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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章 普惠方案

請牢記域名:黃金屋 外科教父

  “免疫反應控制住了嗎?”楊平問。

  “皮質類固醇已經減量到維持劑量,體溫穩定在37.8度以下。”宋子墨報告,“但腦電圖顯示,局部腦組織存在異常放電。”

  “腫瘤壞死引起的局部刺激,繼續用抗驚厥藥預防。”楊平的手指在虛擬影像上劃過,放大腫瘤區域。

  觀察室里,約翰內森醫生已經連續三天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他的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觀察記錄和技術問題,他很珍惜這次學習機會。

  “楊教授,”約翰內森通過內部通話系統提問,“我們發現免疫方面的副反應在第二次治療明顯降低,這是有意設計的,還是一個自然過程?”

  楊平略微沉吟:“你的觀察很細致,這既是生物學現實,也是設計考量。我們使用病毒載體攜帶的基因,確實設置了免疫反應的遞減程序,這樣即使遇到全新的個體,它引起強烈的免疫反應也僅僅在第一次治療,第二次開始它會進行自我調整,對于群體來說,也就是最先一批治療的患者會出現強烈的免疫反應,后面它在保證治療效果的前提下會逐漸降低副反應。”

  “所以這其實是安全機制的一部分?”

  “是的,這是我們敢于讓它大規模應用的基本技術,如果沒有這種技術,很容易帶來災難性后果。”

  約翰內森快速記錄,心中不免驚嘆,K治療的技術是何等的復雜。這短短幾周的觀察,他看到的技術細節已經超過了過去五年他在美國接觸的所有基因治療研究。技術的代差不是一點兩點,而是整個理念和實現路徑的全面超越。

  剛剛楊教授說的這種逐漸降低免疫反應的機制里面設計的基因學和免疫學知識非常前沿復雜。

  隔壁病房,里高揚正經歷著治療以來最輕松的時段,呼吸機已經改為間歇輔助模式,他能夠自主呼吸幾個小時。羅爾夫坐在床邊,用平板電腦給他看公司的最新報表。

  “股價回升了42。”羅爾夫輕聲說,“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開始調整預期,他們對BG集團旗下多家公司的信心在恢復。”

  里高揚眨了眨眼,表示他在聽。

  “但壓力也更大了。”羅爾夫繼續說,“白宮希望我們分享更多技術細節,FDA暗示如果數據充分,可能會在三個月內啟動正式審批程序。歐洲和日本的代表團一直在聯系我們,希望能交流經驗……”

  他停下來,看著里高揚:“所有人都盯著你,盯著這次治療的結果。”

  里高揚緩緩抬起還能活動的左手,在平板電腦的備忘錄頁面上,用顫抖的手指寫下幾個字:“楊教授……說什么?”

  羅爾夫讀出來,回答:“楊教授說,等第三階段結束后,需要做全面評估。如果腫瘤殘留小于10,就算臨床成功。但要達到完全緩解,可能需要后續的維持治療。”

  里高揚沉默了一會兒,又寫:“痛苦……值得。”

  “您說什么?”羅爾夫沒看懂。

  里高揚閉上眼睛,積蓄力量,然后重新睜開,手指緩慢移動:“這種痛苦……如果能讓更多人……不用經歷……就值得。”

  羅爾夫愣住,然后眼眶突然發熱。他跟隨里高揚二十多年,見證過這個男人的冷酷、算計、在商場上毫不留情的廝殺。但此刻,在生死的邊緣,里高揚第一次說出了“值得”這樣的詞,而且是為了“更多人”。

  “我會轉達給楊教授。”羅爾夫聲音有些哽咽。

  里高揚點點頭,然后目光轉向窗外。經歷了生死之后,他整個人似乎變了。

  就在里高揚與疾病搏斗的同時,南都省城一家五星級酒店的頂層套房里,六巨頭的代表們正在進行一場非正式的秘密會議。

  沒有會議紀要,沒有律師在場,甚至服務員都被要求不得進入。房間里只有六個人——每家公司的首席談判代表。

  “直說吧,”施耐德率先開口,“我們不能再這樣各自為戰了,黃佳才明顯在玩分化策略,讓我們互相競價,他坐收漁利。”

  美國的湯普森冷笑:“現在才意識到?一個月前我就說過,聯合陣線不能破。但當時是誰說‘差異化競爭更有利’的?”

