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的死，以及他死前的絕命書，可能在很久之后會對英國帶來巨大的影響。甚至關乎到是不是要“Damn
但現在，他的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順這邊能否繼續延續既定的戰略，繼續在貿易上對英國殖民地持續施壓。
在直布羅陀剛剛剛攻陷的時候。
在地球的另一端。
戰爭爆發的消息，在松蘇天津南洋東北等地區是個大事。
可能在武夷、景德等地，也算是個大事。
除此之外，那便算不得什么大事了，大順大部分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并未受到戰爭的一絲影響。
此時歐洲戰場的消息還未傳遞回來，此時的貿易終究還是要依附于季風，一般來說要到吃粽子的時候，歐洲戰場的消息才能傳回。
不過，印度那邊的消息，早已經穿回來了。
伴隨著大順在印度的勝利、孟加拉納瓦布的復辟，松蘇地區的航運業，也迎來了新一波更嚴苛的航運管制。
本身去印度倒是沒什么可管制的。
但是，商人的德行，所有人都清楚。
不管制的話，海軍和陸戰隊留了血、拼了命打出來的東西，他們轉手就能給賣了。
在印度的勝利，影響的不只是印度。
正如大順下南洋，影響的不只是南洋，而是造成了孟買蘇拉特等地的棉紡織業暴亂一樣。
大順在印度的勝利，除了對印度的影響，更多的還是大順拔掉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線。
波斯、土耳其、紅海等地的貿易線，現在由大順這邊接管了。
這和南洋的問題類似。
南洋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培養了南洋的“棉布消費貿易”。只不過之前是蘇拉特布，大順下南洋之后是松蘇布。
而波斯、紅海、土耳其等地，大順之前承接了荷蘭的遺產，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爭來爭去，在生產端主要也是孟買布和松蘇布之爭。
有個很簡單的事實，那就是孟買距離波斯，要比松蘇去波斯，近得多。
如果不進行嚴苛的商業管制，應該說，很快就能看到大順這邊的商人，去買印度商品去往波斯賣了。
終究，在之前的工場手工業時代，大順真正的敵人，英法荷什么的都壓根排不上號，真正的敵人始終是印度，甚至可以說從大明中期出現了世界市場的概念之后，中國手工業參與世界貿易的最大敵人就是印度手工業。
大順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品，重合度還是挺高的。至少相對于歐洲而言，重合度高得多。
航運距離、人工成本、如果摧毀印度手工業……等等這些問題，需要大順朝廷這邊以強大的管控力和限制來完成。
現在更多的、更系統性的管控政策還未出臺。
但借助之前的“特許貿易公司”的模式，這種管控才是還可以用這種官督商辦的方式，逼著商人只準買國產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等地售賣。
在朝廷看來，軍隊拼死拼活趕走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是讓這些商人去倒賣印度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的。
尤其是工商貿易體系內大量的實學派系出身的人，他們對這種事深惡痛絕，在三觀上就堅決反對。否則，在他們看來，這件事就成為朝廷出錢幫著商人去搞商業殖民地了，那和他們學到的原始積累是為了工業發展的思路完全不同，而是走上了原始積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邪路了。
大順這邊，講究個以史為鑒。
而“史”，近在咫尺。此時距離大順下南洋也沒多久，大順的實學體系一直以來都在批判荷蘭的殖民模式。
說荷蘭就是商人誤國，以國家力量為基礎，只為極少數商人發財。
偌大個南洋地區、那么大的殖民地，能把本國的紡織業干死，這一直都是大順這邊的反面教材。
當然也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逼的英國紡織業暴動和1701大請愿，這也是個反面教材。
在這種三觀氛圍下，這種管控心態也就可想而知。
即便大順這邊在歐洲口口聲聲喊自由貿易，但實際上踐行的依舊是老馬的總結：早期工業，沒有特權和保護是不行的；剝離土地、對被剝削者的殘酷立法、補貼、特許公司、軍隊和艦隊、強制本國商品優先等等，這些都是工業資本家產生的條件。
