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自覺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主意，覺得他爹多半會覺得他有些主見。
但實際上，皇帝讓太子來請教劉鈺，請教了半天，太子還是沒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時的大順，伴隨著白銀貨幣化、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本末之爭的本質,實際上就是生產和商業之爭。
大順的士紳階層，類似于秉持的是商業資本思維。
耕地，是大順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戰亂影響、回報率最高的投資品。
很多士紳說的已經足夠明白了，戰亂之后，哪怕改朝換代，張家的地還是張家的、李家的地還是李家的，永遠保值、受到任何經濟波動的影響最小,是最后的投資方向。
劉鈺給太子講本末之爭、將均輸平準這些東西,太子看似聽明白了,實際上還是沒聽懂劉鈺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爭”，那就應該盡可能把內地土地的商業投機屬性剝離。
大順士紳最喜歡的兩項投資，是買地和放高利貸。他們嘴上喊著“務本抑末”，可實際上他們比誰都“末”，因為賢良文學說的“本”，是生產。
大順看不見的手，太厲害了——這只看不見的手，就是高利貸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見的手，將農業生產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貸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資到水利建設、交通發展、農田改造、擴展耕地上。
問題在于，在買地收租和放高利貸的高回報率下,無形之手的陰影下,士紳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積累的資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設、農田改良上？
這才是劉鈺想給太子講的“務本抑末”這個道理,在大順這個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上的真正涵義。
不要刻舟求劍,拿著先秦兩漢時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稅制、畜力機械普及量等，來套大順的現實情況。
韓非子當年嘴很毒，專門為這種情況，自己創造了個成語，叫“守株待兔”。
想要讓資本，投資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無形之手，還有另一種辦法。
那就是提升畝產的價值，靠某種經濟作物的高額回報，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資本會選擇改良土地、促進生產，以獲得更多利益。
但這在大順內地也已經沒可能了。因為劉鈺把所有值錢的原材料農作物的生產地、商品糧基地，都放在了東北、南洋、以及后續的印度。
在南洋開種植園、或者在東北墾殖種豆的收益，已經高過了在松蘇買地收租，所以大順這些年的銀錢兌換比問題才沒出事。
大量的熱錢和積累的資本、貿易的順差白銀，實際上都跑到南洋和東北去搞基礎建設去了,靠著大量產出,才沒有出現白銀通脹和物價革命，保證了大順的“匯率”依舊極為有利出口——雖然大家都在用白銀，甚至可能這些白銀，都他媽是南美的同一個礦坑出來的、甚至可能是同一個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實際上兩邊的白銀還是有匯率的。休謨在和自由貿易派論戰的時候，就拿捏過這個“匯率”問題。
所以，其實問題到了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問題、亦或者更進一步把這些東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沒用。
因為由此推出的、以全體的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為主體的解決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無法去做、并且一定會去極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體，不是這片土地上的全體人民，而只是大順的資產階級，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們的路線，并且一定會去極力阻止的。
老馬說，資產階級的真實任務是建立世界市場（至少是一個輪廓）和以這種市場為基礎的生產。
假使不考慮全體人民。
只說如果大順此時是一個資產階級為統治階級的國家，那么下一步，顯然就是要打通國內市場、取消國內的稅關和各省的地方保護主義，在取得外部市場后再把內部市場拿到手，從而建立世界市場的輪廓；實行土地國有制和級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寧評價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純粹的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方便將資本用于依托土地這個生產資料而進行生產活動。
