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時間，趙煦一直在福寧殿中處理庶政。
近來，他的工作壓力開始增加了。
大量的庶政，被從坤寧宮轉交到福寧殿。
七月的時候，他每天還只需處理十來件。
進入八月，每日送來的庶政...
風在敦煌的沙丘上卷起細塵，像一層薄紗拂過大地。阿禾的身影早已消失于天際，但那枚銅鈴仍靜臥黑石之上，未響一聲。日復一日，黃沙悄然爬過它的邊緣，將它半掩，仿佛時間也學會了沉默。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南水鄉，春雨淅瀝地敲打著青瓦屋檐。一座不起眼的小院里，燈火徹夜未熄。這里是蘇州城外一處私塾舊址，如今被一群年輕學子改造成“傳燈堂”。他們不授四書五經，只教人識字、記事、錄口述。墻上掛著一幅巨大的地圖，紅點密布，每一個都對應著一段被重新拾起的記憶。
這夜，憶生坐在燈下，正用海藻石灰混合液修復一份來自廣西的殘稿那是侗寨老人臨終前哼唱的歌詞抄本。墨跡斑駁，有些字幾乎無法辨認。他一邊對照錄音筒里的老聲音，一邊輕聲念出：“……雪壓斷橋，官差騎馬過寨門……”話音未落，窗外忽有腳步聲停駐。
門開處，一位拄拐的老婦立于雨中，渾身濕透，懷中緊抱一只木匣。“我走了七天。”她喘息著說，“這是我丈夫留下的賬本。他是嘉靖年間修黃河堤壩的工頭，親眼看見三千民夫餓死在工地，尸首填了塌方的溝壑。他說，若有一天天下太平，一定要把名字說出來。”
憶生接過木匣，指尖觸到冰涼的銅鎖。打開后，是一疊泛黃紙頁，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寫著人名、籍貫、死亡日期。最后一頁附有一張草圖：一條蜿蜒長堤，沿線標注了十七個“坑”，旁注小字：“此處埋人三百二十，無碑。”
“您丈夫……后來怎樣？”一名女學生低聲問。
老婦苦笑：“他寫完這本賬，就被抓去‘治瘋病’，關進官辦醫館，三年后死在里面。臨死前托人帶話給我：‘別燒它，別忘了他們。’”
眾人肅然。憶生起身，請她入座，又命人煮姜湯取暖。隨后，他取出一張宣紙，提筆寫下第一行字：“黃河役難者名錄嘉靖三十六年春工部征調實錄。”然后轉身對眾人道：“今晚不睡。我們把它抄十份，一份寄往泉州述往堂，一份藏進記憶市集的地窖，其余分送各省讀書會。”
那一夜，油燈燃盡三盞，十冊手抄本終于完成。天明時，十名青年背起行囊，各自踏上遠路。其中一人前往武夷山中的隱修書院，那里有一群僧人自發整理明代禁書；另一人北上保定，尋找曾參與萬歷礦稅抗爭的家族后裔；還有一支隊伍南下雷州半島，調查清代遷海令造成的村落湮滅。
與此同時，在湖南辰州的一座古廟里，幾位盲人正圍坐誦經。但他們念的不是佛號，而是《哭坊》傳來的亡者名單。這些名字已被編成韻文，便于記憶傳唱。一個七十歲的老瞎子嗓音沙啞，卻一字不差地背出貴州“啞井”三百七十二名苦力的姓名。他說：“我雖看不見，但我記得。我記得他們的呼吸，就像記得自己心跳。”
忽然，門外傳來急促拍門聲。進來的是個少年，滿臉塵土，懷里抱著一臺老舊錄音機。“老師！”他氣喘吁吁，“剛從湘西趕來的！有個九十歲苗族阿婆，臨終前說了整整兩天兩夜，全是她父親那一輩被強征修滇緬公路的事！她說，每死一個人，就在樹上刻一道痕。現在那些樹還在，可沒人知道什么意思了！我把她說的全錄下來了！”
老瞎子顫抖著手接過磁帶，輕輕撫摸機器外殼。“放吧。”他說。
錄音響起，蒼老的女聲混著風雨背景，在空蕩廟宇中回蕩：
“……第十三棵樹，是我大哥。他拖著病體挖山洞，塌方時用手扒石頭救人，指甲全翻了。最后被人拖出來，已經不成形。隊長說不能耽誤工期，就地埋了，連棺材都沒有……
第二十八棵，是我嫂子。她聽說丈夫死了，抱著孩子跳崖。第二天有人看見母子倆掛在刺藤上，血滴在下面新開的野菊上，紅得像火……
我們不敢哭，怕招來監工。只能夜里偷偷去樹林，在樹皮上劃一刀，說一句：‘你活著的時候，我們知道你疼。’”
