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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輪臺之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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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君心難測,此時的情況就是最好的體現。

  劉鈺不可能去問問皇帝,哎,你是不是準備在死前把黃河問題解決了?

  畢竟,對皇帝來說,黃河本身是不能威脅到皇權統治的。真正威脅的,是黃河決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覺得,

  可能沒辦法解決人的問題,所以可能會琢磨著把人解決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豬狗,這種事很正常,變種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斷,一旦和皇帝這個在理性時代本不該存在的東西結合,

  那就很容易產生極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亂時代,

  農民、賤民、礦工等,

  用暴力給大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會讓大順的皇帝盡可能維系小農的生存;但一旦感覺可能無法維系的時候,便很有可能扼殺于搖籃之中。

  這不是沒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開始,劉鈺聽著皇帝忽然談及輪臺詔,他心里肯定是嘲諷加吐槽。

  心里嘲諷說,皇帝的腦子,頂天也就到那種不談生產力生產關系、期待幾個超人的良心,搞個什么零之鎮魂曲之類的東西。死前發個輪臺詔,把國內的兼并問題緩解一下,讓太子去做“好皇帝”。

  這當然要嘲諷。

  但到了后面,劉鈺越聽,

  就感覺味兒越不對。

  凡事就怕對比,這味兒越發不對的情況下,劉鈺覺得,

  這種類似“放水淹田改稻為桑”的手段,還不如一開始自己嘲諷的那種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

  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為了目的。

  關鍵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還是皇權的穩固統治?

  大部分時候,二者似乎外表來看沒啥區別,但一旦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候,就會立刻露出本質。

  哪怕不考慮生產力這種理性的因素,只是考慮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維系小農生活這個目的,投入幾億兩白銀,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慮皇權的穩固統治,實際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決方案的。

  鐵路的出現,的確讓皇帝增強了統治的力量。并且給皇帝塑造了另一種可行的方案。

  一旦從京城到漢口的鐵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鐵路。實際上,黃泛區——大順的黃泛區,多半是后世的黃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歷史上花園口后的黃泛區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圍的死地。

  按照劉鈺設想的花錢移民的構想,這需要大約至少三五億兩、甚至更多的錢,才能解決。畢竟還涉及到幾千萬畝的耕地,挖黃河的河道,

  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區,

  因為黃河不能穿山越嶺加爬坡,水往低處流嘛。

  并且其中必然夾雜著反抗、混亂、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

  而如果皇帝真要搞點反人類的辦法,那只能說,成本確實大大降低。

  水一沖,死一波、殺一波。北以黃河新河道為壑、西以鐵路為墻、南以富裕鄉紳防止災民南下為忠、東以大海為弱水。

  到時候,不但遷徙成本大大降低,而且少了許多遷徙的怨氣,順帶還能重新分配土地。

  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大量遷民之后,于黃泛區搞中唐均田制,打造成為皇權的新堡壘,極大地增強皇權的力量。

  并且,在鐵路出現之后,以及大順的財政狀況,這種想法,是真的有可行性的……

  而且,不論是難度,還是對天下結構穩定的破壞,都比劉鈺一開始以為皇帝要搞的那種輪臺詔的手段,簡單多了、影響也小得多。

  雖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這么想的,可聽著皇帝說的那些話,劉鈺總感覺味兒很是不對,著實很慌。

  于是乎,在皇帝聽來,劉鈺的這番話,讓皇帝略微有些詫異。

  就劉鈺在阜寧、蘇北等地的手段來看,怎么看劉鈺都是個激進的變法派。

  皇帝萬萬沒想到,劉鈺竟然說出來一個相對來說最為保守、最為溫和的辦法。

  雖然這個內部的保守、溫和,是以激進的對外擴張為基礎的。

  說溫和,那自不必提,確實溫和。

  說保守,因為劉鈺的這個想法,完全避開了改變黃河可能泛濫去的土地制度、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變的方向。并且,顯然是以維系現有一切制度為基礎的遷民計劃。

  皇帝相信以劉鈺為首的樞密院那群人,對于外部世界的判斷,那里集中了大順對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

  而且既然劉鈺說五年之內能夠解決很多問題,皇帝鑒于之前的信任,也相信五年之后,財政收入翻一番頗有可能。

  只是劉鈺把問題直接引向了黃河問題,讓皇帝有些詫異。

  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現在的黃河問題,就是一灘屎,指不定哪天炸了,誰挨得近誰就得黏一身。

  廟堂邊緣、江湖深處,喊著解決黃河問題的人,沒有威望也沒有足夠的朝堂高度來做這件事,只能空喊。

  廟堂之高,誰敢抗這個事?誰又想抗這件事?