  “當時情況不同。”日本的佐藤平靜地說,“當時我們對技術的真實性和可行性還有疑慮。現在里高揚的治療數據擺在那里,技術是真的,療效也是真的。這意味著,誰先拿到合作資格,誰就能在未來十年的腫瘤治療市場占據先機。”

  “所以我們應該重新聯合?”法國的杜邦問。

  “不是形式上的聯合,而是策略協調。”施耐德調出平板電腦上的分析圖表,“看這里,銳行公布的合作伙伴評估標準:技術承接能力占30,生產質量控制占25,市場覆蓋能力占20,定價與可及性承諾占15,倫理與社會責任記錄占10。”

  他環視一周:“我們六家公司,各有所長。”

  “你的意思是……我們內部分配重點,各自突出優勢,然后互相支持?”佐藤領會了意思。

  “正是。”施耐德點頭,“比如,佐藤在申請時可以承諾將生產成本降低30,我們就公開支持這個方案;我們承諾在歐洲建立六個區域培訓中心,你們就表態愿意采用統一培訓標準。這樣,銳行就很難用一家來壓另一家。”

  “但這樣我們還是競爭對手。”湯普森皺眉。

  “在最終的合作資格上是,但在創建合作框架時我們可以是盟友。”施耐德說,“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聯合向銳行施壓,要求更合理的商業條款。普惠框架可以接受,但授權費用比例、數據所有權、區域排他性保護期……這些都需要談判空間,先生們,我們爭取合作是志在必得,但是盡可能爭取一些有利的條款。”

  房間里沉默了一會兒,代表們各自思考。

  “我同意這個思路。”英國代表第一次開口,“但我們需要一個更具體的協議。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獲得某區域授權,在其他公司進入相鄰市場時提供必要的渠道支持。又比如,在技術培訓和質控標準上,我們建立共享機制。”

  “這需要法律文件。”另一個代表提醒。

  “先達成君子協議,等合作資格確定后再細化。”施耐德說,“我們現在最缺的是時間。銳行下周就要開始接受正式申請,評估期只有三個月。我們必須在這三個月內,向黃佳才證明三件事:第一,與我們合作是最有效率的選擇;第二,如果我們聯合,也有能力給銳行制造麻煩。第三,如果選擇與那些中小企業合作或者讓BG旗下的巨頭獨吞,都不是最好的選擇。”

  “制造麻煩?”杜邦挑眉。

  施耐德壓低聲音:“我收到消息,歐洲醫藥局內部有聲音對普惠框架的‘數據共享’條款不滿,認為這可能導致歐洲患者數據流向中國,如果我們在歐洲議會推動相關聽證會……”

  “這太危險了。”一位代表立即反對,“這會把商業談判上升為地緣政治對抗,可能適得其反。”

  “只是備用方案。”施耐德說,“前提是黃佳才完全不給我們合理的商業空間。但現在看,他比我們想象的更精明,也更固執,這是一個極其聰明的對手。”

  湯普森突然笑了:“先生們,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接受這個框架?為什么不能聯合開發替代技術?”

