知，因為早些時候，他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情況。
在他拉起自己的集團步步高升、獲得權勢和地位的時候，有那么一段時間，他曾稍微有些松懈和自大，對于自己取得的成績感到滿足，不再積極進取，而是開始了享受。
他享受著部下們為他奉上的金錢、美食、美酒。
如此三個月之后，當他再一次率領他的船隊和帶英船隊交鋒的時候，就遭遇到了一次嚴重的挫敗。
那次挫敗驚醒了趙學寧，讓他意識到他的懈怠和放松會直接影響他的部下，會讓他的部下以數倍的程度加倍懈怠和放松，他一個人帶來的影響居然是如此的巨大。
于是趙學寧開始認真的反思。
他意識到自己僅僅只是一個船隊的領袖，幾個月的變化就能讓原本犀利的船隊變得遲鈍、麻木，那如果自己成為一個國家的王者、皇帝，幾個月的懈怠又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于是，他在始終保持警醒、活躍的同時，也深深地為蘭芳集團的前景感到擔憂。
這種擔憂來源于他自己。
現在他年輕，精力充沛，身體強壯，可以承受這種時刻的警醒帶來的消耗，但如果他老了呢？
那一瞬間，趙學寧想到了劉徹，想到了李隆基，想到了玄燁，想到了眼前的弘歷。
專制體制下，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系統的層層傳導與損耗，到達社會基層的時候，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
而同樣的情況下，皇帝的疏忽懶惰，卻會被官僚系統層層放大，最后落到社會基層上，會擴大十倍，甚至百倍。
權力不講法則，權力甚至會反過來定義法則，能量守恒定律在政治層面毫無代表性。
劉徹晚年的太子謀逆大案。
李隆基晚年的安史之亂。
康熙晚年的九龍奪嫡。
乾隆晚年的白蓮教起義。
老年君主統治力下降的客觀事實無法避免。
甚至于他現在敢憑借一個剛剛建立了不到五年的國家去硬碰硬的攻擊帶清，主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年老的弘歷的統治能力的下降以及傳導至清帝國社會基層之后的百倍影響力。
帶清的基層，真的已經是依托答辯了。
從乾隆四十年之后，隨著弘歷的懈怠和精力狀況的自然下滑，懶惰之風就在清帝國的官場迅速蔓延了，甚至更早的時候，情況已經十分嚴峻。
時人描述這種情況為——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復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初若不與事者。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發生一起針對富裕寡婦的搶劫案，寡婦認出了搶劫者，立刻報官。
縣令隨即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疑犯，但是卻懶得審訊，直接取保了事。
后面的四任縣官也都有樣學樣，根本不管不理，一個證據確鑿案情清晰的案件被拖延十年之久而得不到處理。
以至于弘歷本人聽說以后，也覺得十分惱火，自己都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
但是他生氣歸生氣，改變了什么嗎？
沒有。
帝國在走下坡路的時候，總需要一個人踩一腳油門給予加速，而弘歷自己就是那個踩油門的加速者。
他老了，腦袋不清楚了，沒有年輕時候的精力可以聚著鞭子鞭笞著官僚集團、逼迫他們前進了。
趙學寧安排到三省之地的行動小組能夠在兩廣和福建神不知鬼不覺的拉起一萬多人的武裝力量而不被官府認為是威脅，甚至直接劫法場、救文字獄案犯。
在這種情況下，帶清的官員也查不到他們頭上，甚至不愿意大舉出動去查，覺得逆賊躲入深山老林里必死無疑，不需要大動干戈，最后全都不了了之。
弘歷御批的文字獄案犯啊！
他們居然就此罷手，不管了。
最后打聽到的消息是沒有消息，這個事情仿佛石沉大海，再也沒有人提起。
案犯的直系親屬啊！
沒救了已經。
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所以現在的趙學寧完全不敢相信以后的趙學寧在做了皇帝的情況下能夠始終維持清醒的頭腦，能夠一直做出正確的決策。
所以他認為，自己能給蘭芳帶去的最大的貢獻并不是自己的先知先覺，而是新的國家體制，一個并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的新的國家體制。
在這片被皇帝統治了兩千年的古老大地上，君主專制也好，君主立憲也罷，都沒有什么意義。
這片古老大地上的帝制傳統太過于深厚，味道太過于濃郁，所以無論如何，君主，都必須徹底的消失。
無論他掌握多大的權力，他都絕不會讓自己擁有君主的頭銜，也不會允許他的后代繼承他的權力。
這一點，他決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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