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李自成、張獻忠的行為，大明對于戰爭的主動權更加的落寞。
同時越發暴露大明貌似強大，實則虛弱不堪的本質，大明的最高統治者已經陷入了極大的苦悶當中。
盡管崇禎在病榻當中，對著一幫內閣成員為楊嗣昌極力辯解。
可是各部給事以及御史言官等紛紛上疏，要求追究楊嗣昌的責任。
“楊嗣昌擁兵自衛，一無成功。”
“襄陽失，荊南則有剝皮之恐，洛陽失，開封有累卵之危。”
“楊嗣昌有六條可斬之罪：一是失去藩封，陷郡縣；二是參撫臣以逃避自身責任；三是以《華嚴經》滅蝗，頌咒消賊；
四是張獻忠入川，讓其單騎脫逃；五是賄賂監軍；六是結交朋黨。”
“楊嗣昌奸欺誤國，請用袁崇煥例，千刀萬剮，傳首九邊。”
朱由檢因為楊嗣昌是自己力排眾議，特簡奪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責難，有損他的“明主”形象。
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進宮內，宣稱：
“楊嗣昌系朕簡用，擁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
接著他訓斥上疏的臣工是“你們故意排斥他，意欲沽名，本該重治，爾等又說朕庇嗣昌，姑饒你們這一遭，朕已經派靖遼侯前去相助，靜等佳音，此事勿要再提。”
崇禎不僅沒有追究楊嗣昌的罪責，反手就給他提拔他為太子少保，希望他再接再厲。
大小群臣們見皇帝如此護短，只好緘口不語。
無論是崇禎派出去的督師，還是一朝五十輔臣，沒有一個人能像楊嗣昌這樣獲得他無條件的信任以及支持的。
甭管你們如何說他，朕都不會處罰他的。
崇禎對于張獻忠李自成，分別派出去了吳國俊以及傅宗龍等人。
而盤踞在西北的錘匪賀今朝，暫且與他達成和談，倒是不需要過多關注。
因為想要關注，也沒多少實力的。
反倒是遼東韃子派人在義州屯駐，且耕且戰，設營挖塹壕，把錦州團團圍住。
再加上金國風戰死，崇禎內心越發的憂愁。
為此把他親筆題寫的“滅寇雪恥”條幅傳示群臣，表明他堅定的信心。
大臣們深知皇帝御筆“滅寇雪恥”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貿然奏對。
獨有新任禮部右侍郎蔣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
“陛下“滅寇雪恥”四字，就是中興大有可為！
臣每見陛下傳諭戶兵各部，及申飭各邊督撫等官，睿慮精詳，無不周密。
只是各邊未有力行！”
聽到這話，崇禎臉上連連贊同。
朕如此殫精竭慮，考慮周詳。
大明到如今這種被動的局面，全都是各邊未曾如實按照朕的計劃實施。
“陛下，就如練兵一事，中飭再三，其實兵何曾練？
只是將花名文冊點操一番，花刀花槍，全無實著。
臣每讀《會典》，見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槍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兵之法。
凡衛所總小旗補役，以拼搶勝負為升降。
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嫻習，方準頂襲，此是練將之法。
當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難道二三百年來并無以兵，到皇上才要設兵？
難道本無一餉，到陛下這里才要加餉？”
崇禎聽了蔣德璟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由得入神站了起來，打斷他的話題點評道:
“卿之所言，真是聞所未聞啊。”
蔣德璟得到皇上的夸獎，進一步的發揮他的練兵主張：
“軍即是兵，總計內外衛所三百余萬軍兵盡足用，且養軍之屯田鹽糧甚多。
二三百年來并不曾加派，餉盡足用。
如今只將祖制振舉，件件實做，自可滅敵。”
蔣德璟顯然主張恢復明初的衛所屯田制度，其實是沒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談。
兵農合一，寓兵于農的衛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賴以存在的土壤，企圖“振舉”祖制無異于畫餅充饑。
崇禎卻以為蔣德璟所論聞所未聞，或許可以彌補時局，迫不及待地道：
“再奏，卿從容奏來!”