  但皇帝沒有直接去接黃河這個話茬,而是問道:“以愛卿之見,此番印度、歐羅巴事,是必勝之戰?已經到了需要考慮敗、一切要按照打贏的方向去考慮將來了?”

  劉鈺深吸一口氣,前所未有地鄭重道:“回陛下,臣昔日頑皮,得陛下垂青。彼時軍改時候,臣便說,要做到縱無能之將,而有有制之兵,成不可輕敗之事。”

  “再者,臣自編練海軍起,便言南洋、印度諸事。為此事,已然謀劃二十余年。”

  “期間下南洋、遷錫蘭、亂荷蘭、變羅剎、盟法國,皆為此事。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后,臣就說,歐羅巴各國的矛盾沒有解決,只是誰都打不動了的休戰,早晚還要打。樞密院一直在等這個機會。”

  “英人有多少艦隊、有多少船、殖民地的情況、民心……英人的財政、利息、關稅……法國在加勒比和印度問題上的選擇……等等這些,樞密院搜羅的材料,汗牛充棟。”

  “樞密院只是定戰略,打與不打在陛下。而前線廝殺,在將士。”

  “本朝將士用命,訓練有素,以一敵一,六成可勝。但于印度,可能以十敵一,臣實不知怎么失敗。”

  “至于參與歐羅巴之戰,只要海軍出動,擾亂其貿易、聯法海戰,拖下去,英國必敗。”

  “是以,臣在樞密院,整日不過看書消遣,無所事事。只要陛下圣裁不變,堅定打下去,誰坐在樞密院,結果都一樣。”

  “黃河事,既無人肯碰……臣,請,卸樞密院之職,以國公之爵,便宜行事,出鎮禹貢之兗州。”

  話止于此。

  意卻不盡于此。

  皇帝饒是滿身的法力詐術,這輩子也見多了朝中爭斗,還是被劉鈺的這番話給弄的不知所措了。

  劉鈺這是找找死?不想活了?瘋了?還是……還是說絕望到要自殺的地步?

  一時間,各式各樣的想法,飛快地在皇帝的頭腦中旋轉,完全不知道該怎么接劉鈺的話茬。

  哪怕他當了這么多年的皇帝,哪怕他也經歷了改革和守舊的二十年爭斗。

  顯然他從未想過,會有臣子,真的會把這番話講出來。

  這番話的言外之意……就是劉鈺請求出鎮兗州,要來擔起來黃河事。

  而做這件事,是必死的。

  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民心上的,亦或者是任何方向,都是必死的。

  或者說,除了皇帝做這件事,其余任何人做這件事,都是在求死。

  包括太子。

  以往的任何改革,總還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損。

  哪怕是被罵了數百年的王安石變法,總還算是毀譽參半,還留了一段“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的”的話。

  但這件事,只有罵名。

  在朝中,幾乎必然是“烹弘羊、天始雨”的情況。

  在民間……

  如果發生了洪災,黃河已經決口了,上千萬百姓被淹、數百萬百姓衣食無著的時候。這時候,皇帝大力賑災、官員全力以赴,皆得千古美名。

  而現在,事還未發。

  不提河道變革后的各種零碎的、分階層的影響。

  比如對商業的影響、鹽業的影響、農業的影響等等。

  只說個最籠統的。

  好好的過了四五百年,從來沒有黃河泛濫的風險,也不用承擔修黃河大堤的悲慘,更不用提心吊膽地擔心黃河決口……

  卻有人要把黃河走山東。

  任何一個山東的百姓,都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

  黃河是啥好東西嗎?

