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古反對將投機行為納入刑名，他不是平白無故的反對，更不是站在勢要豪右的立場上，去維護那些操縱票證價格的晉商，而是基于實踐的考慮。
王崇古看著陛下的臉色，低聲說道：“陛下，這種消息，真真假假，歷來都不算罕見，三人成虎眾口鑠金，很多時候，謠言四起，也可能是些游手好閑之徒，張嘴胡說，這口口相傳，就越傳越邪乎，謠言止于智者，分辨是非、斷定真偽，就是需要投機者，去判斷這些消息的真真假假。”
投機就是投機的真真假假。
不好追查，哪怕是制定好了律法，如何來落實，也是問題。
什么是謠言，什么是故意鼓噪，如何去界定？交易行里本身就充斥著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
在交易行里參加博弈的投機客們，不就是以為自己一定比別人聰明，能夠分得清楚真假，進而獲利嗎？
交易行是個圍城，站在外面的時候，會看的很清楚很明白，一旦入局，就會喪失理性，入局的人想要走出去，但沉沒成本讓他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如果操縱票證價格入了刑名，不僅僅是行政處罰，那誰還愿意入場？那交易行的新政就是徹底失敗的。
“陛下，以這次莊家操縱馳道票證為例，這次他們在十五天的時間里，連續操縱，才鬧到了人盡皆知的地步，如果將十五天變成三個月，而后徐徐圖之，一點點的吃進，一點點的吐出來，這就是臣擔憂的第二個問題，如何去界定正常買賣和操縱票證。”王崇古說出了自己第二個擔憂。
因為界定困難，這個罪名很容易變成籮筐罪，刑名最怕就是這種模糊定義、語焉不詳，其危害就是經辦官員不分青紅皂白，什么事兒都往這個罪名上靠，最后這個條文會因為過度執行，逐漸變成沉睡條款。
這在大明，不止發生過一次。
王崇古面色古怪的說道：“臣愚鈍，別說去綏遠修馳道，就是鍘刀放在他們脖子上，估計也是該干還的干，前段時間，大明攻伐板升，照樣有白氏通番，有的時候，身在交易行局中，面對那數不盡的蠢貨，很難忍住不下手，就像莊稼成熟了，朝廷說不能收割，百姓怎么可能忍得住呢？”
“很具體的比喻。”朱翊鈞對王崇古的話表示了贊同，他本身事農桑，看到麥子熟了，那就必須得割，天王老子來了，也攔不住的！看著麥子爛在田里，那比殺了他還難受。
王崇古的話意思也很明確，傻子太多，騙子不夠用，這得有多么強悍的意志，才能忍住不割韭菜呢？
“那刑名不行的話，王次輔以為應該如何辦才好？”朱翊鈞想要知道王崇古怎么填補這個空白，不制定規則是不可能，這是朝廷搗鼓出來的東西，朝廷一定要劃出道道來，讓人們在規則之下博弈。
王崇古言簡意賅的說道：“罰錢。”
“罰錢？”朱翊鈞眼前一亮，往前湊了湊身子說道：“仔細說話。”
王崇古頗為確切地說道：“五千兩以下，罰沒所得，并處兩倍罰金；五千至一萬兩，罰沒所得，并處三倍罰金；一萬兩以上，罰沒所得，并處五倍罰金，數額極其巨大者，酌情重罰。”
“嗯！好！王次輔擬章來看就是。”朱翊鈞最終采納了王崇古的意見。
交易行是投機之地，要在投機之地，罰沒投機所得，并且處罰金，這種行為和脫褲子放屁有什么區別，要明搶就直說，需要繞這么大一個彎兒？
其內在邏輯是反貪，其根本目的是，防止官吏和商賈勾結。
官員利用自己的職位和地位，總是能夠獲得比常人更多的消息，一旦官吏和商賈合起伙來，在交易行謀取暴利，這對其他人不公平的同時，違背了大明《憲綱事類》。
《憲綱事類》是專門用于規范官吏行為，一共九十五條，這就是以權謀私的典型，是朝廷反貪的重點。
這次交易行的波動，這個設有門檻的私人交易會，這幾個莊家，顯然有自己的信息來源，幾次精準的提前收到了消息，并且利用這些消息謀取了暴利，這個時候，就沒有什么界定的模糊了，但凡是有官員參與其中，就是操縱票證。
處罰多倍罰金，適用于民間的勢要豪右富商巨賈，《憲綱事類》適用于官吏，依照貪腐處置。
朱翊鈞和王崇古深入溝通了下關于這個處罰多倍罰金之事，在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之后，朱翊鈞讓王崇古離開了。
