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對全民，全國，全天下的宏觀意義，自然和單獨家庭的看法不同。
況且教育也才剛開始沒幾年，很難看出來有什么好處。反倒是每年的鄉學費用，讓鄉約村社的人都很不滿。
真本身，也算是鄉約村社現在所面臨困境的一個縮影。
本身這種試圖孤立于天下之外的男耕女織嘗試，就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江蘇改革基本完成后，這里成為淮南鹽墾區的“最后一塊凈土”。
這個鄉社里的儒生，最大順淮南墾區，“最后的士”。
外部環境的逼迫，迫使他們必須要做出選擇。
之前傳來的風聲，是要賣掉五萬畝土地，換取鄉社的啟動資金，跟上淮南的主流發展。
這需要多少錢，鄉民不知道，但鄉社的上層儒生是清楚的，因為他們知道淮南那些圈地區前期投資了多少錢。
現在，要么趁著運河修通的機會，賣地拿到啟動資本，復制淮南圈地區的發展模式，但保留鄉社的土地所有制。
要么，就只能被改革后的淮南地區，包裹其中，越發艱難。
圈地區發展起來的資本是哪來的，就像是那些人評價劉鈺的新經濟政策一樣，說是可以上絞刑的走私販子和海盜，搖身一變成為了人人羨慕的公司大股東；行走各地的私鹽販子，搖身一變前科全部消底，成為了鹽政改革反抗揚州鹽商鹽引壟斷的英雄。
只是如今都這樣了，那也就英雄不問出處、資本莫問來路了。
賣地籌錢做啟動資金，眾人不滿。
鄉學征收教育經費，眾人不愿。
加大糧食征收，購買鐵輪織機，組建鄉社自己的紡織作坊，搭上伴隨著運河修通而到來的紡織業大發展的順風車，可再征收糧食的話，就要達到將近七成稅了。
實在撐不住了。
可一旦錯過這個運河開通、紡織業沿河大發展的機遇期，那可能就沒下一次機會了。錯過這個機會，就只能給包買商打工，賺點勞力錢了。
放開鄉約村社自力更生的想法，讓資本入場，搞包買制，那顏李學派的嘗試就算徹底失敗了。
鄉社的掌控權，也就落在了包買商的手里。包買商稍微壓一下，就會讓人苦不堪言的。
相對來說，在不愿意賣地的前提下，如果放開眾議，鄉社百姓的想法，覺得還是有路可走的。
取消鄉學。
保持原本的鄉學教育基金，售賣之后，作為資本，購置鐵輪織機、購買棉紗。
孩子通通退學，回家幫著干活，在土地里投入人力，保證可以鋪蓋更多的土地來去鹽改良。
最后達成每家一臺織機，每家五十畝地的美好生活。
而這，又是鄉社的發起者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底線。
如果連教育都放棄了，那么還折騰什么？
實際上，這些搞鄉約嘗試的人，已經妥協很多了。
按照當初王源的設想，是要搞變種井田制的。
把一個長方形的土地，分成十二塊，每塊50畝。其中中間的兩塊為公田，其余為私田。
鄉民集體種植公田，繳納國課。
然后每戶鄉民，再從私田里征收絹三尺、帛一兩、布六尺、棉半斤。再每年服一定數量的勞役。
按說這種設想，在天下之內，肯定是不行的。
但偏偏在淮南墾區，卻又是可行的。
因為這地方的土地，真的是平整且四方的，是從一片荒地開啟的。
然而，在開始之初，正如伴隨著大順改革，顏李學派自己也逐漸放棄了“復征本色”的稅收想法，這種變種的井田制也取消了，不再用公田設置。
而且，每年的十一國稅交上去后，剩下的如教育、水利、改良土地等經費，也絕不是靠每家布六尺、棉半斤、三日勞役就能解決的。
根本不夠。
已經妥協了許多了，鄉學教育，幾乎就是顏李學派最后的底線了。無底線的妥協下去，最終什么都剩不下。
本身，淮南墾荒、發展實業，就是個需要相當多資本投入的大事。
劉鈺早就勸過他們，這么搞不行，淮南的地又不是熟地、熟地你們又不敢搞暴力均田，所以你們這么玩肯定要砸。
歷史上張謇搞淮南墾荒、興辦實業的時候，也是缺錢。
之前借用了兩江總督的不少官銀，最后實在還不上了。
張人俊和張謇有矛盾，剛當上兩江總督，就嚷嚷著要查賬，讓張謇還錢。最后這錢，也是走的標準流程解決的。
所謂標準流程，就是“火燒賬本”，標準技術。
張謇策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反正，不久之后，江蘇民政公署“突發”大火，賬本全部燒毀。
饒是這樣，依舊脆弱無比。一戰時候借著帝國主義狗咬狗無暇東顧，賺了幾年錢。一戰剛結束，立刻出了大問題。
而且，開發淮南所需的資本，真的不是小農所能承擔的。
