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著書立說，李欗內心咯噔一下，極是不安。
他是讀過書的，也是受過傳統教育的，《王莽傳》自是讀過的。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廖，一異說云……
就此時的大順來看，以史為鑒，不免還是要讀先秦到兩漢的史書。按照劉鈺的說法，那叫生產力飛速進步、社會制度巨大變革的時代。
而以李欗來看，雖然未必能完全理解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制度之間的聯系，但他也隱約感覺到大順的情況，如今著實有些詭異。
王莽成事，靠的是誰？
靠的是……當時實際上政治地位有些邊緣的儒生。當時真正的政治上的主角，是軍功貴族、宗室。
也即，王莽用的是當時的“邊緣人”。
為當時的學者，建造了上萬間的房屋，善待那些學者。
而伴隨著大順這邊由于考據學的發展，不免很多人提出，說逸《禮》，多半是當時劉歆這廝偽造的，是為了為王莽上臺和改革造合法性。
是以說，王莽改制，是個非常特殊的“篡位”，和之前之后的都有不同。
真要類比起來，倒是真的像歐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時間的情況：軍功貴族把控政治、讀書人處在邊緣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為凝聚力推人上去。
這和后來的純粹的軍事政變、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選的皇帝，只不過“民”的范圍有點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著話語權、輿論權的階層。
味兒，更類似于顏、革，或者別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漢、玄武之變什么的，味兒完全不一樣。
王莽改制，是反動。是完全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的反動，也是儒家復古思潮在高爐鐵、壟作法、輪作法、畝產百斤左右的生產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實踐，證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義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處的、但在政治經濟學上過于反動。
而現在，大順的情況和過去也很不一樣。
一群讀書的“邊緣人”，在大順內部的政治中是邊緣角色。
一群有力量的階級，渴望一個更適合他們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著歪經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門主義”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時的“階層”分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實學派以這種精英主義思維認為自己這些真正的讀書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領大順向前走。
是以，這時候“著書立說”，不免有點劉子俊播古文經學，傳《逸禮》《尚書》、定《周官》為經，為改制造勢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態的實學識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資產階級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們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義者琢磨著要解決普遍貧困和小農之難。
對外擴張、扶桑南大洋數以十億計的土地的事實、小農貧困人地矛盾到無以復加的現狀、以及先發地區的一些改革已經嶄露成果的樂觀，一股暗流實際上正在大順內部涌動。
而這種暗流，在大順又是以一種什么奇妙的角度切入的。
人地問題。
人地問題，可以是兼并問題，也可以故意避開兼并問題，甚至還可以直接上人均糧食擁有量就是不夠吃的問題。
這個問題，與此時的大順，只是個幌子。
當土地不可加增的時候，視角只能投向兼并。比如被舊黨視作王安石未發跡之前野心就以顯現的《兼并》詩。再一個，宋朝那情況，對外擴張什么的，也不怎么現實，打不過，擴張個錘子？
時間走到大順這。
人地矛盾已經十分嚇人了。
玉米等作物在西南地區的傳播，使得西南山區的人口都已暴增；地瓜土豆之類的作物，即便作為救災之用，也是“神物”，原本大災之后照著三成的人死，現在可能也就死個一成。
是以，土地問題，一直以來，就是這邊最容易引起重視的大問題。換句話說，土地、農業，是此時這邊生產力、總產值最高的產業。
原本討論的空間，無非也就是限田、均田。
但伴隨著大順對外擴張，以及扶桑土地墾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為楔子引出的問題就復雜了。
總的來說，仍舊在討論土地問題。
但是，現在人地問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幌子。
移民增地，那么移民的錢從哪來？
基建方便移民，那么基建的錢從哪來？
開發扶桑，泄壓墾殖，那么船票問題怎么解決？
移民來解決人地矛盾，出生人口在這擺著，一年得往外“送”多少人？這么大的規模，錢從何來？
既是最后核心問題變成了錢的問題。
那么土地問題作為引子，自然而然地引出了經濟問題。
到了經濟問題，那就不可避免要談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這些東西。這玩意兒和萬有引力一樣，牛頓不是“發明”了萬有引力，是發現了萬有引力，意思是說萬有引力在牛頓之前是存在的。同理，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這些東西，不是說現在大順這邊不談，那就根本不存在。
放在此時的大順，這不是個具體政策的問題，而是哪個階級要唱主角的問題。
比如說，皇帝徹底瘋了，要“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那么，就北美那樣的情況，你不可能去搞國野之別，就算說你要搞國野之別，那你也得有國人吧？
“國人”從陜西，到齊魯，那倒好說。
“國人”從威海，到金山，這就不好說。
這不是靠兩條腿就能跑過去的，得造船、得準備食物和水、得有造船業和伐木焦油帆布等相關產業、得訓練水手船長等等。
說到底，還是個經濟問題。
也即是說，你玩哪一套，在這個時代，問題由土地問題、人地矛盾引出，最終也只是個引子、楔子，還是要走到“哪個階級唱主角”、“東進運動”由哪個階級主導的問題。
很多東西，不是說，一個政策一出，刷的一下就解決了。
這里拿后世北美的《宅地法》舉個例子。宅地法，是“將國有土地出售給個人”。可問題是，在這之前，好地，已經被鐵路公司、伐木場、金融資本等圈的差不多了。在宅地法之前，資本已經在那里到處圈地占地了。并不是說，天降猛人，林肯在線了宅地法法令，刷的一下就西進運動了，而之前沒有搞成就是因為之前的人都是傻子，沒有點宅地法。
大順倒是沒有明確的《宅地法》，但是可是有非常明確的鼓勵西域墾殖，不但免稅數年還給籽種，那么有人去嗎？有多少人去？有多少人能去？有多少人去的起？甚至于說，大順之前對于實邊問題，是給政策的，包括說自內地移民多少過去、墾荒多少畝，是給虛職官位的，但實際上仍舊聊聊，因為無利可圖。
遷徙成本、運輸成本，在大順就是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那么，到底誰來唱主角、那個階級“主導”大順的東進運動、主導大順的遷民墾殖計劃，這就是個不可不談的頭等大事。
還是那句話：華人和中國人，似乎一樣，但其實又不一樣。如果站在血緣民族的“生存空間”、“未來空間”之類的角度，那么現在做的一切都是脫褲子放屁。
啥也不用做、啥也不用管，劉鈺已經通過戰爭和劃線，拿到了大幾十年的緩沖期。慢悠悠地“自發”遷徙，華人依舊可以環太平洋占據種族上的優勢。
但是，這種優勢，解決不了中國內部西南、中原、西北、華北等等不靠海的地區的老百姓的貧困問題、人地矛盾等等。
是以，這才是大順內部這股“暗流”涌動的原因——這些人，是站在中國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是要解決大順這個政治實體內的那些大多數人的生存問題的，而不是站在一個有些抽象的華夏民族未來的生存空間這個東西上。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有了有人地矛盾、土地問題等，引發經濟上思考和討論的契機，才有了劉鈺說的“這個時代讓哪個階級來唱主角”的問題。
也即是，劉鈺和李欗說的“把未來賭在工商業上”的問題。
現在，需要有個人站出來，用類似法國重農學派的風格——重農主義體系就成為在封建社會的框子里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新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表現——的方式，“繼承”實學派。
大順有大順的特點，這里說的還是取其精髓，在大順的現狀下，用類似重農學派那一套披著符合本國傳統認知的皮的東西，在舊框子里開辟道路。
舊框子就這么大，總會走到頭。但現在，大順距離這個舊框子的邊緣，還早著呢。至少在邊疆區、殖民地，還早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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