“王次輔，留步，留步。”陸光祖見王崇古要回刑部，急走了兩步，低聲問道：“王次輔，這件事到這里是不是算結束了？”
“怎么，大理卿難不成想要讓大司徒或者大司空離任不成？”王崇古眉頭一皺，端起了手說道：“大理卿就不要整日里和那些科道言官在一起，大明朝廷養著他們，就是讓他們挑毛病的，咱們都是做事的，和他們不是一路人。”
科道言官并不算是畸形產物，相反他們一直是大明朝廷極為重要的糾錯力量，這些科道言官是逮誰咬誰，但做事的六部，卻不能像他們那樣。
“到這里結束最好不過了。”陸光祖聽聞王崇古這么說，也是松了口氣。
“你什么意思？”王崇古看著陸光祖眉頭緊皺的問道：“大理卿的意思是，這次攻訐大司徒和大司空的風力輿論，是我掀起來的嗎？”
陸光祖問王崇古是否結束了，這本身就很奇怪，整件事和他王崇古有什么關系呢？！
陸光祖的看法，不是他個人的看法，或許是整個京堂的看法，王崇古有動機這么干，王國光是晉黨叛徒，清理門戶是第一個動機，第二個動機則是交易行規則的制定，讓規則從最開始就有利于自己。
王崇古易怒，他已經怒火攻心，但很快，他就冷靜了下來，因為他發現了一件自己過去沒有察覺的事兒，若不是陸光祖詢問，王崇古也不會去想的問題，他的根基其實已經變了。
他恍然發現，他的根基已經從過去盤大根深的晉黨，變成了官廠團造，京官還是用老眼光看人，以為他必然為了過去的恩恩怨怨，要趁機下手，折騰王國光，但王崇古自己很清楚，自己動機不足。
官廠團造，可比依托于族黨更加可靠，這一發現，讓王崇古變得欣喜若狂。
“都是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不值一提了，這次可真不是我，但已經有了處置的辦法，這些科道言官就不能再咬著不放了，所以我才說到這里就結束了。”王崇古解釋了一句，也沒管陸光祖信不信，就轉身離開，往刑部衙門去了。
在人性本惡的鴻溝里，尋找那一條善與惡的界限，是一個長期的矛盾，而且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調整律法條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
很快，王崇古就做好了《交易行條例》，補充了《憲綱事類》填補了這一塊在律法上的空白，禁止操縱，禁止官商勾連在一起，官員非要充當‘消息靈通人士’，那他會面臨罰沒所得、降職、罷免、褫奪官身功名、流放等不同規格的懲罰，多倍處罰金，則是限制民間。
在填補了空白之后，科道言官終于消停了下來。
朱翊鈞拿到了第二期的《逍遙逸聞》。
自從林輔成在太白樓舌戰群儒而不落于下風之后，松江學派算是在大明京堂站穩了腳跟！
而王謙也不再為難林輔成，很快，《逍遙逸聞》對自由的界限展開了討論，不違背公序良俗，不違背大明律，這是自由界限的第一要素，否則自由學派就成為了助紂為孽，自上而下殘忍朘剝合理的鼓吹手。
就像朱翊鈞作為皇帝，作為大明最頂級的肉食者，就支持絕對自由，那作為皇帝就可以明搶了，黃公子也可以當街殺林輔成了。
自由秩序，強調個體自由，絕不是無序的自由，而是在一定的秩序框架下進行的。
林輔成對自由的定義非常明確：不受他人意志強迫支配。
這個定義簡單明了，甚至看起來有些粗俗，但林輔成就是如此定義，因為很多時候為了讓一些定義看起來高雅，過多的注釋，反而讓定義變得混淆，所以不如簡單明了的解釋清楚。
為了更加方便直觀的理解，第二期的《逍遙逸聞》林輔成詳細的描寫了江南蓄奴之勝，有富戶蓄奴多達一兩千人，凡此類奴仆都立有賣身契，子孫累世不得脫籍。
在嘉靖二十六年，太倉錢氏，有樂伎與家丁私相授受，主家不滿，而家丁鼓噪索要賣身契，一呼千應，各自到了各自主家門上，并逼身契。
有富戶率家丁鎮壓，奴仆人多勢眾，攻破家門，舉火焚屋；有富戶捧契書還于家奴，家奴仍不肯放過，踏破門廳，強淫女眷；有縛主家者，以刀黥刑，在人臉上刻下羞辱的字跡等等。
這次太倉奴變之后，太倉便有了烏龍會，專事打家劫舍，操戈索契，最盛時，寨中有三千四百丁，煊赫一時。