而這，還不是最終解決方案，只是資產階級的解決方案。
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罷，能支持嗎？
就算明白，民族的國家的未來是這樣，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紳等，會去做嗎？他們假設自己是忠君愛國的，只是當告訴他們，新時代下，真正的愛民族國家，是要取消他們的封建特權，士紳特權、減租減息、甚至土地國有化的時候，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舉起屠刀。
因為多少明白一些這里面的道理。
又因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當幾天后，皇帝再度召見太子，詢問太子和劉鈺的交流問題時，太子給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見，就是理所當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詢問完劉鈺后，父皇一定會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應該會知道，并且會給自己一個要嘗試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開門見山，詢問太子道：“朕叫你詢問興國公，聽其所以然，未必聽其然。他給你講了什么，這都無所謂。”
“關鍵是，你聽完之后，你自己覺得，除了過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辦、體察民情的事外，你還想一并做點什么？”
太子將自己已經準備好的話說出，回道：“兒臣請父皇準許兒臣，挑選年輕才俊，興辦漢口實業。”
這個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認為太子可能會給出的幾個他認為還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較容易意料到的一個。
劉鈺和太子到底說了什么，皇帝并不想知道的那么詳細。但是基本上劉鈺的思路，皇帝自認還是了解頗多的，雖然大部分時候是胡亂理解，但皇帝還是自以為自己了解的。
對太子提出的這個嘗試，皇帝沒有先問“為什么選這里”，也沒有問“你準備辦到什么程度”。
而是詢問了兩個讓太子萬萬沒想到的古怪問題。
“你既要興辦漢口，朕以為，此事可做，好處頗多。但于此之前，朕先問你一句，譬如松江的棉布。”
“松江的棉布，在松江出港的時候，就要征收一筆稅。那么，如果松江的棉布去漢口，是否還要再征一筆稅？”
“此其一也。”
“其二，欲興漢口，無資本則不可行。”
“你是準備募集楚人的資本？還是允許松蘇的資本涌入漢口？亦或是其余的辦法？或者官辦？或者官督商辦？或者商辦征稅？還是怎么樣？”
這兩個問題，聽起來好像都聽蛋疼，感覺像是扯淡一般。
然而實際上皇帝覺得，這兩個問題，非常的關鍵。
這和松蘇地區的征稅模式有關，以松蘇的玻璃為例，實際上實在生產端征稅的。棉布也一樣，也是相當于在生產端就征了一次稅。
當然，稅不重，必要的時候還可以選擇退稅以確保競爭力，雖然基本上此時來說完全不需要，但理論上是可以的。
以資產階級的視角來看，這個在漢口是否再征稅一次的問題，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是否支持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
而以官僚政績或者太子欲立功的視角來看，這個在漢口是否再征稅一次的問題，實際上可以有兩種理解。
一個，是皇帝從劉鈺對付日本、朝鮮那的手段，得出的經驗：官僚或者封建貴族，更傾向于征收關稅，獲得收入。關稅收的越多，他們的政績、繳納的稅收也就越多。
換句話說，這是買辦思路。
另一個，則是皇帝從英國法國那里，得出的經驗：發展本地工商業，需要對外來商品征收高額關稅。英國和法國的棉布禁止令，都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太子想要興振漢口的工商業，那么也不是不能征收額外“關稅”，以確保本地的工商業發展。免得還沒起步呢，先就被松江棉布，一波沖個稀爛。
換句話說，這是要發展本地工業的思路。但換一種全國視角的思路，這又是地方勢力的崛起，和省份鄉土主義，只怕并不是什么好事兒。
這東西，和鹽還不一樣。
鹽政改革的思路，就是直接在生產端征稅，然后建立全國的統一市場，去掉其余的苛捐雜稅，一次性征稅，全國通行。
但那是鹽。
于是看似皇帝問了兩個聽起來不痛不癢、有些扯淡，似乎相對于千頭萬緒的“政通人和”而言是細枝末節的小問題。
但其實，第一個關于是否要再征關稅、以及松蘇的棉紡織品是否可以進入漢口的問題，就是個非常難回答、或者說在考驗太子路線認知的問題。
劉鈺雖然也沒和太子講這么細節的東西，但是畢竟一些思路還是給了太子一些啟發，遂道：“兒臣以為，此事應細看。”
“昔日太史公言：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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