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寧殿便殿，在福寧殿西，位于西上閤門的右手邊。
自趙煦即位以來，他很少啟用這里。
但他的父皇在時，此地才是大宋真正的決策核心和中樞。
元豐時代的無數政策、法令，都是在這里與宰執們商議過頒布、實施的。
但趙煦卻覺得這里太顯眼了。
來來往往的內臣、女官、親從官太多了。
很容易讓外人知道，他見了誰？和誰談過話？
故此，趙煦將自己的小圈子，搬進了東閣后面的靜室。
而這便殿，則變成了一個，他想要泄密的時候才會來的地方。
一如現在！
“前行宣徽南院使、彰德軍節度使、提舉元祐字典書局、元祐字典修撰使臣方平……”
“中書侍郎、提舉翰林院、元祐渾運局兼同提點工部臣頌……”
“恭問皇帝陛下圣躬萬福！”
兩位老臣，伏拜于殿上，四拜問安。
然后，就是曾肇、蘇轍，這兩位中書舍人了。
他們規規矩矩的趴在殿上，口稱：“中書舍人臣肇（轍），恭問皇帝陛下圣躬萬福！”
然后跟著張方平、蘇頌，四拜俯首。
趙煦卻是仿佛沒有看到他們一般，只是熱情的與張方平、蘇頌打起了招呼。
“張老相公、蘇相公，快快請起來！”
“馮景！”他扭頭吩咐：“還不快給兩位相公賜座、賜茶？”
“諾！”馮景趕緊帶著人，搬來椅子，又奉上茶水。
張方平與蘇頌起身后，稽首謝恩，這才坐下來。
張方平先小心的端起茶盞，抿了一口茶水，然后他才坐在椅子上，恭敬的說道：“老臣與蘇侍郎今日入宮，乃是來御前，特來乞陛下降恩的……”
“嗯？”趙煦端坐在坐褥上，揣著明白當糊涂，問道：“究竟是何事？竟需老相公與蘇相公一起來朕面前相求？”
張方平嘆息一聲，道：“中書舍人蘇轍，是老臣舊友蘇洵之子……”
“如今，轍因輕信他人之言，以至繳還太皇太后詞頭……”
說著他就起身，持芴拜道：“轍自有罪，老臣不敢偏袒……愿乞陛下治罪！”
入宮求情，當然不能直白的說求情。
這樣的話，皇帝很容易下不來臺。
同時，大臣自己也要冒極大風險——萬一傳出去了，對名聲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哪怕有人洗地，青史上恐怕也難逃一筆！
像張方平這樣，打著大義滅親，請皇帝治罪的幌子來開口就好多了。
也方便皇帝寬恕、推恩，對外也好解釋——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于是，就可以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罰酒三杯，下不為例！
這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懲前毖后嘛。
傳出去，天下人也都指摘不得，甚至還得稱贊幾句。
蘇轍當即在殿中再拜：“臣有罪，乞陛下治罪！”
趙煦瞧著，并沒有說話。
蘇頌見著，只好起身，也持芴道：“奏知陛下，臣今日入宮，也是因此而來……”
“中書舍人曾肇、蘇轍，皆臣親友之后……”
“此二人，輕信他人之語，以至錯怪國家大臣，繼而繳還太皇太后詞頭！”
“此二人，罪莫大焉！陳乞陛下治罪，以儆效尤！”
趙煦這從終于說話了：“兩位舍人的事情，朕自然知道。”
“但是……”
他看向曾肇、蘇轍，問道：“朕有個問題，一直想不清楚！還請兩位舍人，為朕答疑……”
蘇轍、曾肇，連忙再拜稽首：“臣等恭聽德音教誨！”
趙煦靠著坐褥，問道：“煩請兩位舍人教朕……”
“中書舍人之職在何？”說著，他慢慢起身，走到便殿的臺階前，居高臨下，俯瞰著曾肇、蘇轍。
趙煦最近一年多，身高一直在長。
如今，已接近四尺六寸（約145cm），算是個小大人了，看著也不再如初初即位那般瘦弱。
故此，他雖然還小，但當他走到御階前，借助著御階的高度，加上他表現出來的氣勢和氣場。
在這剎那，竟讓曾肇、蘇轍，忍不住的身體一顫，有種瑟瑟發抖的感覺。
當然，這也和他們自己心虛，在進入福寧殿后，就已經先喪了膽氣有關。
過了一會，蘇轍才拜道：“奏知陛下，朝廷之制，中書舍人，為外制詞臣，受君命、依王言而草吏、工、禮、刑、兵、戶六房詞頭……依先帝之制，中書舍人，若覺事有不當，或除授非妥，許封還詞頭。”
趙煦聽著，笑著問道：“是嗎？”
“朕卻怎么聽說，朝中有人言：‘中書舍人，乃是閣老’還有人說什么‘中書舍人筆乃是五花判事，能判人生死’云云……”
說到這里，趙煦就戲謔的問道：“兩位‘閣老’，且來與朕解釋解釋……”
