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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7【王者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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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安國捧著太子增批的《禮記》,精神恍惚走到外邊,抬頭一看感覺太陽過于刺眼。

  孟昭見狀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內則》,又沒有強行增批《大傳》。一點小事,無傷大雅。”

  胡安國緩了一口氣,點頭說:“確實。”

  兩人又聊幾句,各自回去辦公。

  《禮記》是對先秦禮法的總結,進而引導確立后世兩千年來,中國人的宇宙觀、世界觀、人生觀、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學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講的是治國理念、學校教育、喪葬養老等等。

  《大傳》講的是宗法制度,這玩意兒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甚至可說能夠推動中華文明發展。

  《內則》講家庭內部的禮儀規則,同時還包含飲食制度。但它講得太細了,具體到個人行為準則,近現代批判的吃人禮教,很多都可以在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銘也對其頗不認可,非要增加批語不可。

  朱銘對于婚姻的增批,并非以男性視角搞雙標,它有著具體的社會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讓離婚,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在底層貧苦家庭,因為兒子討媳婦是要考慮經濟成本的。它肯定發生在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而女方的娘家也會有一定社會地位,朱銘的增批給女方娘家提供了火力。

  這樣保護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難,也會礙于女方娘家和社會輿論壓力,不敢做得太過明目張膽。真被刁難得過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離,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離與休妻,還是有區別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卻不讓離婚。在巨大的家庭壓力和道德壓力下,丈夫還要堅持離婚并鬧到官府的,要么是對妻子不忠、對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么就是夫妻倆確實矛盾重重過不下去。

  這種情況,朱銘讓判案官員酌情判決離婚,而官員礙于傳統道德,在多數情況下是不會判離的。

  兩處增批,都是在給弱勢方增加砝碼,并且還不一定能夠成功。

  《國朝禮記正義》這本書,胡安國只是擔任總編而已,屬于翰林院內好幾個學派的妥協產物。

  胡安國拿回翰林院,讓諸派學者慢慢觀看。

  眾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數憤怒或歡喜的,也不敢當眾表露出來。

  唉,還是慢慢編《春秋傳》吧,胡安國悄無聲息回到辦公室。

  歷史上那本《春秋傳》,是胡安國受靖康刺激而編成的。他身為“秦黨黨魁”,當時搞得里外不是人,在秦檜正式主持議和時,胡安國其實已經辭官隱居了,并在隱居期間把這本書給寫出來。

  通篇總結就四個字:尊王攘夷!

  大一統是尊王,當時兵頭子遍地,農民起義頻發,胡安國說大家要聽皇帝的話。

  大復仇是攘夷,反對議和,號召報仇。

  而且,胡安國把很多《公羊傳》都沒注解為復仇的句子,強行理解為是在宣揚復仇。

  整體的復仇觀點,說白了就是宣揚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對君父有討賊復仇的義務;

  第二,不能跟仇國恢復邦交,更不能議和;

  第三,與仇國作戰,雖敗猶榮;

  第四,反對九世復仇,因為這一代不復仇,下一代多半會忘了仇恨,就算沒忘也缺少切膚之痛。這一代如果不能復仇,下一代還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孫拖入無休無止的復仇深淵。

  現在的胡安國,更側重于闡述大一統。

  趙佶、趙桓曾經是他的君父,但朱銘并未弒君,這兩位前朝皇帝還活著呢,所以胡安國用不著給君父復仇。

  胡安國甚至主動為朱銘造反找理由,譬如“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批評趙桓、趙佶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國”。

  又說大明為新朝正碩,國內割據勢力應該放棄抵抗,包括宋徽宗、鐘相都該歸順朝廷完成大一統。又言燕云、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為華夏故土,必須完成國土統一,同時這也是在對蠻夷展開復仇。

  胡安國坐在辦公桌前,閉目回憶今日的對話,再聯想到皇帝、太子的種種政令。

  猛地,胡安國仿佛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該寫什么了!

  《春秋》除了宣揚尊王攘夷,搞大一統、大復仇之外,還可以是改革制度之書。

  董仲舒當年使用《春秋》時,就陰戳戳賦予其改革意義。后世康有為搞維新變法,便順著董仲舒的思路,宣稱“《春秋》專為改制而作”。

  胡安國臉上露出微笑,提筆寫道:“《春秋》微言大義。大義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國在學術上愿意變成太子的形狀。

  這廝寫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見太子。

  朱銘看完頓時展露笑容,點頭贊許:“胡先生不愧是當世大儒!”

