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是解決大順現在普遍貧困的最終良藥，但任何事情的實現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時候，圍繞著一個長遠的目標，必要的時候可能要進兩步、退一步的。
后世尹里奇說過，左的幼稚病問題。
實際上，這個類似的問題，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這種情況，可以稱之為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國的重農學派就是個典型。
不是說自然秩序、國內市場、世界市場、無形之手這些東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對來說的，相對于法國的舊制度，肯定是進步的。
而是說，步子邁的太大，扯著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問題是步子邁太大，就67年重農學派對法國糧食危機的“等待自然秩序調節”的表態，只能說他們沒被法國的底層掛樹上，那真是命大。這會激起非常劇烈的反對，甚至達成某種物極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慮現實，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來了。而如果沒好起來，那肯定是秩序不夠自然。
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幼稚病，并且這種幼稚病一直延續。并且，很可能達成物極必反、月滿則虧的效果。
大順現在面臨的問題，也有些類似。
這個問題，就是大順實學派的工商業的幼稚病。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劉玉沒出走之前，是大順的工商業起步艱難，所以要不惜代價地維系工商業的發展，讓他們成長起來。
而現在，情況和當時已經完全不同了。
的確，當時劉玉是說過，工商業發展是解決大順普遍貧困的終極解決方法。
但是，這也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要慢慢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來個資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順和歐洲的情況很不一樣，這種不一樣不是諸如什么人種、民族精神之類的玩意兒。而是基于物質基礎、歷史條件的不一樣。
說一個耳熟能詳的簡單的故事。
《水滸傳》里的智取生辰綱里，七人眾面對楊志，說自己是“濠州人，去東京城販棗子”。
這里不提成書過程中的地理問題，只說這件事本身并沒有引起任何的懷疑，亦算是可以從側面證明，在鹽鐵會議之后，天朝內部在政策上是國內統一市場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販賣商品而不會有人覺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條件、以及帝國面積廣闊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運費之后，無利可圖。
這么說吧，后世相對于18世紀，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貿易的。
那么，后世卻沒有人把煤，往大同運，去大同賣煤；也沒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興安嶺賣。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自由貿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嗎？因為沒有人把煤往大同賣、也沒有人把木材往大興安嶺賣。
這個結論是正確的嗎？
某種程度上講，在鐵路建設之前，大順國內的市場就是這樣的：政策上的國內的自由貿易、現實里因為地理因素運輸因素導致的區域性經濟。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順，比如說，關中豐收。
你從陜西收了一堆糧食，跑到江南去賣，也絕對沒人管你，更不可能說不允許這么賣。
唯一的問題是，要不是腦子發燒、錢多到沒處花，正常人干不出來這事。
這是大順之前的國內經濟、貿易、國內市場的問題——你哪怕說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沒聽說諸如限制某地不準紡織、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準紡呢絨。
而歐洲的情況，恰恰相反。
比如法國、比如意大利。
這里不提法國的重農學派，那太激進了。
說個不太激進的重農修正派，倫巴第改革主義，他們的重農主義，面向的也是“國內”林立的關卡、和各種限制、區域間的貿易限制而發出的。
要注意的是，“國”與“國”是不同的。
大順是個國。
意大利也……呃，當然，此時并不存在意大利，況且就算是說此時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這個國的國內貿易，距離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東京城販棗子”的水平嗎？