“這中書舍人是怎么做到判人生死的？”
蘇轍、曾肇聞言，身體都在顫抖了。
雖然說所謂‘閣老’、‘五花判事’，都是故老相傳，傳下來的說法。
但，天子卻將之放到今日殿上，公開來講。
等于是在指責，他們兩個借著中書舍人的權力，隨心所欲的要挾、為難他人。
而大宋的中書舍人們是有前科的。
過去，兩制大臣（翰林學士、知制誥/中書舍人），給人寫詞頭，是要收潤筆費的。
尤其是知制誥（中書舍人的前身）！
因為其面對的是州郡官員，好多都是微寒出身，于是可以隨意拿捏。
中書舍人的‘閣老’、‘五花判事’的威名，就是這些官員們的斑斑血淚鑄就的。
如今，明面上雖已罷去了潤筆費的規矩（王安石辦的）。
但，潤筆費真的消失了嗎？
蘇轍與曾肇，聽到殿上天子的指責，都是戰戰兢兢，不能發一言。
因為這事情，是不能解釋的。
首先，閣老、五花判事等等都是中書舍人的外號，而且在汴京城中，乃至于官場上，人盡皆知。
而過去知制誥們為了拿潤筆費，故意刁難官員的事情，也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
普羅大眾都是記得這個事情的。
其次，和天子爭辯，就算爭贏了，又能怎么樣？
恐怕，只能是罪加一等！
而張方平、蘇頌這兩個當過翰林學士/知制誥的老臣，也都是低著頭，不敢發一言。
比起蘇轍、曾肇，他們兩個可都是光明正大的拿過潤筆費的。
尤其是張方平，在經濟問題上，他的屁股根本不干凈——當年他甚至在這個事情上，挨過包拯的彈劾！
其他什么請托、徇私一類的指責和非議，在張方平的仕途履歷上，也是數都數不過來。
這也是大宋士大夫們的常態了。
除了少數人。
如王安石、司馬光這樣的人外，其他所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都不干凈。
尤其是曾經管過經濟、財政的大臣！
就沒一個干凈的！
如今還算好的，經過范仲淹的古文復興運動，士大夫們的節操和吃相都好多了——讀書人多了，輿論對官員的監督和牽制力也隨之加強。
換過去，哪怕當朝宰相，在經濟上的吃相，也是難看的很！
為了娶一個富婆，兩個宰相能打的頭破血流（向敏中、張齊賢）
為了廉價霸占他人祖產，于是收買人家的乳母，誘騙一個七歲的孩子，在典賣宅邸的契書上簽押（程琳）。
最典型的，則是大文豪歐陽修。
因為程琳家給了天價潤筆費——五千匹帛。
于是昧著良心，給程琳寫了墓志銘，在墓志銘上隱去其惡，極力稱贊其為官政績。
因歐陽修背書的緣故，程琳這個昔年的大貪官，如今的名聲居然很不錯！
于是，哪怕是歐陽修的學生、門生，在這個事情上也是非常羞愧，不敢面對。
只能是為尊者諱，含糊的記下：自某公死，某公為作碑志，極其稱贊，天下不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匹。
趙煦在現代留過學，看過無數史料。
上上輩子，更曾君臨天下十余年，哪里不知道這些大宋士大夫的秉性？
一個兩個三個，在評論、抨擊別人的時候，都是大義凜然，仿佛正義化身。
但輪到自己的時候，就是蠅營狗茍，想方設法的撈錢。
一個個在家鄉，都是豪宅高屋，良田美園。
不信的話，可以去洛陽看看。
看看那一個個舊黨元老、宰執所營建的奢華園林。
趙煦看著靜悄悄的殿上，嘆道：“祖宗之制，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中書舍人本職，乃掌朕言，受朕命，出納文字，草制詞頭！”
“雖有‘事有不當’或‘除授不妥’等條件，可封駁詞頭……”
“但是……什么時候，中書舍人可以僅僅因為‘風聞某某為官如何’，就拒絕草制詞頭了？”
“此御史之職也！”
“若中書舍人，從御史之職，御史又該做什么？”
蘇轍、曾肇只能是乖乖匍匐著，立正挨打。
張方平和蘇頌則對視一眼，頷首點頭。
甚至在心中暗暗贊了一句：“罵得好！”
為什么？
皇帝肯罵人就說明是愿意原諒你的。
最可怕的是罵都不罵！
就像李定李資深，直接下獄論罪，然后快速審理，迅速落錘。
可憐一位待制級的重臣，距離兩府只有一步之遙的士大夫，就這樣被打落云端，貶去了英州，最終病死于英州。
哪怕李定是新黨的人但舊黨大臣們每每想起此事，都有種兔死狐悲的感覺。
趙煦繼續道：“朕嘗讀書，見尚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