此時，對于航運和貿易的進一步管控，暫時看來，商人們的反對情緒并不高，甚至可以說幾乎沒有。
因為之前他們在波斯和紅海，要不得不面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競爭。而現在，這種競爭消失了，被朝廷用暴力手段解決了，在短時間內他們的貿易額是急劇增加、甚至可以說是翻番的。
朝廷只是在官督層面上，要求商船注冊、禁止裝載印度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等。
別的……別的也就那么回事。一些商品，加進口稅，純粹就是為了增加國庫收入，而不是為了抵御競爭。
大順要面臨的競爭，并不是別國商品進入本國。而是類似波斯、土耳其、歐洲這樣的外部市場，要面臨印度或者歐洲商品的競爭。
而大部分能從波斯土耳其等地進入大順的商品，都屬于大順基本沒啥替代品的。這種時候加進口稅，不是保護目的，只是純粹的增加國庫收入的目的。
比如乳、香，天澤香，沒藥，之類的玩意兒，非得埃塞俄比亞或者索馬里有；比如檀香，主產地還是大順控制的檀香山、和已經基本算是大順囊中物的東帝汶等島嶼。
這些玩意兒，加點關稅，那就是為了白花花的銀子進入國庫，既不是保護誰、也不是限制誰，只能算大順一種特色的“中產稅”，沒錢玩什么檀香？
對這些玩意，大順巴不得學一學英國的裹尸布法案呢，所有和尚寺廟必須得買大順官營的檀香，以增加政府收入，修黃河也好、造艦也罷。只可惜沒這行政能力，做不到，而且與民爭利的反對聲太大……
基本上，大順這邊已經基本摸到了貿易、關稅、走私的脈，有了一個基本的清醒認識。
而此時，和大順的歐洲戰略息息相關的，關于印度和波斯貿易的管制問題，很有特殊性。
現在已經11月份了，正常來說，此時貨船就可以起航了。
商人們為了多賺一筆，自然是希望朝廷暫時有所寬容。
允許商船載著國產的商品，去跑一趟波斯或者紅海，在那里卸貨之后，就近在印度裝一些可替代的貨物，比如棉布等，直接前往歐洲。
因為這年月做國際貿易，是要看老天爺臉色的，一年的季風期是固定的。
如果在波斯卸完貨，直接去孟買裝棉布，也是完全可以趕上季風，在風向改變之前前往歐洲的。
這樣，對商人來說，等于賺了兩份錢，在一個貿易周期內完成了兩次國際貿易。
雖然，如果說作為一個戰時的特殊情況，這倒也沒啥。
畢竟現在一開戰、加上對英、丹、葡等東印度公司的打壓，使得開戰之后大順的對外貿易量蹭蹭的上漲。而商船、尤其是符合規定的重裝商船的數量有所不足。
雖然造船上開足馬力，使勁兒造，新訂單也堆積了不少。但造船畢竟不像是在平地上挖廁所，幾下就能搞出來。
按說如果作為一個過渡，允許這種轉接貿易作為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也不是啥大問題。
但是，朝廷這邊卻直接把這個要求給否了。
命令禁止此類行為，且給印度那邊的駐軍和南洋大都護府也下達了命令，嚴格禁止開這個口子。
寧可現在商人少賺一份錢，也絕不開允許裝載印度棉布的口子。
這種時候，大順商人階層相對于農村、鄉紳和皇權仍舊無力的特點，使得大順這邊可以將戰略執行的更徹底。
面對這種情況，大順這邊的工商貿易部，用大一統國家一直以來的官督官管思維來解決這件事，盡可能圍繞著總體戰略，進行了十分復雜的調控。
一方面，要求東洋貿易公司，繼續抽調重裝商船，加入到去往歐洲的貿易船隊中。
而東洋貿易的貨物，則由那個專營漕米運輸的公司，幫著運輸那些因為抽調去歐洲貿易而運力不足的貨物。
允許運送漕米的船只，暫時雇傭那些注冊之外的南洋船或者廣東福建船，只要保住漕米，剩下的能抽調多少重裝商船那是運輸航運公司的本事。
另一方面，將戰爭中在印度俘獲的商船、戰艦等，進行拍賣。
戰艦修補改造之后，作為商船，出售給西洋貿易公司。
要求西洋貿易公司，今年不得加大對波斯和紅海的貿易，保持東印度公司毀滅之前的貿易規模即可。
更多的船只，要求必須跑歐洲，至少在戰爭結束之前，必須往歐洲跑。
既然西洋貿易公司是一個官督商辦的壟斷專營公司，那么這種時候，管起來可比沿海走私容易的多。重裝商船都是注冊的，西洋貿易公司又是唯一允許跨越馬六甲的商會，這種管控之下，并不是股東和董事說跑波斯更賺錢就可以所有船都跑波斯的。
靠著這種調控，再加上正常的貿易船數量，如今的松蘇這邊，匯集了一支比去年更大的前往歐洲的貿易船隊。
只不過，船主、公司股東和董事們，終究有些惴惴。去年的船還沒回來，歐洲的情況到底如何？這一大批貨能否賣掉？朝廷強制他們往歐洲去賣貨，不準他們派更多的船去印度波斯，今年會不會賠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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