也即是說：大順國內，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順在原則上，過去在國內是自由貿易的，而且是在整個歐洲都算是非常嚇人的資本自由——買賣土地，毫無限制，產權清晰，土地上幾乎沒有亂七八糟的封建權益，什么養鴿權、狩獵權、拾穗權什么的，全都沒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順律》就會保護你的所有權，至于你怎么拿到的，這個基本不管。畢竟說，《大明律》、《大順律》都有對最高利率的限制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歸之類的花樣層出不窮，也壓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歐洲，是地理條件、運輸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畢竟國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勢力、商人行會、區域寡頭、封建法等等，使得連“國內糧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個非常激進的學派，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里再說一遍：《國富論》，不是對英國現狀的總結，而是對英國現狀的批判。
同理。重農學派，也不是對法國、意大利現狀的總結，而是對法國意大利現狀的批判。
《國富論》不是在說“我來解釋下為什么英國這么富庶”。
而是在狂噴“英國再這么搞遲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紹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時候，故意隱瞞了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盜銷贓、壟斷權等事實，而是扭曲為這就是自由貿易的成功。
因為是黑的，所以才呼喚白的。
而不是后來，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會牛。
破除了這個思想鋼印之后，再看大順和歐洲的情況，也就明白二者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國的問題，是過去的封建制度、區域性地方勢力，數百年的歷史因素，使得他們明明具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條件——意大利的地中海運輸、法國的勞役修公路，把糧食從巴黎運到阿爾薩斯，根本不存在一個地理和運輸條件的難題。把糧食從巴黎運到阿爾薩斯，不是把江南米運到甘肅去救災緩解糧價，這兩者雖然都是“國內”，可距離上的差別可大了去了——所以，他們具備了物質基礎，卻還欠缺社會意識、也欠缺這種消除國內地方勢力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施政手段、政治構建。
社會意識，落后于社會存在。
而大順是反過來。
因為火輪船、鐵路、海運的發展，使得大順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備的一些條件，現在具備了。而大順這邊，自始至終對于國內市場，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過去沒有只是因為地理條件運輸條件導致的。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應用、火輪船鐵路的發展，使得大順不得不面臨許多之前并不存在的問題。
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為重農學派的啟蒙，以及他們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國出現了全國性的饑荒混亂。
而因為他們的物質條件，實際上已具備出現這種全國性的混亂的基礎。
但在意識上，還需要啟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國內的自由貿易。
所以，在法國，是“辭藻勝于實質”。
法國為什么之前沒有出現過現在這種類型的全國性的混亂和面粉戰爭？
因為之前，光是和面包、商會、城市面包行會、區域封建等相關的、穩定面包價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條啊。
為什么會出現全國性的混亂？
重農學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種區域性法令、行會、壟斷，用糧食做自由貿易自然秩序的樣板。
因為豐收地區的底層，也不想讓本地的糧食往外運，這會導致糧食漲價。
所以，饑荒的地方，囤貨居奇，老百姓反對；豐收的地方，囤貨收購，拉高糧價，老百姓還是反對。故而才出現了法國之前壓根沒經驗的全國性的糧食問題。
這既可以說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幼稚病——腦子抽了吧？糧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還在那大放厥詞滴滴咕咕說不要干涉？老壽星上吊嫌命長了吧？
也可以說這反應了法國農業才是最主要的產業的現實，別的玩意兒改不改的意義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順。
因為鐵路的修建、火輪船的應用，但并不需要重農學派的啟蒙，因為重農學派的那些東西大順這邊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我從濠州販棗子去東京城，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沒聽說濠州有法令說不準運棗子去東京城啊。
而鐵路的修建、火輪船的應用，使得大順出現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國的混亂。
因為以前只能從濠州販棗子推著小車去東京城，而現在可以販棗子坐火車去五國城了。
之前大順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市場”的基礎，法理上的國內市場、實質上的區域市場。