  房間里再次安靜,這是每個人心里都想過,但沒人敢輕易再次說出口的想法。

  “我的意思是,可以用開發替代方案來作為談判的籌碼,而不是真的這么做,當然,現在合作只是權宜之計,總有一天我們要開發出替代方案。”湯普森振振有詞。

  “你想想法很好,但是你別忘記了,他們比我們了解替代方案的南都,時間根本來不及。”莫羅博士終于開口,這位科學家代表一直很沉默,“我咨詢過公司內部最頂尖的基因治療團隊。他們的評估是:即使我們現在開始,投入五十億美元,要復制K療法的技術路徑,至少需要五年。而要驗證安全性、有效性,完成臨床試驗,再獲得審批,又是五年。”

  她環視一周:“十年后,市場會變成什么樣?銳行的技術會迭代到第幾代?我們等得起嗎?黃佳才比我們更加清楚,恕我直言,他的教育背景雖然看起來很糟糕,但是他比你們更懂技術,基于這一點,這次談判,我們其實沒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你們斗不過他。”

  殘酷的現實讓所有人沉默。這就是技術代差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簡單的產品優勢,而是整個技術路線的領先。追趕需要的時間,足以讓領先者建立幾乎無法逾越的壁壘。

  “那就這樣定吧。”施耐德最終說,“我們在申請階段協調立場,爭取最優條款。但各自保持申請獨立,最后的合作資格各憑本事。同時啟動替代技術的預研,哪怕只是作為談判籌碼。”

  沒有投票,沒有簽字,但共識已經達成。六雙手先后伸向圓桌中央,迭在一起——一個短暫而脆弱的聯盟,在利益面前重新凝聚。

  他們不知道的是,酒店套房里的保密信號屏蔽器,沒能完全阻擋銳行安全團隊最新一代的竊聽裝置。三公里外的一棟寫字樓里,黃佳才的助理摘下降噪耳機,快速整理著剛剛監聽到的內容摘要。

  五分鐘后,這份摘要出現在黃佳才的加密郵箱里。

  里高揚治療的第二十天,三博醫院接收了普惠框架下的第一例普通患者。

  不是富豪,不是名人,甚至沒有商業保險。她叫李曉云,四十二歲的小學教師,兩個孩子的母親。三個月前確診腦膠質母細胞瘤,四級,醫生宣判生存期不超過六個月。

  她是通過新上線的“全球K療法患者申請平臺”獲得資格的,這個平臺優先向本國患者開放,然后再逐步向全世界開放。

  這個平臺按照普惠框架設計,完全透明:患者提交病歷資料,系統自動評估病情嚴重程度和治療必要性,然后按照等待時間順序排列。沒有任何人為干預,沒有支付能力審查——因為根據框架,支付能力不足的患者,將由全球治療基金提供援助。

  李曉云的丈夫王建軍,一個普通的工程師,在得知妻子獲得治療資格時,蹲在醫院走廊里哭了十分鐘。他們賣掉了老家的房子,借遍了親戚朋友,原本已經準備放棄,接受那個殘酷的生存期預言。

  現在,他們被安排在三博研究所的普通病房,楊平親自來查房。

  “李老師,我是楊平。”他語氣溫和,“今天下午我們會開始第一階段治療。整個過程大約需要六周,期間您需要住院,有什么問題可以隨時問。”

  李曉云很虛弱,但眼睛很亮:“楊教授……我聽說,這個治療很貴,而且這種新療法暫時不能被保險公司承認,因為它目前只是臨床試驗階段。”

  “根據普惠框架,您的治療費用會按照家庭年收入比例計算。您丈夫提交的收入證明顯示,你們需要承擔的部分是總費用的10,其余由醫保和全球治療基金覆蓋。”

  “那……是多少錢?”

  楊平看了一眼病歷:“您的總治療費用評估是八十萬元人民幣,您需要支付八萬元。”

  王建軍愣住了:“八十萬的治療,我們只用付八萬?”

  “是的,這就是普惠框架的意義——讓技術惠及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只有付得起全價的人。”

  夫妻倆對視一眼,眼淚再次涌出,這次是希望的眼淚。

  下午兩點,治療開始。與里高揚的個體化定制不同,李曉云使用的是標準化病毒載體,生產成本降低了70,讓普惠成為可能。

  病室里,宋子墨和徐志良負責整個治療,他們已經很熟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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