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探礦隊員，是負責測繪的。
一般來說，大順新學一派里，學測繪的，都是窮人家的孩子。
因為這活反正是京城這等好地方，能測繪的地方少。
但雖是窮人家的孩子，既是考上了“中專”，那亦算是完成了階級跨越，最起碼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地挨餓了。
只不過，終究還是缺乏生活，對于挖金子的想象，浪漫居多。
過來人的肺腑之言，年輕人聽來，也只是當個故事。
澹澹一笑，一邊檢查著馬背上行囊里的各種工具、查表用的星圖表等，一邊說道：“聽說朝廷這一次是要官督商辦？好像是要把先從大清河那開始遷民，到這邊來挖金子。到時候是給工資，又不是誰挖了歸誰，應該能好點吧？”
壞牙的中年人笑道：“好個屁。誰能看著金子不動心？稍微一動心，就得死人。你能看著金燦燦的大金塊子，就不動心，就交上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要動心，不死即傷。能偷著把金子帶出來的，那都得是大本事的人物。這么說吧，這樣的人物，不管是膽色、眼界、武藝，心眼子，那都是一等一的。又有幾個能做到？”
“興國公要折騰黃河，要往這遷的人你可得知道，梁山泊，那是自古就聚義出響馬的地方。你看著吧，到時候挖金子的時候，嘿，哪天要是不死個三個五個的，那都怪事了。”
“就算是山東人老實，可再老實，真要是親手捏住了黃燦燦的金塊子，那也就不老實了。”
“現如今，山東好些人，恨不得刨了興國公的祖墳。黃河是個大災星，過哪個省，哪個省遭罪。好容易不走山東幾百年，興國公又要折騰著挖回來哎，肯定是要出亂子的。”
年輕人卻用一種標準的、新學內部最是流行的言語道：“這也是為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不得已的代價嘛。黃河南流幾百年，越來越高，遲早要回來的。不提前折騰，等到時候真發了水，那沖的可就是成百上千個州縣。”
“這等事，非得盛世能做，又須得朝廷有手段，能做事的時候做。如今正值盛世，便要付出些代價，也要把事做了。”
年輕人侃侃而談，既說“代價”，中年人不免想笑，心道若是你做這個代價，你做不做？道理歸道理，做事歸做事，那可不一樣。
不過他也沒爭這個話，只道：“話是如此，自是好事，你說的也對，真要是亂決了口，那就是亂淹一片。”
年輕人道：“說真的，我只盼著這邊有金礦，一點點把人移過來。我家也是種地的，你看看這地方，若是種地，一家三百畝，那得過什么樣的日子？”
“可話又說回來，若是朝廷出錢移民，船程什么的朝廷出，到了這邊就給地、種子、牛馬你說，這等好事，輪得到窮苦人？”
“多少朝廷的良家子，人家也是有孩子的，朝廷若真走國庫出這筆錢，啥都準備好，如何不移他們家的庶子？”
“還有當兵的呢，更不必提。”
“說到底，我覺得興國公的辦法是對的。這事，只能這么辦，靠著挖金子，把黃河道兩邊的人運過來。”
“哪怕一年一個縣的河道段、實在不行三年一個縣，花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把這件事干完”
“所以我是盼著有大金礦的。”
“若能一部分走關東、一部分來這里，這件事我看辦得成。死人是要死的，但若辦，死個三五萬、甚至死十萬，頂天了。若不辦，真到黃河決了口子往北走漫灌的時候，怕是連著餓、病、疫、水，再做綠林起義，怕要死個三五百萬不止。”
說到這，年輕人心里不免想到了一些在新學派中流傳的激進思想。
尤其是顏李學派的一些想法的滲透，或者說傳統均田思想的滲透：說不若天下均田，取稅十一，朝廷集中力量，專辦大移民事，把天下荒地可墾處都占了，雖不能達到先秦大賢說的五口之家百畝之田，但五口之家三五十畝，總是可以的。
屆時朝廷若能均天下之田，取天下之十一，便使勁兒造船，人多地少處則移之，待五口之家均田五十畝、八十畝，則何愁大事不成、江山不固？
如今與其在外折騰，東征西討，倒不若朝廷狠下心來，行均田法。若能均田取稅十一，何必東征西討，不過是換些金子銀子。
那金子銀子，要亦可、不要亦可。到時候靠著朝廷征稅，集力造船，非要發金子銀子？發糧發鈔，卻不是一樣？
天下田畝，算上關東南洋各處，數以十億計。各畝取稅一錢，便可入庫一億石糧米，除卻養軍治水之用，其余全營造船，弄個萬艘大船，亦不難。
到時候向扶桑移民，一年如何不三五百萬？
這種激進的思想，在新學派的底層出身的人中，這幾年廣為流傳。可謂是吸引力極大。
這種流傳的背后，經濟因素，是新學派底層出身的，基本不是地主。
而這一套東西的背后，隱藏的，則是說，不若天子重用他們，把科舉出身的士大夫都做了、地方士紳都做了，要之何用？
由新學派的人充斥軍隊、官場、吏員，把田均了，集力移民，以求“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真正盛世。
甚至一些想法，也已經在軍隊中流傳開來，一些青年軍官更是深以為然。