  至少在此時的民間看來,黃河就意味著災難,而并不意味著肥沃的黃河水。

  意味著要出徭役去修黃河堤。

  意味著要面臨著黃河泛濫決口的危險——基本上,一年一泛。

  意味著要淹沒祖墳,淹沒僅有的家產,自己要背井離鄉。

  誰讓黃河走山東,除了老天爺這種不可抗力,于此時……沒人會立生詞,只會立一個跪像,跪在黃河大堤上。

  至于劉鈺在山東的名聲……刨除掉受益的萊州、登州沿海地區。這么說吧,運河沿岸,不知道多少人罵。

  劉鈺可不止是毀了一個淮安、揚州。

  隨便舉個例子,臨清城。運河漕米改革之前,20萬人口的大城,短短十幾年間,剩下了八萬人。

  曾經鼎鼎大名的臨清關,曾經的山東排在前列的大城,曾經整個山東算是糧價最便宜的地方,因為改革,竟然出現了這樣的詩:

  臨清官道柳,采掇有饑婦。

  年年旱魃殺五谷,客米千錢僅一斗。

  有飯柳作齏,無飯柳作糜。

  丈夫失纖因病死,婦食老姑兼乳兒。

  春風飄飄柳已深,枝葉老梗傷人心。

  臨清最起碼還剩了八萬人,最起碼還有個州城、府縣的底子。

  而另一個漕運重鎮,張秋……

  《張秋志》的最后一段,是這樣寫的:

  昔者漕運重鎮,夾河而城,襟帶濟汶,控接海岱,輸貢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賈輻湊,三邑物阜齒繁。自興國公行海運,始而蕭條,繼而凋零,不啻迅風之掃秋葉。廿年間,城廓是而風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張秋無郡之名、非縣之邑,而有其史,可謂興矣!

  自行海運后,張秋再無其史,此張秋之絕筆。

  愣生生把一個繁華大鎮,弄到絕望,弄到士紳寫下了“張秋之絕筆”這樣的詞,作為張秋志的最后一句話。

  臨清還剩下的八萬人,是因為漕運被廢了之后,但運河湊合著還能用,多少還能有些貿易。

  但也僅限于此了。

  一旦黃河再從山東過境,僅存的幾個還能支撐的運河城市,全都得死。臨清的那八萬人,可能也就能剩下三萬。

  當然,也不能說,這些事都怪到劉鈺行海運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點,就是之前的山東漕運區,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圍繞著灌溉、發展農業生產來的。

  而是山東有漕州縣雖多臨近運河,但農業水利資源卻極其匱乏,僅有的汶、泗諸水,泰、沂、滕諸泉也被納入漕運體系之中。

  在不能滿足運河充足水源的情況下,地方州縣是無權使用這些河道或泉源的。

  這個問題,從明中期開始,就已經頻頻成為問題。

  保漕運為第一優先級,為此甚至是默許黃河向南決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為漕運補水。

  而漕運的時間,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來的時候,那時候不缺水,但他媽的運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這就導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時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時候,往外排。

  聽起來,劉鈺行海運,解決了漕運問題,應該是個好事。

  但問題在于,數百年間,頻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圍繞著漕運來的,已經基本把原本的灌溉體系給破壞了。

  漕運本身帶來的工商業,養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穩定米價。

  廢掉漕運,是個系統工程,因為“非廢運河,無以治黃”是廢漕運的一個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決黃河可能決口的問題。

  只說之前漕運帶來的諸多水利工程的反農業性質,這些數百年積累的坑,不是說廢掉運河就一下子解決了的。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廢掉運河,大量的人失業。

  本身,運河區就是聞香教、白蓮教、青蓮教這些教派的重要傳播地。各式各樣的變種,層出不窮。

  廢運河之后,魯西北、魯西南地區,至少發生了六七次成規模的起義。

  戰亂,起義、廝殺,圍剿,這又是一波破壞。

  最后,就是一些決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東除卻這幾年發展較好的沿海萊登地區——除了控制著對朝鮮的貿易、海軍基地、新學興起外,還有可以通過海路闖關東——刨除掉這兩個地區,山東一共也就大約7500萬畝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頭稅,或者叫把人頭稅夾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隱匿人口已無必要。