蔣德璟于是大談可以彷效俞大獻的《劍經》、戚繼光的《練兵書》，加緊練兵。
聽了一大篇關于練兵的高見后.崇禎把話題轉移到今日議論的主題上，問道：
“今敵在義州，作何籌劃？”
蔣德璟則是回奏道：“義州距錦州九十里，錦州距寧遠六十里，寧遠入山海關至京師近千里。
北騎在沉陽相距甚遠，決不從關內來。
只恐占住義州，徑至大寧(在今內蒙、遼寧邊境)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薊(鎮)犯宣(大)，卻是可慮。”
蔣德璟的分析不無道理，但他否定清軍攻取義州意在拿下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進而威逼寧遠的戰略意圖，過于武斷。
畢竟按照清軍前幾次入塞擄掠，都是這般行動的。
崇禎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領，糾正道:“里數亦不許算，只說目前要領。”
蔣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領”，又重提練兵，大體是兵要精、餉要足、將要強之類。
這次御前會議反映了廷臣對于清軍在義州的軍事行動束手無策。
蔣德璟的泛泛而談雖也觸及時弊，但難以操作，不能解決遼東的實際問題。
相比于楊嗣昌能給崇禎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這些大臣全都是再大面上說，具體操作都無，著實是讓崇禎對他們歡喜不起來。
內閣成員的表現，也不是很好，讓崇禎極為不滿意。
自從溫體仁被罷官后，內閣首輔的職位先后由他的親信張至發，薛國觀擔任。
他們推行的都是沒有溫體仁的溫體仁政策，媚上妒下，排斥異己，許多人都獲罪而去，朝政越發的混亂。
張至發之前的閣臣相繼離去，才得以升為首位，成為閣老。
如此并非是皇帝對他情有獨鐘，而是政壇一向有所謂的“傳衣缽”的傳統。
類似師徒傳承的意思。
一切按照上一任既定方針辦，張至發繼承溫體仁的衣缽，是在意料之中的。
他作為溫體仁的親信，沒什么自己的政見，只是在那個配合溫體仁。
當溫體仁遭到彈劾，他便挺身而出辯護，但是張至發本人奸佞無才，才智機變根本就比不上溫體仁。
當然導致張至發的下臺是因為豬隊友。
吏部尚書田惟嘉貪贓枉法賣官鬻爵被揭發。
張至發看到此疏，立即密抄一份送給田惟嘉，讓他預先作好準備。
不料田惟嘉弄巧成拙，不待皇帝把楊士聰奏疏批轉內閣，他就迫不及待，上疏辯解，一下露出了馬腳。
對于奏疏極為細心的崇禎立馬就看出內閣與吏部串通作弊的蛛絲馬跡，下旨要田惟嘉舉實回奏，不許掩飾。
崇禎查明情況后，不僅罷了田惟嘉的官，還由此遷怒于張至發。
張至發的下臺并非僅僅因為此事，據大理寺副曹荃揭發，內閣中書黃應恩接受賄賂的種種丑聞，無不牽連到張至發。
張至發接連不斷上疏為自己和黃應恩申辯，崇禎仍把黃應恩下獄論處。
至此張至發已覺察到皇上對他失去信任，便自我解嘲地三次上疏辭職，崇禎順水推舟予以照準。
盡管張至發的辭職奏疏上沒有只字提及身體有何不適，崇禎卻批準他“回籍調理”，以一種體面方式患政治病罷了他的官。
這一政壇逸聞一時傳為談笑，多諷刺張至發是“遵旨患病”。
張至發任內閣首輔不到一年，代之而起的首輔孔貞運，柄政不過兩個月就被劉宇亮取而代之。
劉宇亮因自請督師失職，也被罷免，代之而起的是薛國觀。
崇禎是把薛國觀當成溫體仁的影子來對待的，薛國觀果然沒有辜負溫體仁的期待，全力奉行沒有溫體仁的溫體仁政策。
薛國觀雖然是溫體仁的影子，但才智操守遠不及溫體仁，崇禎對他由信任備至漸漸產生懷疑，發覺其奸詐。
崇禎接見薛國觀，談及朝士貪婪，薛國觀推卸責任，把廉政的責任統統推到廠衛身上，假如廠衛監督得力，朝臣怎敢如此？
在旁的東廠太監王化民汗流浹背，對他在陛下面前如此挑唆恨之人骨，于是專門偵察他的陰私穢事。