雖然這些激進的想法已經流傳，但新學一派的內部，整體上倒還沒有十分激進，大部分還是支持現狀。
包括這一次扶桑西海岸探礦移民、以及山東挖河道這等逆天而行的政策，他們也多支持。
應該說，矛盾還沒有激化到那種程度。
只不過，因為新學一派的人，識字。
所以，一些小冊子，很容易通過印刷術，在這些識字、卻又被主流文人邊緣化、偏偏實際上他們又掌握著先進生產力和科技的人當中，流傳極快。
而偏偏，大順對外擴張的主力識字人口，又都是新學派、或者叫實學派的。
他們走南闖北，真的見到了北美的廣袤土地、見識到了大洋洲的草原萬里，也經歷過東北的苦寒蚊蟲，而且還懂算術。
所以他們相信，五口之家、百畝之田的夢想，是可以實現的。
只不過，他們和儒家的復古改革派所不同的，便是他們還是相信劉玉所描繪的美好未來，這和將來發展工業也不矛盾。
區別就在于，比如劉玉在蘇北搞得圈地、鹽墾等事，他們就覺得，這事完全可以干的再漂亮些、再溫柔些。
比如朝廷若是真如他們設想的那樣有個一億兩的收入，完全可以造船，不去考慮盈利，而是把這些人送到扶桑南大洋墾荒。
實在實在不必復刻對運河漕工、五嶺商路腳夫、揚州鹽工、蘇北鹽戶的那種殘酷鎮壓。
而且，很多人對于這些事，也是頗有微詞的。比如五嶺腳夫起義，這事在他們看來，既是把貿易中心從廣東轉移到了松蘇才導致的五嶺腳夫起義，那么就該松蘇這邊得利的大商賈出錢，安置這些人去墾荒才是。
其實，這就是大順的啟蒙運動。
只不過，因著大順這邊，反教會、反宗教、反封建繼承法、反貴族等訴求，沒那么強烈的需求。
所以表現出的形式，是以一種萌芽的“權利和義務之統一”的思想為主的。
而這種想法的典型，就是圍繞著大順改革繞不過去的貿易中心轉移之后，得利者是否應該出錢安置舊商路上的失業百姓所展開的爭論。
看上去，大順參與一戰，內部歌舞升平、勃勃生機。
歐洲打的頭破血流，連北美東海岸也未能獨善其身，唯獨大順這邊安安靜靜。
實則，一戰對大順造成的影響，不比直接幾十萬軍隊列陣對轟的影響小。
實學派內部，開始出現了非常激進的思潮一戰打完后，我們怎么辦？我們要干什么？
因為，從最開始，大順的種種改革，走到現在，明眼人都覺得，這一切都是在為這場世界大戰所準備的。那么，現在這場世界大戰即將打完了，興國公等那一輩人已經老了，甚至現在也不管太多事只是蹲在山東挖黃河、修道路。
實學派的很多人都陷入了一種說不出的迷茫當中之前的一切，都看懂了，是為了一戰，那么之后呢？
如果說，歷史上的法革，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即七年戰爭的失敗，最終爆發。
而此時的大順，則陷入一種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打贏，但打贏之后怎么辦的迷茫中。
大順這邊，自古以來，對這種事，尤其是激烈的變革，是不怎么喜歡空談的。
王莽也好、安石也罷，激進的變革，是要拿出具體的東西的：地、稅、法、錢、政，這些實際的東西，而不是空談的東西。
包括歷史上顏李學派等人，他們寫的東西，側重點從不是“經”，側重點是“藝”官制、稅收、田畝、學堂、人才選拔、軍制等等這些東西。
經，是我們這么做是對的，著重點在于論證“對”。
藝，是我們應該這么辦，著重點在于“辦”。
因為從始至終，“對”這個東西，其實從諸子百家開始，大家的態度其實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對？國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楊當時的三家顯學，都是在討論這個的，無非是在“怎么辦”這個問題是，分歧極大而已。
新學派存在的最大意義，是潛移默化地灌輸了一些方法論，解決“我們應該這樣做”的“這樣”，到底是“怎樣”的問題。
是以，大順這邊的啟蒙運動，和歐洲那邊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為大順這邊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從經院哲學衍生出的人與神的關系，搞出一堆“不辯自明”、“不言而喻”的東西。
反倒是，因為大順這邊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順這邊的啟蒙運動，圍繞的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國有制還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購買土地”這些東西來的。
這也和大順這邊的官方意識形態有關，因為實際上大順理論上的官方意識形態，陳亮葉適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藝修身、藝大于經”這一套由內而外的東西。
當然，是內核。
