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構想，倒是和喬治·格倫維爾試圖繼承皮特和愛國者黨遺產的談判思路差不多。
畢竟，世界是物質的，逼到這種地步，能做的選擇已經不多。
劉鈺當初最擔心的兩件事，一個是英國放棄印度讓中法之間互咬、另一個是英國取代荷蘭做東西方的二道販子。這兩件事算是英國的戰略主動，一旦放棄了這個戰略主動，等到法國在印度失敗、大順出兵的時候，其實能做的選擇已經不多了。
哈利法克斯伯爵和喬治·格倫維爾的思路，都是從這些已經不多的選擇中，選出來一個可以執行的。
這就是一個公雞把太陽叫出來的故事。
無非是現在英國的宮廷里，有兩只公雞。
一只是保王黨世子黨為核心的公雞；另一只是繼承了愛國者黨且做出適當切割的格倫維爾派的公雞。
現在的關鍵，不是太陽出來，因為這是必然的了。
關鍵是，到底是那只公雞把太陽叫出來的。
這是重中之重。
中法聯軍這一次攻下了直布羅陀來送俘虜，站在英格蘭民族的視角來看，肯定是帶有耀武揚威成分的。
但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現在英國政壇上的兩只公雞，都急需這個機會，搶到一個“我把太陽叫出來”的先機。
大順的使節團規格不高，顯然不是來談判的。
至少是不可能敲定停戰細節的。
但是，老百姓不知道。
現在，英國的人民，或者叫民眾，或者叫百姓，都差毬不多，只關心那么幾件事。
國債能不能還？
民兵法是不是要改成強制出國作戰？
當然，英國的民眾還有其余的階層。
比如商人階層、比如金融家、比如手工業者、比如工場主等等。
但，在這種局面下，這些人并不是能夠產生推倒現有政權的有威脅的力量。
對于政權而，要先安撫那些有能力制造大規模混亂、且有可能推倒現有政權的力量。
安撫了他們，剩下那些人，便搞不出什么太大的動靜。
在中法聯軍兵臨木墻長城的此時此刻，有能力以暴力手段威脅到英國本土的時候，擁有這種力量的人只有三種。
打著托利黨名號的雅各布派、底層民兵、國債購買者。
這種情況下，即便大順這邊其實未必是來談判的、甚至即便可能是來談判的但其級別也不可能敲定戰后條約。
卻也不妨礙，兩只公雞借此機會告訴英國民眾，讓英國民眾知道他們想要知道的消息。
比如，買國債的不要擔心啦！我們已經和中國人達成了初步的談判，國債可以用東方貿易品的關稅償還！
比如，擔心出國作戰的民兵，不要擔心啦！我們已經和中法之間達成了初步的談判，新國王是會說英語的英國國王，漢諾威可以按照繼承法，分給坎伯蘭公爵，你們不會出國作戰的。
比如，托利黨們，不要擔心啦。雖然國債欠了一大堆，但是我們已經找到了不需要加增土地稅就還國債的辦法了，你們放心，我們不會增加土地稅的。
這些，都是英國此時為數不多的選擇。
所以，關鍵就是，到底是“哪只公雞把太陽叫出來的呢？”
誰叫出來的，誰就可以獲得輿論上、議會上的巨大優勢。
而后叫的那只，要么支持，那么就證明了先叫的那只是正確的；要么反對，那么就意味著他們將被民兵、國債購買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主所拋棄。
老馬分析過這種手工業工場時代的權力問題。
雖然說，不管是喬治三世一黨、還是準備正義切割的愛國者黨余部，他們都不可能用老馬的學說和體系來分析現在的局面。
但，就好比，在牛頓之前，人們也知道利用水往低處流的道理、也知道把東西扔天上會掉下來一樣。是先有萬有引力，然后有了發現萬有引力的牛頓，而不是反過來。
社會科學既然是科學，那么也是一樣的道理。
老馬說：
（手工業工場時代）工業（由于必須給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就業機會而成為必不可少的）沒有特權是不行的，這種特權不僅可以用來對付國內的競爭，而且主要是用來對付國外的競爭。
工場手工業離開保護是不行的，因為只要其他國家發生任何一點小的變動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場而遭到破產。
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條件下，工場手工業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個國家建立起來，正因為這樣，它也很容易被破壞。
此外，它的經營方法，特別是18世紀在鄉村里的經營方法，使它和廣大群眾的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以致沒有一個國家敢于不顧工場手工業的生存而允許自由競爭。
因而工場手工業，在它能夠輸出自己的產品的時候，是完全依賴于貿易的擴展或收縮的，而它對貿易的反作用卻是比較微小的。
這一點說明了工場手工業的意義是次要的，同時也說明了18世紀商人的影響。
正是這些商人，特別是船主最堅決地要求國家保護和壟斷；誠然，手工工場主也要求保護并且得到了保護。