廟內一片啜泣。一位年輕弟子跪倒在地，哽咽道：“老師，我們要不要也去？把這些故事刻成石碑？”
老瞎子搖頭：“石碑會被推倒。但我們的心不會。從今天起，你們每人必須記住一百個名字。記不住，就不準吃飯；記錯了，就得重來。我要讓這份名單活在我們的喉嚨里，一代代傳下去。”
數日后，這支盲人誦經隊啟程巡游。他們不再稱自己為“和尚”，而叫“口述守陵人”。沿途村莊紛紛開門迎接，許多人主動獻出家藏殘卷、祖輩遺言。有人拿出一封民國時期的信，是戰地護士寫給未婚夫的絕筆：“你說勝利那天要娶我回家。可我現在躺在野戰醫院，左腿截了，臉也被炸花了。我不怕死，只怕你回來時，沒人告訴你我曾那么愛你。”
還有人交出一本小學課本，夾頁中藏著一張泛黃照片十幾個穿粗布衣的孩子站在校門前，背面寫著：“光緒三十一年，云南蒙化縣新學堂第一批學生。十年后，十一人死于瘴氣，一人餓死，一人被當作亂黨槍決。僅余一人活至解放。”
這些材料都被一一錄入磁帶，編號歸檔。盲人們發明了一種凸點記譜法，將重要語句轉化為觸覺符號，刻在竹片上，供后來者觸摸學習。他們宣稱：“眼睛會騙人，權力會篡改圖像，但手指摸到的溫度，是真的。”
而在北方，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
北京城郊某檔案館地下庫房，深夜仍有燈光閃爍。幾名歷史系教師秘密組織“影抄計劃”，利用復印機與微型相機，偷拍官方封存的敏感文獻。他們發現，在康熙朝《戶部奏銷檔》中，竟有大量關于圈地運動的記錄被人為撕毀。而在乾隆年間軍機處密折里，則多次提及“銷毀民間野史”之事，甚至列出具體書目與藏書人家族名單。
最令人震驚的，是一份雍正七年刑部批文：
“查蘇松一帶士人結社講史，妄議先朝，煽動民心。著即查封‘崇文書院’，所有師生押解京師審訊。書院藏書六千八百卷，盡數焚毀。其地改建關帝廟，永鎮文脈。”
一名女教師看著這份文件，淚流滿面。她是蘇州人，祖父曾在崇文書院任教，1952年因“傳播封建思想”被批斗致死。她從未想過，家族悲劇竟與三百年前的同一地點、同一命運遙相呼應。
“這不是過去。”她喃喃道，“這是輪回。”
團隊決定冒險發布這批資料。他們將內容縮印成極小字體，印在日歷背面、香煙盒內襯、中藥包裝紙上，通過郵局、菜市場、茶館悄悄流傳。更有大膽者將其改編為評彈唱詞，在街頭演出：
“清風吹，書樓空，
萬卷詩書化火龍。
老夫子跪地求一紙，
只想留下祖宗功。
官說：爾等文字太鋒利，
易傷盛世太平夢。
火起時，誰見圣人垂淚？
只聞鼓樂慶新宮。”
此曲一出，轟動京津。短短半月，竟有上百個民間劇團爭相排演。官方起初欲加禁止，卻發現歌詞并無直接攻擊之語，只得默許。更諷刺的是，某電視臺竟將其選為“傳統文化推廣節目”，在黃金時段播出。
消息傳到南方，憶生聽后久久無言。他明白，這場記憶之戰，已從邊緣走向中心，從悲鳴變為回響。
這一年中秋，全國三十六個城市同時舉行“月光朗讀會”。人們聚集在廣場、河岸、山頂，手持蠟燭，輪流誦讀那些從未進入正史的名字與故事。泉州的海邊，數百漁民駕船出港，每艘船上掛起一盞燈籠，寫著一個“啞井”礦工的名字；成都的寬窄巷子，孩子們穿著明末流民服飾，表演祖先逃荒的情景劇；西安的城墻之上，百人合唱一首新編民謠：
“長安月下人如霜，
誰記當年筑城郎？
手掌磨穿磚縫里，
飯團凍硬咽北方。
家書未寄身先死，
妻兒賣作他人娘。
若問此城何顏色？
血染青磚三十年。”
而在東北長白山深處，一支由知青后代組成的考察隊，終于找到了傳說中的“遺忘谷”。據當地獵人口述，偽滿時期曾有數千抗日志士被集體囚禁于此，最終全部餓死或凍斃。山谷入口被巨石封鎖，多年無人敢近。考察隊費盡周折移開石堆，深入洞穴，竟發現巖壁上刻滿了名字與遺言：
“李大山，吉林榆樹人，死前只想喝一口熱水。”
“王秀英，哈爾濱女師學生，十九歲，愿中國女孩永遠自由讀書。”
“張鐵錘，礦工，臨終高呼：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