也正是因為如此，由外而內的內核，所以葉適等人的想法，才會是全面復禮，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內地達到真儒道統。
這套內核就是如此，包括顏李等人，其實內核也是這樣：想當真儒，那就學君子之藝，在實踐中體會儒之真意，由外而內，融會貫通，最終大徹大悟。也所以，反對者狂噴他們是異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該往南走還是往北走。你們可倒好，不先學去哪，先蹲在那造車養馬，然后說只要車造好了馬養好了，就好了。那你們的目的，到底是去那個地方呢？還是你們的目的就是造車養馬呢？”
也正因如此，大順這邊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這種由外而內的味兒，還是很重的。
因為實學一派這群人，不學經，所以他們的目的，也從不是復禮，或者把復禮作為最終理想。
所以也就出現了這種有些奇葩的啟蒙運動，討論的重點不是人、天、主、神、天賦、自由這些東西，而是所有制、稅制、官制、軍制、工商這些東西。
雖然不一樣，但其實是一回事。
對歐洲來說，“敢于反抗”、“反抗有理”，是很重要的。這賦予了反抗的合法性，因為對教徒而言，“合法”，“合經”，才行。要知道，北美對于異端的燒殺，可才結束沒幾年。
而對大順而言，李自成顯然不知道“自然之權利”，他應該有生命權，這不是別人賦予的，而是自然賦予的但是，這礙著他為了自己的生命權，而起身反抗了嗎？
一個是“不辯自明”，證明有理。
另一個，則是“辯甚鳥經，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的“理所當然”，無需去證明。
啟蒙運動是不是一定是有標準形態的？或者說，側重點不同。
在北美，啟蒙運動的表現，是所謂的“第一次大覺醒”，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進行的，大量的傳教士趕赴北美進行傳教，試圖讓人重歸信仰。側重點，在于宗教的自由，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異端審判了。
在法國，啟蒙運動的表現，恰恰相反，是以極端的反宗教反教會的方式進行的。側重點，在財產權，法國的資產階級不想再隨意給國王交稅了。
但表象之外，有個東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改”。
北美是以剝頭皮、沒收保王黨家產地產完成的。
法國自不必提。
那么，既然大順也已經產生了特色的啟蒙運動，那么大順能“逃”過去這個問題嗎？
其實，不管是顏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還是如今在新學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權造船移民的想法，其內在推動的經濟因素，還是土地矛盾。
這個矛盾，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打完的“今后怎么辦”的迷茫中，越發明顯。
劉玉在山東測河道，試圖靠金礦移民的方桉，并沒有解決大順的最大矛盾，反而讓這個矛盾即將徹底激化。
因為，伴隨著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伴隨著參與這件事人越來越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產生疑問：為啥，不集中力量，瘋狂造船移民呢？一邊是水旱洪災，一次又一次的起義、赤地千里、人相食一邊是楓樹滿地的溫帶氣候，平原河流，萬年沃土，我們的導航術、造船術都已達標，為什么不去做呢？
而在大順，如何集中力量，自古以來，始終都有一個明確答案的：均田乃第一仁政，去除中間商賺差價。
這種矛盾的激化，只不過把過去的“目的”，轉變為了“手段”對新學派的激進派來說，似乎，均田不是目的，而是為了集中資源的一種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移民、工業、或者說，減輕工業化之痛。
而且是大順特色版的減輕，大順不缺勞動人口，缺的是過程中小農痛苦減少的資源，土地。
工業化對小農自然沖擊，但沖擊是沖擊、起義是起義。
沖擊一定起義嗎？
工業化會造成小農起義的原因，是因為小農靠土地養不活自己，地太少。要是有300畝地，媳婦的紡車被紡織廠沖爆，沒必要起義。而要是就3畝地，媳婦的紡車被紡織廠沖爆，買個鹽、冬天搓個棉褲都搓不成，那就只能起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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