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很多東西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皇帝覺得他多少能夠看破這些表面的區別，讀史依舊有用，只要別刻舟求劍，而是多去考慮當時的現實情況。
就像是讀《鹽鐵論》之前，不可以不讀《平準書》。
而讀《平準書》之前，又不可不去讀一讀之前大順征伐西域時候的“賬本”,理解一下什么叫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余鐘致一石。
再去看看大順下南洋的賬本，為什么同樣是萬里遠征，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
在皇帝看來，大順最缺的，其實就是“木牛流馬”，一種高效的運輸工具。
因為伴隨著南洋和關東的開發，以及劉鈺的“釀酒外貿日本賣米等蓄水池”策略,實際上大順能夠控制的糧食產量,實際上已經基本可以做到有災就賑、不至餓殍的地步。
難度始終在于，怎么把天津港、松蘇港的糧食，運過去。
困擾大順的是物流問題。
這也就是當初劉鈺在鹽政改革時候說的，鹽政問題想要最終解決，要么全國各地哪個省都靠海或者有井鹽礦鹽；要么就要有一種一個月內能從東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
《平淮書》也好、《鹽鐵論》也罷，以此時皇帝的視角來看，都是在“千里負擔饋糧，率十余鐘致一石”這個現實前提下的解決方案。
因為千里送糧損耗巨大，所以中央財政才要有錢，有很多很多的錢和財富。
以此時大順的視角來看，很多政策，都是圍繞著這個物流的現實而存在的。
至于說專營之利什么的……皇帝整天羨慕英國的航海條例，和超高的茶糖專營收入,以及一年上百萬的東印度東方貿易品專營權收入。一個巴掌大點的小國，一年能收入兩千萬兩，簡直就是要好好學習的對象。
所以皇帝才支持劉鈺的鹽政大改革方案,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兩個大型的半工業化大鹽場——英國也不產茶葉，但依舊屬于在生產端收稅,因為茶葉可以算是“東印度公司生產”的，在生產端收稅之后，剩下的就不收了；而劉鈺的鹽政大改革方案，本質上也是在生產端收稅，鹽是那些大曬鹽場生產的，擠死低效手工業私鹽，而且工廠越大越好，這方便在生產端征稅，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營。
現在對大順來說，專營之利有，糧食布匹也不缺，即便不進行全面的改革，那么要保證有災荒的時候能夠賑濟，似乎就可以近乎無限期的續命。
因為，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賬本，是看不明白的。
比如前朝的農稅，收的真的不多,怎么就遍地烽火了？
比如漕米的600萬石,似乎也不是啥大負擔,可為啥弄的百姓困苦？
因為……600萬石漕米，賬本上只寫了到賬數，不會去算物流費用。算上物流費用，損耗，貪腐等，600變6000，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大順之前默許漕運貪腐，因為保證漕米是第一要務，剩下的都好說。就像是默許黃河決口沖南邊不要沖北邊一樣。
劉鈺在松蘇改革的最后幾年，一直在忙著搞大基建。到處挖運河、修運河、開運河、通運河。
皇帝明白劉鈺為什么這么看重基建，所以皇帝很明白，劉鈺說的“不需要水的大運河”以及蒸汽版的“木牛流馬”對大順朝廷意味著什么。
如今世界上幾個最強的國家里，英國選擇了運河，到處修；法國選擇了公路，到處修；大順其實也只能選擇鐵路，到處修。
歷史上，如果英國人修運河的時候，不要過于放任，有類似鐵路一樣的統一標準，以及一個整體規劃，至少在英國本土，鐵路這玩意兒要干過運河，可能還要等許多許多年。
大順是沒辦法。
就北方這個情況，有脾氣暴躁的母親河，修運河就別想了；就黃土區和華北平原的黏土，下了雨，能把三兩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黃黏土，這時候修公路也是白扯。
在皇帝看來，那這“不用水的大運河”和人不罰馬不嚼的“木牛流馬”，簡直就是天賜之物了。
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貫穿中原的鐵路，400萬石的糧食，運費就算消耗了七成，能有100萬石抵達河南，那這簡直就壓根不用去考慮什么一里路一萬兩銀子的天價，就算再加兩萬兩，那也值。
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而是怕太子按圖索驥。心里壓根沒有啥清醒的認識，不知道變通。
有道，方可通萬法。
當爹的說，要修路，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