“自古以來，多少功業，便因亂而亡！”
“大宋祖宗創業，鑒古今得失，定君臣條貫，各守其職，各司其事，于是掩有今日！”
“朕紹烈圣之弘休，承祖宗之基業，即位以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常恐因朕之不德，以羞皇考之圣德……”
這話一出，不止是蘇轍、曾肇了。
張方平和蘇頌也都跪下來，口稱有罪，乞請降罪。
沒辦法。
趙煦的話，政治上太正確了。
趙煦擺擺手，讓馮景下去，扶起張方平與蘇頌。
這才接著道：“朕在宮中，常問左右宮外之事，也常常聆聽士大夫之議論……”
“可最近數月以來，朕常常聽到，有人言，宮外某位大臣，大發厥詞，說什么‘兩府大臣，應該多多往來……’，還講什么‘諫院與御史，理當同氣連聲’云云……”
“尤其是朕當眾宣布昔在皇考御前，所立三誓后，士大夫大臣中，類似的議論就越來越多了。”
蘇轍、曾肇，聽著瑟瑟發抖。
因為他們都參與過類似的討論。
這也是大宋士大夫們的特點。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稍微放松就得意忘形。
當年，烏臺詩案前，蘇軾這大胡子，甚至敢直接在給趙煦的父皇謝恩表上寫：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這要換了弘歷，就這一句話，蘇軾全家現在應該已經和趙煦差不多大了。
而這，只是蘇軾當年陰陽怪氣的嘲諷朝廷的文字里，程度最輕的話。
烏臺詩案后，這些家伙總算老實了些，不敢再隨便議論、陰陽怪氣了。
而如今，隨著趙煦放寬言論。
思想文化界，固然得到了發展空間和發育時間。
但，各類小丑，也隨之開始翩翩起舞了，各種妖魔鬼怪，也都跳了出來。
舊黨的人，開始公開討論，恢復仁廟明道之制，允許兩府大臣往來，甚至允許宰相兼任東府樞密使。
同時，這些家伙還盯上了臺諫。
再次想要將御史和諫官合一。
讓御史諫官，歸到一個系統，這樣御史既能風聞奏事、彈劾大臣，也可以干預國家政策，朝廷法令。
他們這是要干嘛？
跑步進入大明王朝？
新黨的人，也沒有閑著，也不給趙煦省心。
這才多久？
坊間就已經出現了對新學的‘以道觀分，無為為君，無為為君則有為為臣矣！而君臣之義，便在此中！’思想的公開討論。
陸佃公開在太學中，與太學生們大談特談的所謂‘有體有用之學’。
至于什么叫‘有體有用之學’，自然是特指以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字說等著作為核心的荊公新學。
當然，他陸佃陸師農，作為王安石‘最愛的’學生，早已掌握了新學核心技能——摻私貨。
所以，陸佃毫不猶豫的將他自己的個人著作《說文》，列入其中，作為《字說》的參考書目。
也就是他還有點良心，知道要討好一下趙煦，于是把趙煦命張方平編修的《元祐字典》也列在書目里。
而致命一擊，則來自于十二月初入朝述職，順便參加元祐二年正旦大朝的河北路轉運使呂升卿，帶回京的呂惠卿在‘河東潛心新學’，‘發三代先王之真意’，所撰寫的一部書稿。
這部書稿的名字叫《縣法》。
這個縣，自然不是郡縣的縣。
而是縣官的縣——漢家天子，自稱縣官。
所以，其實這部書稿真正的名字應該叫《國法》。
全書分四卷，別立九門，述呂惠卿仕宦多年的經驗，以及在處置政務過程中的思考、見解。
實用性非常強，堪稱是新黨官員入仕必讀之書。
便是舊黨的年輕人，其實讀一讀的話，對將來仕途也有很大幫助。
只要學到呂惠卿手腕，起碼不至于被胥吏欺瞞、逼迫。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呂惠卿所做的序言。
在序言中，呂惠卿為輿論指責其的‘嗜殺’、‘濫殺’辯解。
他怎么辯解的？
拿著三代先王和周公孔子孟子的名義給自己辯護。
呂惠卿是這么說的——蓋仁者之于殺，則慘惻而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之于殺也，則憤怒而快之，以其惡之也！真人者，非有愛惡者也，則其于殺，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也！雖然，古之圣人之于殺，未嘗不矜者，與人同之也！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所謂慘惻憤怒之念，是因為思想境界還不夠，對圣人的理解還不夠透徹。
