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延福宮。
朱國祥正在打理宋徽宗留下的珍貴花木，拾掇一圈又洗洗手，問道：“刑統是什么東西？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怎么宋代只有一個《宋刑統》？”
朱銘躺在搖椅上喝茶，解釋說：“刑統就是刑事法規匯編兼解釋。因為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趙匡制定法律非常著急，前后只用了半年時間。所以就直接照抄唐律，只改了些需要避諱的字詞。《宋刑統》的編撰者來自后周，剛剛編完一部《大周刑統》，所以《宋刑統》也大部分是抄來的。對于編撰者來說，也算自己抄自己。”
朱國祥大致聽懂了：“就是說相比起《唐律》，宋代的法律框架整體沒變，但具體斷案量刑和法律解釋給改了些？”
“也可以這么說。”朱銘點頭道。
“那朱元璋的《大明律》怎么樣？”朱國祥問。
朱銘簡單回答：“《大明律》更具系統性、整體性、統一性、規范性，更強調程序正義，更注重司法公正和官員廉潔。唐宋的法律，可操作性空間更大，而且對官員的約束不夠。這是朱元璋的性格和治國理念決定的。”
“這個可以，程序正義很重要。”朱國祥點頭說。
朱銘說道：“現在的重點是，我們的步子該跨多大，步子跨大了會不會過于超前。比如八議制度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又該保留多少？”
“什么是八議制度？”朱國祥對古代法律一竅不通。
朱銘解釋說：“就是八種類型的犯人，比如皇親國戚，比如特殊人才，比如德高望重者，比如立有大功者。對于這些犯人，官員可以審判但不能執行，必須上報給中央朝廷，由中樞重臣進行商議。重臣商議出的判決結果，再呈交給皇帝進行裁決。”
“這個還真不好決定。”朱國祥嘀咕道。
父子倆還保留著現代思維，但同時又融入古代社會，這就在對很多事物的認知上產生割裂感。
仔細考慮之后，朱國祥說道：“八議制度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須進行嚴格界定。比如德高望重者，根本無法客觀判定，是人是鬼都可以德高望重。還有皇親國戚，不能說沾親帶故就算。再者是重臣們商議的判決結果，如果涉及死罪法律，天王老子也不能免除。八議制度的寬恕條件，最多在流放罪以下，殺人者償命不得違背！”
“也就是說，皇子殺人也得償命？”朱銘問道。
“不錯，”朱國祥說道，“就算要特赦，也只能由皇帝特赦，重臣商議時無權免死！”
父子倆開始進行詳細討論，最終把魏晉以來就有的八議制度，直接縮減范圍成三議制度，且施行范圍和內容進行嚴格規定。
首先是皇親國戚，只有皇帝五服內的血親才行。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后的親屬，從八議之中取消！
議故（皇家故舊和蒙恩日久者），取消！
議賢（德高望重的賢人），取消！
議賓（主要指前朝皇室以及孔家），取消！
議勤（對國家有苦功者），取消！
議才（有大才可安邦定國者），取消！
有大功者和權貴（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保留。
有些東西必須保留下來——
譬如為國開疆拓土的大功之人，他牽扯到的各方利害關系太多。一旦給予司法部門判決權，可能引發非常嚴重的后果，甚至是成為政治斗爭工具，必須由皇帝和中樞做出決策。
又譬如一品爵和三品官以上，這些都屬于大員，必須中樞集體商議，再交給皇帝判定，否則會引起政治動蕩。（官員犯罪還有更細化的規定，哪級部門能判決哪品官，必須進行嚴格規定。皇親國戚也多有官身，算在官員犯罪條例當中。）
八議變三議，已具有歷史性的跨越式進步！
事實上，朱國祥和朱銘取消太后、皇后的親屬犯罪議奏，看似讓法律變得更公正了，但實行起來有可能起到反效果。
比如皇后的表弟犯罪，以前官員可以上奏，交給皇帝和重臣來處理。今后判案官員有決定權，不需要再上報，反而會被嚇得不敢判，甚至是幫著涉案者脫罪。
有時候更公正的法律，實際運用卻帶來不公正。
這個版本的《大明律》，今后肯定還會修改，根據實際使用情況而調整。