張謇憑著自己的身份，低價圈地；又募集了大量股金；又挪用了兩江總督的公款最終燒了賬本不用還錢。
饒是如此，最終維系公司運轉的現金流，也是從農民身上剝來的。
憑借身份低價圈地之后，再招募百姓做佃農。
租地之前，要繳納6個大洋的抵押金，這錢是不給利息的。而租的地，也是荒地。
其實就是無息貸款，只是放貸人是小農，而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片當初低價圈占的荒地。
基本上，是靠著大量能交得起六塊大洋的小農，“非法集資”搞的無息貸款、免費的勞動力，才堪堪維系了墾區的發展。
最后也因為和稀泥的租佃制，導致改良棉種的構想，在他去世后全面倒退，租佃制加小農，連個改良棉種都折騰了三十年。
縱然此時和那時不同，資本充足，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而不是被帝國主義商品沖擊，使得淮南圈地區的發展相當迅速。
但這些都只是對大順的新興資產階級有利的條件。
對這種鄉約村社而言，這些有利的條件沒意義，可前期建設投入的錢還是要花，總不能從天上掉下來。
其實趙立本的二弟所發的這些牢騷不滿，總結起來就是個很簡單的事。
要么，不融入改革后的江蘇體系。
要么，融入進去。
而選擇融入，不是搞成桃花源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那就是個很簡單的“原始積累”問題。
別的圈地區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從海上、貿易、搶劫、走私、壟斷鹽吸五省血等來的。
他們沒有這個條件。
又不肯簡單的男耕女織最低限度地維持原始生活，還想著“富而后教”，讓百姓富起來。
那這原始積累，初始資本，從哪出？
靠小農手里的五十畝地，就算年年風調雨順，沒有水旱蝗災，多久能攢一臺鐵輪紡織機？
當然，這種事，是以整個村社的視角來看的。
而于個人來說，趙立本聽完弟弟的訴苦，就不覺得是個問題。
因為，他從金礦暴動中跑了出來，帶回了金子，洗白了身份。
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桶金。
并趕在了這個變革時代的當口，基本上完成了階級躍升。
如何完成階級躍升，前朝馮夢龍的《醒世恒言》中的《施潤澤灘闕遇友》故事里，已經給出了標準答案。
“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個家業收拾得十分完美。”
這就是完成了階級躍遷了。
但這個過程嘛，前面倒也說的明白：好人有好報，挖坑的時候，挖出來一包金銀，約有千金之數。遂開起三四十張綢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從小生產者躍升為資本家了。
當然，這是大明的幻想故事。
大順的故事，則基本上是反的。拿到第一桶金的，不是海賊，就是走私販子，沒幾個好鳥。
最低級的也是趙立本這樣的，組織暴動偷出來金子。
不過如今這些改革地區的風氣就是如此，英雄莫問出處、資本莫問來路，趙立本可不念叨那些鄉約道德。
遂將自己得了錢的事，告訴了媳婦和弟弟，只說讓他們不要聲張。
“過幾日，我將錢分開，留下給你們。我自帶些錢，去高浪埠找三兒。若找得到，等我回來，咱們一同去關東，置些空地，弄些牛馬，去那邊種豆，過好日子。”
“若我回不來，亦或者路上出了事，你自帶著你嫂子，離了這里。我看這地方，不是什么好地方，這錢又買不得土地，留在此地何用？我那邊也有些過命交情的朋友，到時候自說給你們詳細去處。”
“當初我犯了事，要不是三兒把自己賣了，湊得幾兩銀子，只怕我也見不到你們了。我雖不曾學過鄉約，可這道理也用不得別人教，無論生死，我得去一趟高浪埠。”
他這樣說著。
趙立本的弟弟心里猛然閃過一念，或是平日里聽的多了，心道：哥不曾學過，可天生就知道這般道理，這不就是圣堂先生說的圣學里的“良知”嗎？
又想，若論起來，三兒當初賣了自己，去錫蘭，也是因為長嫂如母養他長大。他也不曾學過圣學道理，這不也是“不慮自知的良知”嗎？
這么一瞬間，他倒是對圣堂里先生們講的良知、悟了，有了那么一絲玄妙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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