這是一場很少有人知道的奴變，彼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倭患，對于奴變之事，少有人聽聞，或者干脆混為倭患報聞朝廷。
那只有太倉這一個個例嗎？
林輔成在《逍遙逸聞》里，列舉了湖北麻城‘里仁會’、常州金壇‘削鼻班’、昆山嘉定‘大刀幫’，這些富有活力的民間社團，有索身契者數萬余人，聲勢浩大，并且逐漸在形成很有凝聚力的口號。
鏟主仆貴賤，貧富而平之。
林輔成用了長篇累牘的文章，詳細的描寫了江南奴仆的生活現狀、奴仆和主家的矛盾之激烈、斗爭之殘，對強人身依附的生產關系提出了批評。
“沒了？”朱翊鈞翻看到了最后一頁，意猶未盡的說道。
江南已經發展到了兼無可兼，并無可并的地步，反抗開始了，奴仆們用各種手段殺死了過去作威作福的主家，手段各不相同，削鼻班會把逮到的主家削掉鼻子，大刀幫把人直接剁碎，烏龍會會占據田產開倉放糧。
“這個林大師，看到了現象，找到了現象背后的問題，也說明白了原因，那么解決辦法呢？這就沒了？”朱翊鈞放下了逍遙逸聞，氣呼呼的說道。
馮保樂呵呵的說道：“用林大師自己的話說，他們哪有什么解決的辦法，要是有解決之法，還在詩社做筆正？”
作為一個筆正，耍嘴皮的大師，能做到這一步已經是林大師的極限了，傷疤挑了，至于如何治好這傷，那是朝堂的事兒，真有解決之法，那就該坐到文華殿里當明公了。
“有理。”朱翊鈞把《逍遙逸聞》遞給了馮保說道：“給先生看看。”
“是。”
其實朝廷也已經注意到了問題，王崇古的《請均田役疏》要實現的第一步，就是普查丁口，搞清楚大明到底有多少人，才方便繼續進行，而普查丁口，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勢要豪右家里的隱丁，隱瞞的人口，其實就是大明實際存在的奴隸。
萬歷四年十二月，漕運總督吳桂芳回京，上《屯田六議》，其中第四條為：是召集流民給田，開墾無力者，官給牛種，次年還官三稔。納役原主歸認，不許告爭。
不許原主告爭，就是法律不支持也不承認賣身契，吳桂芳此條是為了屯田，那時候，這一條沒辦法實現，最終其余五條在大寧衛、全寧衛、遼東推行。
那時候大明朝廷的行政力量、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并不能支持這一條的實踐，所以，大明的明公們，不是不清楚問題，而是做不到。
朱翊鈞拿起了奏疏，這是禮部尚書萬士和的奏疏，他寫好了新的《海外番國志》，這一卷寫的是蒙兀兒國，或者說印度，萬士和已經用盡了自己的努力，但是關于印度的史料，實在是太少，記錄最詳細的還是現在的蒙兀兒國。
萬士和在奏疏里討論一類商品，棉花以及棉布。
明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瓦斯科·達·伽馬繞過了好望角，抵達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終于直接接觸到了印度的織工，這是泰西人第一次接觸印度織工，不再需要大量的中間商。
在達·伽馬抵達印度之前，波斯商人用船只將棉花和棉布從印度運出，而后乘坐駱駝穿過大漠，將貨物交給奧斯曼人，奧斯曼人再用船，將棉花和棉布賣到泰西各地。
棉布和絲綢完全不同，棉布是大宗商品，不是絲綢這種和黃金等價的奢侈品，這種大宗商品的貿易，會直接促進海貿和繁榮。
在萬士和看來，大宗商品才有資格成為世界性商品，也唯有大宗商品才能促進海貿發展出復雜的、以大明為中心的海洋貿易網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維持產業的規模、只有大宗商品才能提供足夠的財富組建軍隊，將暴力投射到世界遙遠的角落，在萬士和看來，棉花棉布，會成為世界性商品。
而大明，在棉花和棉布這個商品上，不占據商品優勢。
世界性商品，是萬士和提到的一個概念，在他看來，世界性商品需要幾個必要的條件，首先是大宗商品，其次是普遍使用，其三是便于保存和運輸，絲綢沒有這種潛力，因為它的出產有限，也不會普遍使用。