但是從政治意義上來說，他們不如商人。
商業城市，特別是沿海商業城市已帶有大資產階級的性質，而工場手工業卻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統治……
這也就是老馬說的，在這個時代，是商業的霸權、海軍的霸權，帶動了工業的霸權。
而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之間斗爭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在沿海城市已經壯大，但英國的封建勢力和土地貴族依舊強大。不得已，商業的大資產階級，借助輝格黨或者輝格黨內部的反對派，來組成一個寡頭政治同盟，維系其統治地位。
不敢自由貿易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經營方法，特別是鄉村里的經營方法，使它和廣大群眾的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以致沒有一個國家敢于不顧工場手工業的生存而允許自由競爭。
這一點，以1701年和1721年的棉布禁止令為典型，這兩個棉布禁止令的法條中，都包含這么一句話：for
poor，窮人，底層。
大致的翻譯就是“為了讓窮人也有工作”——更深刻點就是“與其東方棉布沖擊傾銷，不如禁了東方棉布，讓窮人在家自己紡點紗、去搓點麻，最起碼有點事干，掙幾個錢餓不死”。
老馬這句話說得如此之對，以至于英國如此，大順這邊也是在松蘇改革之后一點也不敢放開內地子關稅，生怕炸了。
當然，法國也一個吊樣，這事真不好說只是法國的白蘭地生產商資本家，阻礙了法國釀酒業發展，以至于更便宜的蜜糖沒法用……至少不能這么簡單來評價，而是法國上百萬靠著摘葡萄、種葡萄、釀酒、打工、做橡木桶木匠活等等生存的人，也得吃飯，也得活著。放開朗姆酒，這些人吃啥？喝啥？
這不是說這么簡單的事，放開了，沒事干，無形之手自然會推動新的產業，這些勞動力就會填充到這些新產業當中。
道理不是不對，就和明末的那些事一樣：
但是就像是一些傷感明亡之輩的感嘆一樣：“老百姓的覺悟太他媽的低，居然都不肯乖乖當餓殍”。
而且人也不能冬眠，在無形之手調控之間扎脖不吃不喝。有些事真就是無奈的現實選擇，因為世界是物質的，人不吃飯會死，偏偏人在死之前，很可能死則舉大名耳。
包括大順的松蘇改革，劉鈺也知道，工場和工業容納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他才要開發蘇北、開發關東、南洋開發和漕米買辦制，把人往南洋和東北驅趕去種地，而不是往城市里擠，因為根本容納不了那么多工作崗位。
英國這邊或許未必能夠用老馬那種精辟的道理把問題的本質總結出來，但統治者也不是說就覺察不到放開關稅和自由貿易帶來的危機。
比如哈利法克斯伯爵，就建議，借著民兵法給民眾定心丸、確定不會去漢諾威參戰的時機，趕緊調動民兵，準備鎮壓放開貿易后的紡織業起義——這種道理，大順這邊的老古董們也知道，在劉鈺鹽政改革、海運改革的時候，提前給劉鈺軍隊，準備鎮壓揚州鹽工起義。
而英國現在面臨的情況，就是一個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問題。
再堅持下去，很可能托利黨就開關喜迎斯圖亞特王者歸來。而英國的統治者怎么選？自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鎮壓紡織業起義，而不是選擇死扛到底。
畢竟，斯圖亞特家族要是復辟了，漢諾威家族固然要完。
輝格黨這群人有一個算一個，多半也得全進倫敦塔。
是以，在這個問題上，輝格黨和王黨的選擇是一樣的：寧可對華妥協、簽條約、鎮壓紡織業起義，也不能再打下去內部爆炸，會說英語的斯圖亞特正統王者歸來——雖然斯圖亞特家族也他娘是布列塔尼的，但真要是論封建正統，怎么也比荷蘭人或者德國人，稍微正那么一點。
而根據老馬的分析思路，可知，現在英國的工場手工業生產者，在政治力量上，是不如沿海城市的商業資本家的——比如船主、壟斷公司股東、大商人等。
而沿海城市的商業資本，也還必須要依靠土地貴族的輝格黨們，才能夠執政，讓渡為內閣的統治者。
可推出，英國此時的政治力量中，工場手工業的產業集群的政治力量，是非常脆弱的、無力的，也就是可以被拋棄的。
況且，真要放開了貿易，大順這邊帶來的沖擊，也并不是說會把英國所有的手工業都沖垮。
也就是瓷器、陶器、絲綢、紡織、金屬加工這幾個行業而已。
你問種谷物的地主，說放開這些東西進入好不好，對他們來說，也沒啥影響，甚至生活成本降低，也沒啥。
本身整個階層的政治力量就不甚強，又被分化出諸多行業有的有影響有的沒影響。
那么，不敢惹地主加土地稅，還不敢鎮壓紡織業起義嗎？這當然是優先選擇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