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寶攻略東南速度飛快，大明朝廷派來的文官也快。
由于地盤猛增三個省，大量官員獲得升遷，一批批調去浙江、福建和江西。被養在翰林院的許多官員，也外放出去做知縣或縣令，甚至有人直接做了州判。
之前已經在做知府的白崇彥，雖然官職還是知府，這次卻是調去知杭州府，并且還兼領浙江省參議職務。
在一眾老朋友當中，白崇彥算升得比較慢的，主要是朱銘還想讓他鍛煉。
令孤許這回卻是做了江西按察使，等江西從戰時平穩過度，他就能立即升為江西布政使。而獻土有功的兩位布政使，則會從現任職務調離，從而完成大明新朝對江西的掌控。
明州（寧波）。
一群高麗使者在此出發，因為季風與洋流關系，他們沒有乘坐海船北上，而是通過江浙水網至長江。
高麗在北宋的外交級別，最初是比西夏更低的。
宋徽宗在位期間，不但聯金伐遼，而且還聯高麗制遼，于是高麗的外交地位反超西夏。
由于害怕被遼國水軍劫掠，高麗請求改變航運路線。以前是在山東登陸，后來改在明州那邊，明州城內專門設置高麗司，負責與高麗進行朝貢貿易。
眼下這群高麗使者，已被軟禁在明州一年之久。
李資亮、李永、權通等使節，至今沒搞明白自己為啥被軟禁。
李資亮是經常出使大宋的老熟人，多次獲得宋徽宗接見。權通更是從大宋太學畢業，宋徽宗親自賜予進士出身。
宋徽宗明明就在杭州，離明州距離近得很，卻非要軟禁他們干啥？
其實很簡單，宋徽宗不知如何面對高麗使節，那就先晾在明州暫時不予理會——高麗使節是奉命聯絡大宋一起抗金的。
在長江換船，一路經運河北上。
李永憂心忡忡道：“還不知國內如何了，吾等應該先回國請示陛下，再前往汴梁覲見中國的新皇帝。”
李資亮說：“國內應該無礙，聽聞金兵敗于朱太子之手，想來沒有余地再發兵攻打抱州（即保州，朝鮮之義州，在丹東的江對岸）。”
李永又問權通：“朱太子是怎樣人？”
權通搖頭道：“不甚了解。朱太子在東京做太學正時，負責管理的是外舍與內舍，而在下當時已經是上舍生。不過朱太子在東京極有名氣，他是政和五年的探花郎，發明了探花煤和探花灶，還改良了活字印刷術。此后的事情我就不知了，我被賜予進士出身之后便回國。”
李資亮吩咐道：“既有這層關系，就該好好利用。如果有機會私下覲見朱太子，你可以向他執弟子禮，想來應該更能拉近距離。”
金國與高麗的關系，這些年一直在變動。
剛開始，金國把高麗視為父母之國，兩國一起聯合大宋抗遼。
緊接著，金國又想跟高麗約為兄弟，金國為兄，高麗為弟。高麗予以拒絕，并視為奇恥大辱。
等天祚帝被殺得逃去草原，金國開始強迫高麗稱臣，并索要鴨綠江南岸的保州。高麗因此大怒，開始在邊境布置重兵防備，并且公然接納金國判將和逃民。
去年，高麗正式向金國稱臣，并且承認金國是父親。但堅決不肯交出保州，還暗中聯絡大宋夾攻金國——就是眼前這些使者。
僅十年時間，金國就從高麗的兒子，搖身變成高麗的爸爸。
冬天正是興修水利的好季節，高麗使者一行穿過淮南，只見沿途到處都在搞水利工程。
李資亮大為震撼：“中國的新朝不可小覷，一定要與他們交好。金國乃蠻夷也，認金國為父乃奇恥大辱。只要時機來臨，就當撕毀國書，轉而與中國約為父子，再趁金國虛弱占領江北（鴨綠江北）之地！”
權通在東京讀書好幾年，從始至終都是個中國吹，他立即附和道：“中國繁榮強大，理應為我高麗之父。”
此時的高麗怎么說呢？
國王叫做王構，因為要避諱某人，后來干脆改名叫王楷。這就能體現他們對中國的態度，即便高麗已經臣服于金國。
一直來到京畿地區，依舊遍地在搞水利，讓這些高麗使者更加震驚。
其實吧，從京畿到兩淮，沿途水利早就該搞了。
由于宋徽宗掏空了地方財政，而且搞水利不如搞花石綱，全國各處水利設施都年久失修。江淮地區幾乎年年洪災，跟水利失修有很大的關系。
如今新朝建立僅一年，地方水利工程便大量啟動。
一是官員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只要正事兒干得好就能升遷。