瓷器可以成為世界性的商品、棉布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酒精也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煙草也可以成為世界性商品，白銀也是世界性商品。
世界性商品溝通地球上所有縱橫交錯的經濟體，世界性的海洋貿易正在構建，連英格蘭都在積極探索世界貿易體系，在這個構建過程中，大明要保持自己天朝上國的地位，不至于向下滑落到深淵，就必須要掌控更多的世界性商品的商品優勢。
沒有地方種植棉花，但大明擁有更加先進的棉紡工藝，無論是橫向規模還是縱向規模，都要領先蒙兀兒國，才能保證棉布商品的絕對優勢，讓蒙兀兒國成為原料國。
而蒸汽機，就是最初的那個點燃一切的火花，它現在微不可查的閃耀著星星點點的光芒，日后必然如日中天，煌煌耀若天日。
萬士和借著海外番國志蒙兀兒國卷，上奏請陛下重視世界商品和世界海貿網絡。
整個世界的原有秩序正在逐漸消亡，整個世界也正在尋找新秩序，在新秩序塑造的過程中，有多少文明，在悄無聲息之中消亡？西班牙殖民者蠻橫的消滅了瑪雅王國，并且摧毀了一切。
中原文明沒有特殊的地方，也沒有想象的那么有韌性，在兩百年前，也滅亡了一次，景泰四年，泰西的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帝國攻破，羅馬宣告正式滅亡，再也沒有閃電般歸來。
大爭之世，強則強，弱則亡！
這就是萬士和這個禮部尚書，站在全球視角下，上的一封政論疏，既沒有主張，也沒有什么政令，是萬士和在他的‘番夷狼面獸心，畏威而不懷德’的基礎上，對文明進程的思考。
這或許就是禮的本質——文明。
大明京師逐漸走入了深冬，煤煙引發的霾災，讓不事生產的士大夫們忍無可忍，但大明的百姓們對煤煙并沒有那么多抵觸。
一飲一啄，因果循環，享受了廉價的煤炭，自然要付出一些代價，大部分的京師百姓們，比較羨慕窯民和織工，無論是進了西山煤局，還是毛呢官廠，都算是生活有了著落，而官廠團造的學堂，是希望。
西直門煤市口的煤炭價格，在天氣變冷之后，仍然沒有改變，一斤六文。
今年的煤市口多了一種帶煙囪的火爐子，一個火爐子作價三兩銀子，可以用五到十年，若是保存的好，會用更久，而火爐子可以使用蜂窩煤，一種摻了黃土塑形、用碾碎的煤炸制作，能夠充分燃燒的燃料。
新的蜂窩煤比煤炭要便宜一些，而且即便是沒有煤局出的火爐子，自己可以在家用泥巴搪一個爐子使用。
成衣店的客人，比往年要多了許多，來自北方的皮草，來自南方的棉襖，來自永定河畔的毛呢，顏色鮮艷的衣褲，都是熱銷品，過年了，為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成了一種新的風尚。
就連巴西紅木也有了自己的名字，香龍血樹，因為用巴西紅木染出來的衣服，都帶著一股香味，因為染出的衣服鮮紅而且經久不掉色，故此得名。
天下百官其實都在期盼著一出大戲，那就是大明皇帝和張居正火并！
這些懷揣著野心的家伙，盼了一年又一年，還是沒有等到，但他們始終堅信，快了！
在所有人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皇帝素來如此。
作為天下至尊，在年少的時候，咬著牙蟄伏起來，就是心里再恨，表面也要尊重，積蓄力量，等到長大了，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對敢于約束自己的張居正，那必然是雷霆報復。
比如王安石和宋神宗。
宋仁宗當政四十年，有所謂的仁宗盛治，號稱四海雍熙，治世清平，但北宋三冗之弊自仁宗起。
在宋仁宗登基第二十六年，皇祐元年，大宋的財政第一次出現了赤字，歲收11613萬余貫，支出12034萬余貫，非常支出1152萬余貫，竟然短缺近1500萬貫，國朝財政年年虧空，不斷發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宋仁宗沒有兒子，宗室過繼的宋英宗登基，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營建永昭陵，下葬了宋仁宗，短短四年后，宋英宗一命嗚呼。