薛國觀本極貪鄙，要查其穢事易如反掌。
這些穢事經由東廠太監王化民之口，傳到了崇禎的耳朵，由此崇禎對薛國觀的寵意漸移。
這時又有一事激怒了崇禎，由于財政人不敷出，薛國觀向皇上提議“借助”，即向官僚勛戚以“借貸”為名捐獻金錢。
他聲稱“在外群臣包在臣等身上，在內戚非皇上獨斷不可。
他舉武清侯李國瑞為例，如果李國瑞(神宗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郎現今皇帝曾祖母的侄孫)這一關能打開，其他皇親國戚便不難就范。
于是薛國觀擬旨向武清侯李國瑞家“借”四十萬兩銀子，李氏迫于形式，故意裝窮。
拆毀自家房屋，把家中雜器擺到大街上出賣，搞得滿城風雨。
崇禎大怒，下旨削奪李國瑞的侯爵，年邁的李國瑞惶惶然驚季而死。
有關衙門仍追銀子不停，弄得皇親國戚人人自危，放出謠言。
孝定太后已經成為菩薩，在天上指責皇帝刻薄外戚，諸皇子行將天折，已降神于皇五子。
如此精準的謠言蹊蹺得很，不等他細查，崇禎最寵愛的皇五子慈煥果然死去。
至于是不是被人搞死的，廠衛皆是查不出來。
大明皇帝對于皇宮的掌控越發的孱弱，不說自己的性命，連兒子的性命都保不住。
這種意想不到的打擊，使崇禎追悔莫及，他立即追封李國瑞的七歲兒子存善為武清侯，悉數退還李家上繳的金銀。
崇禎因此懷恨薛國觀，只是不便發作。
但薛國觀把柄終于被他抓住了。
行人司官員吳昌時適逢考選，唯恐薛國觀從中阻抑，通過其門人打通關節，薛國觀假意敷衍，答應“當擬第一”，即得吏科給事中，事后只給了他一個禮部主事。
吳昌時畢竟不是可以隨意耍弄的等閑之輩，決意報復，便聯絡密友東廠理刑吳道正，揭發丁憂在家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國觀行賄之事。
崇禎令五府九卿科道官審議此桉，掌五軍都督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沒有摸清皇上要借此嚴懲薛國觀的心意，竟從輕議處。
請令薛國觀致仕或閑住。
崇禎預料科道官必定上疏嚴糾，但是科道官懾于薛國觀是內閣首輔多緘口不言，只有給事中一人上疏，一面批評吏部尚書傅永淳徇私，一面微詆藐肆妒忌。
這無異于隔靴搔癢。
崇禎大為不滿，把奏疏丟到地上，罵道：“成何糾疏!”
但又不得不按照徐允禎、傅永淳的“請令”，前奪薛國觀的職務，放歸故里。
薛國觀機關算盡太聰明，以為皇帝對他還頗為卷顧，出京是依然副宰相派頭，裝滿金銀財寶的車輛絡繹不絕，招搖過市。
東廠偵知后，當即逮捕薛國觀的親信王陛彥迫其招供薛國觀收受賄賂的事實，牽連傅永淳、蔡奕琛等十一人。
崇禎以為受賄有據，下旨把王陛彥處死，遣使逮捕薛國觀。
薛國觀返京后，自以為必不至于處死，晚上監刑官進門時，他還在酣睡。
看到來人都穿緋衣，才蹶然醒悟，必死無疑。
倉皇間覓小帽不得，取隨從奴仆帽戴上，狼狽不堪地接旨。
“賜死”的圣旨宣讀完畢，他早已嚇得癱軟在地，只能下意識的叩頭，口中已不能出聲。
臨終時嘆了一口氣：“吳昌時殺我!”
薛國觀便遵旨上吊自盡。
懸梁兩日后，崇禎才準許家屬收尸。
雖然溫體仁不在朝廷，但處處都是他的影子。
一個標簽“孤臣”的人，背地里結黨的勢力絕不是崇禎能想象出來的。
其實溫體仁之后，思宗對于內閣輔臣不能為他分優，力挽狂瀾，而熱中于結黨營私，深為不滿。
薛國觀不識時務，仍舊重蹈覆轍沿襲溫體仁主義，亦步亦趨，使政局愈發紊亂，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皇帝大可名正言順的定他擅權亂政之罪，而不必懸坐他貪贓之罪(罰贓銀九千兩，沒人田地六百畝)，以至于留下同黨為他鳴冤叫屈的口實。
故而崇禎思來想去，決定要把被罷官的周延儒重新提拔到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