他們含淚拓下所有文字，并采集洞中泥土樣本帶回研究。其中一名隊員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以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可此刻我才懂，真正的歷史，是失敗者用生命刻下的刻痕。它們不會發光，但只要你俯身去看，就會被灼傷。”
當這份報告公之于眾，舉國震動。教育部迫于壓力，首次允許中學歷史課本增補“非官方敘事”章節。雖然篇幅有限，且措辭謹慎，但終究打破了“唯一正確史觀”的壟斷。一些教師開始自發拓展教學內容，帶領學生走訪老兵、查閱家譜、收集口述史。有位北京重點中學的老師，甚至組織全班同學給一百位已故親人寫信，然后集體郵寄到“中國記憶基金會”設立的虛擬紀念館。
阿禾依舊沒有出現。
有人說他在青海湖畔教牧民孩子識字；有人說他出現在云南邊境，協助少數民族翻譯瀕危語言的手稿；還有人堅稱，在西藏某偏遠寺廟的壁畫修復現場，見過一位白發老人默默描摹千年之前的供養人題名。
但他再未拿起銅鈴。
直到某年冬至，海南島突降罕見寒潮。三亞灣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巖洞中的鹽蝕文字清晰可見。一群海洋考古學者在此作業時，意外發現一處隱蔽夾層，內藏數十片龜甲與竹簡。經鑒定，竟是宋代瓊州府漁民聯盟的盟約文書，記載了當時百姓聯合對抗貪官勒索的全過程。最關鍵的一段寫道：
“吾等雖賤，亦為人子。田不可奪，妻不可辱，命不可輕。若有同難者呼救，必赴不辭。違者，天地共殛。”
盟誓人：陳阿海、吳二姑、林大腳、鄭寡婦、黃童生等三百一十七人，天圣五年臘月初八。
學者們激動不已，立即召開發布會。記者問及意義，領隊教授沉吟良久，答道：“這說明，中國人從來不怕站起來說話。只是很多時候，他們被迫沉默太久。”
發布會結束當晚，有人在會場外發現一塊黑布包裹的物件。打開一看，是一枚銅鈴，鈴身斑駁，鈴舌殘缺，卻干凈得像是剛剛擦拭過。旁邊放著一張紙條，字跡蒼老而堅定：
“你們已經聽見了。
接下來，輪到你們去聽別人。”
無人知曉是誰送來。
但從那以后，全國各地的“述往堂”開始增設“傾聽角”。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坐下講述自己的經歷無論是被打壓的工人、被拆遷的農民、還是遭受校園暴力的學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自愿擔任“記憶志愿者”，帶著錄音筆走進養老院、監獄、精神病院，記錄那些即將消逝的聲音。
十年過去，當初跟隨憶生行走西北的少年們，如今已成為各地記憶工程的骨干。他們在四川建起“聲音長城”，將十萬條口述音頻刻錄在陶瓷板上，嵌入山體隧道；在內蒙古設立“星空圖書館”，每逢晴夜，便用激光將歷史文字投射于云層；在臺灣海峽兩岸，發起“跨海共讀”活動，兩岸老人同步朗讀同一本家書，借由衛星直播連接彼此。
而那座傳說中的“記憶之山”，終究沒有建成。
因為人們終于明白，阿禾當年所言非虛：山會崩，碑會倒，唯有傳承不斷的人心，才是永不熄滅的火種。
又是一個清明。
敦煌的沙丘依舊寂靜。那枚銅鈴已被黃沙完全掩埋，只露出一角青綠。風掠過地面，發出細微的嗚咽，宛如低語。
遠方的地平線上，一群孩子正徒步走來。他們背著竹簍，手里拿著毛筆和墨汁，胸前佩戴著小小的銅鈴掛飾。帶隊的老師告訴他們：“我們要去的地方，曾經有一位老人走過。他一生沒有留下名字，卻讓千萬人找回了自己的名字。”
孩子們仰望天空，齊聲朗誦：
“月光光，照海港，
海盜船，掛官旗。
媽媽死在網中央，
爸爸埋進鹽倉墻。
小小棺，藏三日，
出來不見讀書郎。
和尚說我該忘掉，
可我偏偏記得牢。”
歌聲飄散，隨風穿越戈壁，掠過長城，飛越長江黃河，落在每一寸曾被遺忘的土地上。
某一瞬，深埋沙中的銅鈴，輕輕顫了一下。
沒有人聽見。
但它確實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