若是真正理解了圣人思想的人——比如說他呂惠卿。
那就不會拘泥糾結于個人個體的私情，而是會站到一個更高的角度，從天下、天道、天理上看待人間的種種。
于是，就會順天道而行國法。
而什么是新黨理解的天道？
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而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就像王雱說的一樣——天地之于萬物，圣人之于百姓，應其適然，而不系累于當時，不留情于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于是，呂惠卿的這部著作一經版印出版，立刻引發輿論震動，朝野側目。
無數抨擊、贊美、詆毀乃至于謾罵、歌頌如潮水一般涌來。
十二月的汴京輿論場，因為呂惠卿的這篇序言而震動。
所有人都開始各自站隊，互不相讓。
趙煦頭都大了！
這也是他要指示童貫，拱火此番曾肇、蘇轍繳還詞頭的事情的原因之一。
此乃現代新聞學的奧妙。
用一個事情，來掩蓋另一個事情。
吸引輿論關注，轉移焦點。
果然！
效果很好！
新舊兩黨的注意力，一下子從呂惠卿身上轉移開了。
大家開始關注起曾肇、蘇轍的事情。
葉康直與李憲的名字，開始登上汴京熱搜。
如今，當葉康直一案反轉。
更大的流量，洶涌而來。
再也沒有人去關注呂惠卿到底說了什么了。
一場很可能引發新舊兩黨大爭辯的風波，就這樣慢慢消散。
故此，這次的事情，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
其實，是趙煦故意為之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但蘇轍、曾肇怎么知道？
他們聽著趙煦的指責，只能是趴在原地，也只能是頓首謝罪，口稱‘臣等有罪，乞陛下降罰’。
趙煦聽著，清了清嗓子，然后接過旁邊的馮景端來的蜜水，潤潤喉嚨，然后才接著道：“祖宗的法度國家的條貫，朕一向敬重。”
自從在慶寧宮醒來后，趙煦就一向如此。
嘴里三句話離不開祖宗法度、國家條貫。
但實際上卻是打著左燈，瘋狂向右轉。
這一點，張方平、蘇頌都是看的仔細的。
但曾肇、蘇轍，卻被一直被迷惑。
故此，張方平和蘇頌都知道戲肉來，于是豎起耳朵，做出一副認真嚴肅的樣子。
而曾肇、蘇轍卻還是老樣子，趴在原地，動也不敢動。
“此番風波，兩位舍人，因信他人之語，以至國家大臣無故受污，更損太母慈圣之名。”
“兩位舍人，固是有罪……”
“但朕，也是難辭其咎！”
張方平、蘇頌連忙再拜：“陛下……”
曾肇和蘇轍則頓首泣道：“此皆臣等之罪也，與陛下何干？”
趙煦搖頭，道：“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朕既未曾立法，也未曾戒下，自是有責！”
“自也當至太母之前請罪……”
蘇轍、曾肇再拜而泣：“陛下……”
而張方平心中，卻想起了一個事情。
如今，汴京新報上連載的《三國演義》故事中——因士卒踩踏麥苗，于是魏武割發代罰。
這不就是，魏武之事的翻版？
于是，張方平暗道：“難怪有人言：當今圣上，頗類漢唐明主了……”
這種手腕，趙官家們是沒有的。
只有姓劉的那幾位和姓李的太宗曾經掌握，并將之修煉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張方平內心，頓時五味雜陳，說不出來悲喜。
理智告訴他，一個這樣的君主是有益的。
但屁股卻讓他多少有些毛骨悚然。
好在，他已經致仕退休了。
不必面對一個在沖年就已經如此老成熟練，還在不斷成長的君主。
這也是張方平、文彥博這樣的老狐貍，并不擔心趙煦成年親政后，會讓新黨獨大，乃至于重走元豐老路的原因——新黨和新學的主張與追求，是任何專斷型君王都不會接受的。
他們想要皇帝垂拱而治！
他們想將皇權，關進制度的籠子！
當先帝察覺到這一點后，就疏遠了王安石，于是王安石只能辭相。
先帝尚且如此，當今的權力欲和手腕只比先帝更大更強。
豈會容忍新黨胡來？
必是要倚重他們這些正人君子，支持天子獨斷的賢士大夫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