  在胡安國的文章里,朱國祥、朱銘的改制創新,跟王安石的變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變法,變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國祥、朱銘屬于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統”是圣賢之言,新王創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圣人教誨。

  因為隋唐宋的制度,都有其缺點,所以它們才會亡國。

  同時它們又各有優點,所以它們才能取代前朝。

  通三統的意義在于,采納前面幾個朝代的優點,摒棄那些朝代的缺點,根據現有的情況進行統合,從而創立最適合新朝的法度。

  所以,朱氏父子不管怎么改變制度,那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有的地方改錯了還可以再改回來。

  大明版的胡安國《春秋傳》,正式確立其思想基調,即:通三統(改革制度)、大一統(皇帝集權)、大復仇(領土擴張)。

  胡安國說:“昨日受太子殿下言語啟發,臣于《春秋》又有領悟,因此才寫出這篇拙文。”

  朱銘畫大餅道:“等先生寫成《春秋傳》,我定向陛下舉薦先生為觀文殿大學士。”

  “不敢有此殊榮,臣實惶恐。”胡安國面帶微笑,顯得那么云淡風輕。

  北宋皇宮里的大殿,名字暫時都沒有改。

  觀文殿大學士屬于加官,榮譽稱號而已,宋代一般授予給宰相。

  但也有例外,比如徐處仁,就以大名知府的身份,獲授觀文殿大學士頭銜。

  此大明非彼大明,一來就給閣臣定下官職品級,不用依靠大學士的名頭做事。所以大明新朝的殿閣大學士,跟閣臣宰相有所聯系,但兩者并未進行綁定。

  朱銘反復閱讀這篇文章,猛地喊道:“拿彩幣來!”

  彩幣,其原意并非錢幣,是皇帝賞賜大臣的財帛統稱,它可以是刀劍、駿馬和布匹。

  但到了大明新朝,它就真的變成錢幣。

  胡安國捧著剛領到的彩幣,忍不住仔細打量起來。

  五枚金幣,五枚銀幣,并非傳統的外圓內方形制,而是厚厚的圓形錢幣。正面為日月圖案,背面印著“壹兩”字樣,側面還有鋸齒防止故意磨損。

  朱銘笑著說:“這是新朝的金銀幣,分為御賜和民用兩種。御賜彩幣,日月圖案有略微不同。一個金銀幣為法定一兩,里面摻了些雜質,免得金銀過軟易變形。”

  胡安國問道:“今后民間也用嗎?”

  朱銘點頭道:“銅錢過于沉重,金銀又使用不便,于是鑄造這種金銀幣,用來方便民間大額交易。”

  鑄造金銀幣的鑄錢監,目前只設立了兩所,一在漢中,二在洛陽。

  等山東徹底穩定之后,山東也會設一所,因為那里盛產金銀。

  說是鑄幣,其實是用水力鍛壓的。

  一枚金銀幣,金銀含量只有85,既能防止錢幣變形,也能靠鑄幣來賺錢。

  朱銘說道:“舊宋鑄造的金銀銅錢,依舊可以使用,但不會再行鑄造。官府收到的舊錢,會逐步熔了另鑄新錢。”

  胡安國連忙說:“統一貨幣,此亦新王通三統也。”

  宋徽宗時期搞出許多大額銅錢、夾錫銅錢,大明新朝是不予認可的。

  別說大明朝廷,就連舊宋朝廷自己都不認。明明是朝廷鑄造的錢幣,收稅時官府卻不要,因為那玩意兒的實際幣值太低了。

  不過從北宋中期開始,由于貨幣需求量劇增,而銅產量又嚴重不足,導致全國都在鬧錢荒。

  大明新朝也銅儲量不足,所以在收稅的時候,允許百姓用大額銅錢折價交稅。收上來的老式銅錢,逐步進行熔煉重鑄,可以回收許多鑄幣原料。

  具體怎么折價,按當地實際幣值計算,這種做法可操作空間極大,肯定有官吏欺上瞞下從中漁利。

  但從長遠來看,短時間的損失可以接受。

  當然,夾錫錢、夾鉛錢堅決不收!

  胡安國拿著金銀幣,面帶春風回到翰林院,他是第一個獲賜新式彩幣的人。

  只賞賜五兩金幣、五兩銀幣,這并非朱銘太摳門,反而是古代賞賜的常態。動輒賞賜金銀千兩,那才屬于反常呢。

  胡安國離開之后,朱銘再次閱讀此文。

  他極為喜歡這篇文章,雖然扭曲了《春秋》原義,但經典不就是用來扭曲的嗎?

  漢武帝當年重用董仲舒,就是為了統一思想,為自己北擊草原提供理論依據。

  當時用“大復仇”來對外戰爭,實際上非常牽強,因此還加上一句“天下為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

  王者無外,就是漢武帝時期,對《春秋》大一統、大復仇的新定義。

  在這種思想的加持下,估計今后的大明使節,會跑去國外故意挑事兒,為大明擴張提供“大復仇”借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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