只有父子倆都死了，《大明律》才不可更改，今后的君臣會使用補充條例填補漏洞。
歷朝歷代都是那樣，太祖、太宗定下祖宗之法，后續皇帝搞各種補充條例，沒有什么法律是一成不變的。
敲定了這個，朱銘又說：“還有就是贖罪，這個也是不斷收縮的。宋代就比唐代更嚴格，北宋后期也比北宋初年更嚴格，我認為還要進行法律收縮。朱元璋的《大明律》可以借鑒，但也只是借鑒而已。”
朱國祥說：“贖罪條例可以取消。”
朱銘笑道：“朱元璋的《大明律》，對輕罪的贖罪條款，更像是一種變相的罰款和社區勞動改造。比如鞭刑和杖刑，有錢的出錢贖罪，沒錢的出力贖罪，幫官府運炭搬磚都可以抵罪。”
“這個可以，其實就是小罪罰款。”朱國祥點頭道。
“但我不同意重罪交贖金，”朱銘闡述自己的想法，“我認為徒刑一年以下，可以交罰款贖罪，但一年徒刑以上必須坐牢！至于流放和死罪，就更不能交錢免罰！”
這些都是開創性的東西，只能由父子倆商議，無法交給大臣去制定。
因為歷朝歷代的罰銅贖罪條例，對于權貴和富人來說太寬仁了。
當初朱銘觸怒宋徽宗，被下獄也一點不怕，就是仗著有贖罪條款。他沒犯十惡之罪，又擁有官身，宋徽宗定再重的罪，朱銘都可以交罰款免死、免流放。
朱銘又說：“需要我們親自制定的，還有對于官吏的法律。特別是對官員身份的定義，官員究竟算不算民？適不適用于對民的刑法約束？”
“是民！”朱國祥點頭。
官員在觸犯刑法時，究竟要不要跟庶民同罪？
現代人當然覺得應該同罪，但古代社會卻不一定。
朱元璋是通過殺自己的駙馬，才定下了“官民同罪”的先例。
朱銘說道：“我們制定的《大明律》，應該給出明確定義，即官員在觸犯法律時，官員跟百姓屬于一樣的犯罪主體。”
“理當如此。”朱國祥嚴肅道。
父子倆足足討論了兩天，把開創性的東西給講清楚，然后由朱銘寫下總綱。
《總綱》更像一篇簡略憲法，闡述大明法統與國家屬性，論述皇帝—官—民的關系，以及定下“民為邦本”的基調，再論述編訂《大明律》的意義所在。
朱銘叫來內閣成員和刑部尚書，把《總綱》給他們看了，又闡述那些開創性的東西。
眾人沉默，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其實朱國祥在治理四川時，已經展示出很多東西，張根等人是有感受到的。
但寫成法律條文，他們就有些受到沖擊了。
在大明新朝的法律之下，文官沒犯十惡之罪，居然也會被判死刑，甚至連流放都不能交罰款抵罪。
這也太嚴酷了，官不聊生啊！
刑部尚書柳瑊忍不住說：“太子殿下，此律一旦頒布，臣身為刑部尚書，恐怕會被千夫所指。”
朱銘笑道：“我翻看過《宋刑統》，也查閱了宋初的條例。宋朝初年，官員所犯罪行當中，對待貪贓枉法是最嚴厲的。僅僅過了幾十年，貪贓枉法就變得稀松平常，甚至連皇帝都懶得去處罰貪官。不是大明的法律太嚴酷，而是宋朝對官員過于寬仁，甚至已經到了放任的地步。”
既然太子已經定下基調，那眾臣也不能再說什么。
翟汝文看完綱目之后贊道：“如此提綱挈領，條理極為分明，可為萬世善法也。”
對于古代而言，專門制定分類法律不現實，也沒有那個必要。
因此，朱銘借鑒了朱元璋的《大明律》形式，以六部之名來對法律進行分類。
吏律，即官吏條款，對貪污、瀆職、舞弊、徇私等行為制定法律。選官，升降，賞罰，這些規矩也在其中。
戶律，主要是民法內容，包括納稅、婚姻、糾紛、財產、商業、出版等等。
禮律，婚喪嫁娶規矩，社會倫理道德，甚至是科舉等等。
兵律，其實就是軍事相關法律，更細化的軍法不包含在內。
刑律，即刑法。
工律，官方工程相關規則。
這種法律分類方式，令眼前的大臣們頗為佩服，只看綱目就具有清晰的條理性。
朱銘說道：“《大明律》的編修，陛下為總裁，我為副總裁，閣臣皆為編撰。具體交給刑部負責，但需要各部一起出力。每月呈交稿件一次，先由我審核，再交給陛下復審。爭取八個月時間編完，試行三年再進行修訂，到時候查漏補缺。”
“是！”眾臣拱手。
這部法律書籍，朱銘極為慎重，因為它可能會影響未來中國數百年，即便改朝換代也依舊具有持續影響力。
民為邦本，官民同罪，這八個字明文寫在書中。
不管實際能否做到，但至少要成為社會共識。一旦有人違反，或許他會逍遙法外，但大家都該知道那是不對的。
對與不對，這個很重要！
把更詳細的法律內容，交給專業人士去制定，朱銘終于有空接見高麗使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