二是朝廷取消各種苛捐雜稅，并且取消了土貢和花石綱，這讓老百姓有了喘息之機。地方官趁機征發徭役，只要不逼迫過度，老百姓就不會反抗，畢竟大家都不想遇到洪水。
三是受災流民太多，地方需要以工代賑，于是威逼利誘富戶掏錢，把大量流民都弄去修水利。水利一旦修好，對富戶也有好處，甚至可以聯合官吏侵占土地。
相起比徽宗朝的日漸凋敝，大明新朝建國的第一年，各地就有了欣欣向榮之象。
跟朝鮮使者差不多時候進京的，還有李彥和蔡攸。
蔡攸試圖返回福建老家，隱姓埋名度此余生。
但他還沒走出浙江，就被自己的親隨給舉報了。因為新來的浙江布政使張樸，命令全省張貼海捕文書，并給東南小朝廷的奸臣都開出賞格。
至于李彥，則是被山民抓獲。
好幾個太監結伴潛逃，宋徽宗沒有帶錢的習慣，他們身上可都藏著金銀。
但就是這些金銀壞事兒！
銅錢太重太賤他們沒帶，餓極了只能用金銀買吃的。偏偏他們又往山區逃跑，竟在山村使用金銀，不被村民懷疑才怪了。
“快點走，不要磨磨蹭蹭！”
一鞭子抽過去，差點抽得蔡攸摔倒，那副枷子實在太重了。
蔡攸再度看見東京城墻，一時百感交集，不禁雙目垂淚。
包括李彥在內的幾個太監，也陸陸續續下船，他們自知命不久矣，開始在岸邊痛哭流涕。
高麗使者正好在碼頭上，權通說道：“那位似是蔡攸。”
李資亮不禁感慨：“我也在御賜宴席上見過，當時蔡學士風度翩翩，不成想竟落得如此下場。”
“快走吧，莫要跟此人有聯系。”李永說道。
朝會。
閣臣翟汝文率先出列：“今奸賊被抓獲，有人建議用凌遲之刑，否則不足以泄民眾之公憤。臣以為，凌遲有傷天和，不但不可為常刑，便是偶爾為之亦不可。”
刑部尚書柳瑊卻說：“不以峻法，如何震懾宵小？蔡攸可不用凌遲，但李彥雖不是六賊，卻比六賊之一的楊戩有過之而無不及，必須以凌遲懲處之！”
兩人開了個頭，其余官員紛紛發表見解。
支持凌遲和廢除凌遲者，差不多是五五開。還有一些在和稀泥，認為李彥應該凌遲，但這種刑罰今后必須慎之又慎。
張根一直沒發言，朱國祥問道：“首相以為如何？”
張根說道：“凌遲與否，乃是小事，依法辦理即可。當務之急，是制定《大明刑統》，使得判案官員有法可依。”
副相高景山今冬患病，身體越來越不好，這次朝會專門給他安排了椅子。
高景山從椅子上站起：“陛下……”
“愛卿坐著即可。”朱國祥道。
“多謝陛下恩典，”高景山又慢吞吞坐回去，“臣以為，張相所言甚是，是該編撰《大明刑統》了。但凌遲之刑，還是應該廢除。舊宋也說慎施此刑，最初只用于謀反和采生折割，但熙寧之后就迅速泛濫起來，甚至有因妄言而受凌遲者！”
凌遲出自《荀子》，剛開始并非刑法，用來形容緩緩升高的山坡。
中國自古有很多肉刑，但比較常見的重刑是磔（肢解）。南北朝時達到一個高峰，并且出現了凌遲的雛形。
而到了唐末五代，凌遲之法漸漸成型，并且被割據勢力濫用。
北宋初期是慎用此刑的，可一旦開了口子，必成泛濫之勢。
都說宋代不殺文官，那是沒犯十惡不赦之罪。
熙寧八年，余姚主簿、秀州團練使、秀州醫官、河中觀察推官……這些文官因涉嫌謀反，不但被判處死刑，而且還是凌遲之刑。
可是，從秦漢一直到北宋，凌遲始終沒有寫進法律，判起來其實是無法可依的。
南宋才把凌遲寫進增補條例，元代才開始寫進正式法律。
朱國祥看向兒子：“太子可要說什么？”
朱銘捧著笏板出列：“兩位宰相老成持重，臣也覺得應該先定本朝律法。至于凌遲之刑，還是廢除為好。真有人想要謀反，凌遲怎能嚇阻？在臣看來，砍一刀跟割一百刀，其實沒有什么區別，搞得血肉模糊著實不好看。不如增加一條，犯極重之罪時，家屬沒有處理尸體之權。此人被正刑之后，尸體必須交給醫學院，以供醫學生進行解剖。”
這個觀點，角度實在刁鉆，群臣聽了都很迷惑。
而且大部分官員，也對醫生解剖尸體無法理解，認為那是對尸體的極大不尊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