宋英宗的兒子宋神宗要給自己的親爹修陵寢，整個大宋朝廷，最后只拿出三十萬貫來，諸路轉運司和雇石匠四千人，草草了事。
一如隆慶皇陵只用了五十萬銀，有11萬是第二年才結清一樣，北宋也面臨著財用大虧的危機，王安石這些變法派登上了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原因很多，但宋神宗隨著財用日盈，對變法不再鼎力支持，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按照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皇帝和帝師元輔之間的戰爭一定會進行！
可惜讓人失望的是，萬歷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明皇帝帶著王皇后、長子朱常治，再次來到了全楚會館，每月二十三日，是皇帝固定到全楚會館蹭飯的日子，很多人拿這件事作為皇帝與元輔之間關系是否融洽的標準。
大明皇帝的大駕玉輅如期而至，讓一些個野心家，非常失望！
皇長子朱常治很少出通和宮，兩歲的朱常治已經能上躥下跳了，說話也很清楚，朱翊鈞也是第一次帶著長子過來蹭飯，朱常治很喜歡熊廷弼，看著熊廷弼五大三粗的樣子，非但沒有害怕，反而很喜歡熊廷弼背上的寬闊。
“熊大最近的課業如何？”朱翊鈞問起了熊廷弼最近的學業。
張居正認真思考了一番說道：“文武兼備，之前不讓他延后考舉人，他想去參軍，臣打算讓他去綏遠。”
“綏遠？他才十三歲。”朱翊鈞驚訝的說道，哪怕熊廷弼長得再著急，他也還是個十三歲的孩子！
“不小了，陛下十五歲就在西山帶著緹騎殺賊了，李如松十四歲就跟著父親在遼東殺虜了，陛下，民間十四歲就該大婚了，比皇家要早兩年。”張居正頗為認真的說道。
“等到十六歲再去吧。”朱翊鈞連連擺手說道：“那不一樣，那是沒辦法。”
“臣遵旨。”張居正思考了一下，應了下來，熊廷弼是個可造之材，也可以讓他在身邊多學一些，再出去歷練不遲，熊廷弼的性格太直接了，需要在張居正身邊學一點圓滑。
“四川地面的清丈，今年終于有動靜了。”朱翊鈞說起了清丈還田，相比較前幾年的高速增長，大明萬歷九年的清丈還田畝數為844萬頃，這其中包括了四川的清丈，去年是792萬頃。
羅瑤受賄三十四萬銀的大案落下帷幕之后，四川的清丈終于開始步入正軌。
“今年的歲收不正常，有點太多了。”張居正也收到了戶部上奏的奏疏，大明今歲田賦折銀為1520萬銀，工商稅賦和官廠等，第一次超過了四成，高達1048萬銀。
大明田賦折銀后加上工商稅賦總計為2568萬銀。
這工商稅賦，最大的部分來自于開海的關稅，市舶司押送京師的白銀就超過了320萬銀，官廠團造貢獻了180萬銀和去年相同，其中重中之重，是皇帝領銜開海投資分紅超過了220萬銀。
相比較去年的723萬銀，增長絕對值高達325萬銀，要知道嘉靖年間，朝廷一年歲入折銀不過六百多萬銀，六個半先帝皇陵了。
“不奇怪啊，整個南洋，在冊的田畝已經超過了170萬頃，朝廷官辦種植園七十四處，民園已經高達一百二十四處，總計198處。”朱翊鈞對審計的明細看的很明白，增長的主力主要是關稅和種植園收益。
種地和收稅，果然還是當下最賺錢的兩個買賣。
“一年歲入這么多，還要發國債向民間借錢，臣真的是愧對陛下。”張居正的面色要多復雜有多復雜。
皇帝向民間借貸，這是多么有損皇帝威嚴的惡事，但朝廷確實沒錢，賺得多花的也多，光是軍事支出就超過了1200萬銀。
“明年開春，要投入一千萬銀，用于開海。”朱翊鈞說起了自己的打算，開海投資。
申時行覺得可以在一些項目上進行細分，在交易行募集資金，風險向下轉移，但朱翊鈞不打算立刻就做。
他打算加大投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