  統計之后,山東人口已經破2200萬了。

  2200萬人,7500萬畝耕地——以20世紀30年代的統計,魯西南、魯西北地區的復種、套種、兩年三熟率,也只有30——實際上,山東已經出現了人多地少的大問題了。

  此時的生產力水平,就這個樣了。

  之前的大規模水利工程,都是圍著運河、漕運、鹽運打轉的。

  平準畝產是多少?算上復種率,其實頂天說,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來斤。

  人均三畝半地,要是真正達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個縣受災的現實,也就是人均600斤糧食。

  聽起來,好像還行。

  但現實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糧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現實也不是沒有災荒的。

  現實也不是沒有貪官污吏的。

  現實也不是沒有佃戶要交租子的。

  現實也不是商人不趁著交稅的時候壓糧食價格的。

  后世的人,吃著大量的油脂、雞蛋、奶、肉、感覺一天一斤糧食,夠吃了。

  這年月,干活的老百姓,你給他一天兩斤糧食,他也就混個七八分飽。

  況且,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種糧食呢?

  有沒有種經濟作物的?種棉花的?種花生的?種棗子的?實際上,還是很多的。

  沒有土地,就得沖向那些原本不適合作為耕地的地方,而這,又進一步破壞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態結構,旱澇頻發。

  除此之外,經過在山東的一些統計數據,刨除掉青島、威海等這樣的奇葩城市,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達到了180比100,但很正常,證明去做工的多。刨除掉他們后,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也達到了110比100,甚至130比100的情況。

  種種以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很多的問題。

  但所有這些問題,都比不上劉鈺現在提出的話外之音。

  他要讓黃河走山東!

  這等于是直接往火藥桶里扔火炭。

  黃河對于絕大多數百姓而言,就此時的生產力水平,都意味著災難。

  沒有省份,愿意讓黃河經過自己家門口。

  從開封往下的河段,沒有人愿意。

  不干,黃河就不決口了嗎?

  當然不是。

  不干的話,黃河決口,是沒有河道的。南邊歷經600年,已經被抬的太高了,已經不可能走南邊了。

  而沒有河道的黃河,要自己漫灌,自己找河道。這個過程,可能要五年、十年。

  甚至可以說,能讓山東的人口,直接變成負增長。

  但如同后世那個“氦閃”的故事。

  當黃河決口之后再去賑災,那是行善。

  而在黃河決口之前,就去盤黃河,搞無人區河道,那就是作惡。

  這個事兒,皇帝可以辦,但皇帝不想辦。

  因為皇帝只要不傻,就不會干這件事,成本高不說,而且收益低。

  遠比黃河決口之后再解決,成本要高、收益也低。

  大臣若要辦,但凡朝中有黨、有派系,就沒人會做這件事。

  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

  官小了,做不了。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而是一個涉及三省、波及上千萬人口的大事。

  還要系統地考慮鹽運、城市、遷民、鎮壓、工商、水利工程、灌溉、農業等等一系列的事。

  官大了,不敢做。

  這件事誰做,誰遺臭萬年。

  太子很聰明,要做事,選了漢口。因為太子要是敢干這件事,這個太子多半也當到頭了。

  劉鈺沒說要做,但他說他在樞密院已經閑的吊疼了,對印度和歐洲的戰爭,廟算已定了結局了,言外之意已經很明顯了。

  所以皇帝才詫異。

  不是詫異別的,是詫異劉鈺為什么要這么做?

  刨除掉為了百姓這個答案之后,皇帝只能認為,劉鈺是絕望了想要政治自殺,或者說是困在輪回之悲中出不來了。

  甚至,更像是一種破罐子破摔的舉動:反正我也活不成,不如死前干點啥。

  至少,皇帝是這么看的。

  但實際上,除卻最基本的原因外,劉鈺只是感覺,當鐵路修好和此時大順的情況下,山東的農民起義、百姓反抗,都是白白送命,連為王前驅擾亂朝廷、直接崩潰朝政的可能都沒有了。

  因為運河、糧稅、漕米等的改變,這里已然不能產生重大的影響了。

  既如此,何必叫人將來白白犧牲?

  如果不要白白犧牲,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犧牲之外,再趁機干點啥,繼續趁機打一打日后的經濟基礎?

  至于說什么尋死、破罐破摔、負氣自殺之類的想法,倒真是和劉鈺一點不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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