可在這個變化的時代，皇帝這二三十年就見了許多前所未見之物，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況，自己這個當爹的都沒見過，不可能給出明確的指示該怎么辦，那咋整？
不知道咋整，只能回去看古書，古書里的很多東西，只看其形，那不非要搞出來王莽改制那一套？
現在的情況，在皇帝看來，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大順已經被改革綁架了。
大順征伐日本，給大順上的一課，就是海軍可以快速兵團機動，始終保證一個以多打少的優勢局面。
想要解決，廢掉海軍，理論上要沿著海岸線修一條上萬里的鐵路，那這還是得往前走。
大順占據錫蘭，給大順上的一課，就是印度就是進入南洋的橋頭堡。英法都在印度編制土兵，到時候一個上億人口的地盤，有的是炮灰，到時候就南蠻入侵了。
不過，應該說，直到現在為止，包括皇帝在內，都還沒有對貿易、商品這些事上，有絲毫警覺。這也不能說是錯，只能說，現在警覺，真有點杞人憂天的意思。
既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工業競爭的角度去理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這屬于超前課程，大順現在是真沒機會感受這種競爭。
那么，大順也只能從傳統的征服與統治的角度，去理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而從征服和統治的角度，大順既然能去印度收稅，那么歐洲人能不能在中國收稅呢？
衍圣公掛英王喬治的畫像、掛法王路易的畫像，有沒有可能呢？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達爾一樣，只要保證我繼續統治，我按時交稅就行，剩下的都可以？
大順畢竟是經歷過明末的破事的，對此，素來是覺得靠不住的。尤其是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更是給了大順皇帝一個警示，大有可能。
是以，已經沒法退了。
不退，就得保持海軍。
保持海軍，就得有錢。
有錢，就得貿易。
貿易，就得進攻。
進攻，就得有事功之臣。
事功之臣，就得學實學。
學實學，就得搞內外分野。
搞內外分野，就得要求皇帝必須腦子非常清醒，保持均衡，會玩手段，明白方向。
不明白方向，黨爭就無法控制，皇帝可能要淪為黨爭的小弟，路線問題會凌駕在皇權之上。這既包括王道、霸道、復古、禮法、也包括進步、激進、工商、改革，還包括民本、君本、封建、一統、專營、放權等等。
皇帝可以有路線，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條路線，但皇帝不能讓路線凌駕在皇帝之上。
這其中的區別，皇帝很懷疑太子能不能明白。
這也不是換個太子就能解決的，因為皇帝在改革中表現出的傾向，使得皇帝無法確定皇子們到底是認可路線，還是認可皇權。
而換太子本身，又似乎意味著這是皇帝在傳達對路線選擇的態度，實際上在這時候換人，本身就是對皇權神圣性的削弱，看起來像是降到了路線之下。
皇帝自己也難受，或者說是他自己作出來的。
剛開始改革的時候，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對不對、好不好、將來的情況能否應對。
他在改革中成長、在實踐中琢磨。而改革的過程里，又是靠劉鈺這個“寵臣”去完成的，且不說本身讓太子去跟著學這就容易叫人產生極大的誤解，就說讓太子和劉鈺交往過密，皇帝自己都不安心。
等著改革初見成效，太子卻壓根跟不上時代了。
不是說太子啥也不懂，實際上太子小時候就跟著傳教士學過數學，長大后也接觸過新學學問，而且對于火車鐵路這些東西也不是一無所知，看實學書籍看的也不少。
而是說，太子學的太多，腦子學的涇渭分明了。
的確，皇帝是要搞內外分治的，但這種內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團漿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搞成涇渭分明。
問鐵路，就照著新學的思路講；問朝政，就照著舊學的思路來。這種涇渭分明不成漿糊的狀態，是不行的。
皇帝很想讓太子明白，鐵路這破玩意兒，只是看起來新，所以翻史書，沒辦法以史為鑒。
可他娘的，你翻書的時候，沒有鐵路，難道沒有直道、漕運、海運、京杭大運河嗎？
看起來新，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么。
可他娘的，大順打西域，和伐日本下南洋，并沒有相隔多少時間。都是一兩萬人決定戰爭的勝負，都是距離都城萬里之外用兵，西域用兵超兩三千萬，下南洋伐日本不過幾百萬兩白銀，這其中的后勤軍費的差距，到底是哪差出來的？
換了個皮，你就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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