而火輪船和鐵路的出現，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市場，成為可能。
也即是說，大順不需要重農學派給人啟蒙，因為大順朝廷從來沒禁止過，比方說江南的糧食不能往陜西賣。商人不從江南拉糧食去陜西賣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礙國內統一市場，而是因為千里不販糴的商業規律。
故而，在大順，是“實質勝于辭藻”。
當然，這里面最終的問題，還是物質基礎。
法國沒有農業革命、沒有勞役修路、沒有西歐沿海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也就不可能出現打破糧食區域性問題的基礎。
而大順若是沒有火輪船、鐵路等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對外擴張、沿海先發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出現先發地區工業品對內地沖擊的問題——沒有火輪船，就算松蘇的紡織廠已經搞出了走錠精紡機和織布機，沿江上運的成本，也壓根不可能對江漢紡織業造成極大沖擊——一二鴉之后的子口稅、火輪船、內河通行，才讓沖擊傳導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這個問題，在幾十年前的大順存在嗎？
顯然，當然不存在。
因為幾十年前，大順還因為兩淮鹽往湖北運的問題，朝廷上下頭疼無比。鹽這種一年吃個幾斤的東西都因為運輸問題頭疼成這樣，怎么可能會面臨交通發展帶來的區域性經濟被打破的問題？
人，不能對著一張白紙思考出許多問題。能對著白紙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么，此時的大順，能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顯然，是可以的。
因為大順已經在國內、國外，對這種沖擊，進行了兩次預演了。大順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會從歷史中總結出問題、分析問題，然后可能會正確地解決問題。
在內。
人的壽命畢竟短暫，而歷史的變化又過于漫長且緩慢。
所以，大順這邊的人，或許不能意識到西域問題的變化，源于帆船發展和商路變化。
但是，在大順活著的人中，可是真真實實經歷過一場關于交通運輸變化導致的諸多問題。
那就是大運河被廢，導致的揚州衰敗、魯西衰落、膠東崛起、運河經濟帶崩潰等等。
這，可是肉眼可見的、一代人之內的、沖擊感極強的、比西域因海洋運輸而衰落更加直觀的變化。
在外。
蘭開夏的衰敗、利物浦因為紡織品中心東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斷發展、達卡的毀滅、蘇拉特的起義……這些，也都是肉眼可見的、一代人之內的、沖擊感極強的“歷史”。
固然說，達卡的毀滅、蘇拉特的衰落，和先進生產能力戰勝落后生產能力關系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產能力將原始積累中的商業霸權和國家強力的力量展現的淋漓盡致。
但是，這是個稍微變換就足以以史為鑒的事實。
大順這邊已經有人研究過這些問題，并且已經朝著基本正確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說，魯西地區的棉紡織業，因何而興、因何而衰。
因為運河，也因為魯西地區適合種棉花，加之距離京城消費市場更近，運河運輸加成等，于是臨清成為了北方最大的紡織品集散中心。
因為廢漕，也因為大順對爪哇和印度的征服獲得了更廉價的棉花、沿海地區的原材料糧食和技術資本的優勢，于是魯西的棉紡織業在挖黃河河道階段的保護性出口政策下短暫存活了一陣后，終于還是毀滅了。
這看起來……似乎好像這也沒啥，這點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嗎？
但，事實上，這在大順，可算是實學派的方法論真正走上前臺的標志性分析。
因為，在此之前，分析魯西地區的繁榮，角度多是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紡織之事”；“女織男耕”；“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之類之類的。
當然，魯西問題，是揚州問題的余波。
而揚州問題，給大順這一代人帶來的沖擊，實在太大了。
千年繁華，短短幾十年間，衰敗頹然。
而實學派必須要給出一個解釋，一個“必要的代價”的解釋，否則劉玉的一系列改革將要面臨極大的質疑。
由是，這種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廣開。
從揚州的衰落開始，這種不扯犢子的什么“商業意識”、“民風”、“近圣人故里”之類的分析方法，才開始興起，并且逐漸摸向了18世紀的經濟學——17世紀的經濟學，全世界都一個鳥樣，英國經濟學家分析英國為啥不行的時候，就大談民族性，說英國的民族性不如荷蘭，所以英國不行，遲早要完。
當然，幾百年后的一些所謂經濟學，弄得連18世紀都不如，反動回17世紀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現在來說，大順這邊在政治經濟學上，總算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說，圍著劉玉的棺材，大順這邊的官員避開了大順現在真正的大問題，但至少他們對于工商業的思考，還是有意義的。
只不過，工商業發展確實是未來，但怎么轉型，絕不是簡單的放開子口鈔關、和不放子口鈔關，這么簡單的問題。政治和經濟不分家，內地的兩三億小農問題……法國都知道砸面包店，難道這邊不知道反抗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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