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冊子，一經發行，立刻就位戴震博得了極大的名氣。
刨除掉因為經濟基礎在逐漸發生改變導致的意識接受外，最大的原因還是源于文化圈文明啟蒙運動的特殊性。
東西方的宗教氛圍完全不同。
是以，二十多年后即將在北美土地上簽訂的、被歐美奉為圭臬的北美獨立的宣言，即便傳到了大順，在大順士大夫階層里的影響力，可能都趕不上傳教士帶過來的過時的天文學知識。。
開篇那句We
selfevident，就會直接水土不服。
怎么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不言而喻了？
怎么就不言自證、不證自明了？
這邊的士大夫不能接受另一個文化圈宗教傳統和封建傳統下的不言而喻，或者說兩邊“不言而喻”的東西，根本不一樣。
既然不能不言而喻，那就只能從過去的圣賢道理中撬。
怎么撬？
這就需要先把已有的東西砸碎了、揉碎了，然后再根據自己的需求，從過去的圣賢之言中，拼湊出來一個全新的。
戴震其實自己也說的明白，他在江南成名之際，就做過一個比喻。
說天文學、地理學、歷史學、考證學、聲韻學，這些東西，就像是抬轎子的轎夫。
而坐在轎子里的大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這個大人是什么？
其實就是哲學、義理這些東西。
那么，由天文學、地理學、歷史學、數學這些東西構建起來的新義理、新哲學，應該是什么樣的？
這直接關系到誰來做這個“大人”，或者說，誰的思想來做這個“大人”。
劉鈺搞得新學一派，是不教“義理”，或者說是不搞“上層建筑”的。
只是單純地“器”，學的都是天文地理數學物理這些基礎知識。
但這些基礎知識，又塑造了經濟基礎。
劉鈺知道自己那兩把刷子，自己真正篤信的東西，在這個時代純是造反的學問；而他期待，這個有大順改造后不一樣的時空中的儒生，會自己搞出來一套上層建筑。
這種情況下，儒生體系的一部分新生代，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新學學問的一些世界觀，也就開始嘗試構建一種全新的、否定宋學甚至漢學而直接追古，闡釋六經來達成現實目的的學派。
這個學派的經濟基礎，是此時大順已經正式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和初步工業革命的江南。
而這個學派試圖構建的上層建筑，第一步就是通過考證、天文學、數學之類的學術，把過去的上層建筑推翻。
把“轎子里的大人”，換個大人。
戴震做的這個比喻，在儒學界引發了很大的轟動，源于他這個比喻問題很大——是轎夫決定了大人？轎夫換了，大人就換了？
比如說，天文學里的左旋說是錯的，那么是不是說與之相關的宋儒倫理學，也是錯的？
實際上，這在大順是個非常重要的啟蒙點。
甚至不只是大順，還包括整個儒家文化圈。朝鮮國那邊開始對朱子學的批判和反思，也是源于朝鮮這邊的貢使，在京城接觸到了新的天文學、地理學學問之后，開始思考的。
因為，文化差異、宗教氛圍差異之下，這邊不是很重視不證自明、不言自重；而是相對來說，其實更重視道這些東西。
思潮的出現和改進，自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前人鋪路。
大順特殊的情況，使得這個前人鋪路的過程，已經延續了百年。
明末順初，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直接給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狠狠一擊。
不管是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包括陽明學，《大禹謨》里面的虞廷十六字，都很重要。
所謂宋儒取而推明演繹虞廷十六字，迨真以為上承堯統、下啟孔教者在此。蓋以其所據之地甚尊，而所持之理原確也。
噫！抑孰料其乃偽也乎？
一群大儒，對著一本魏晉時候偽造的“上古文章”，不亦樂乎，搞出來一堆的東西。
也包括心學。
堯舜禹相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
其實，閻若璩的證據和邏輯，漏洞還是不少的。
但在明末順初的特殊環境下，這件事就不是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
這是直接打擊宋明理學體系。
閻若璩的心態倒是比較“書呆子氣”。
他覺得，或謂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賢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
的確，我輕議、否定宋儒明儒大家有罪，但這是小罪。
曲改圣賢的學問，胡亂編造圣賢的意思傳于后世，這才是大罪。
我有小罪，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認為自己做得對。
而當時的情況，或者說，政治環境，是很詭異的。
當時大順搞了自己的一套實學體系，壓制儒生。
順帶，因為剃發易服上表一事，把衍圣公降為奉祀侯。
甚至把孔夫子的地位，從師圣一體給拽了下來。
當時的政治環境，在真正的儒學子弟看來，極其危險。
誰知道大順下一步要干啥？
說好了保天下，得了天下之后，這和我們想的很不一樣啊。
在那種讓儒生感覺到危機重重的政治環境下，閻若璩這么搞，更是火上澆油。
以至于江南大儒，如毛奇齡者，全力攻訐閻若璩。
總結起來就一句話。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說！
為啥？
因為吾懼《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偽，后人必有藉帝王之勢而毀其書者，吾故論古文之冤而并及之 因為大順這幫人，明顯對儒生不信任，你這時候給他們遞刀子。你這是準備讓他們搞一次焚書坑儒？
萬一對面借著這個刀子，把儒學整個都毀了呢？你閻若璩就是千古罪人，你可不是小罪，你是滔天大罪。
哪怕你考證的結論是真的，你也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說。
甚至于其實相當反對程朱理學的顏李學派，在這個時候也是慌了。
李塨也說今人辯《尚書》有偽之說，先生既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即可行世……今人駁《尚書》不己，因駁《系辭》，駁《系辭》不己，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
怕啥？
怕閻若璩開了這個風氣，最終揚矢周孔。
一旦開了口子，只怕有人一路往下搞。你以為你搞了《尚書》就結束了？
只怕有人要把刀子，一路插到周公、孔子那。
六經里，《樂經》失傳了，還剩下五經。你這直接朝著剩下的五經之一開火。
你搏出了名，別人會不會也跟著學？
你能反《尚書》，而成名。
你閻潛丘做的，別人做不得？
別人為了更出名，反不得孔夫子？反不得周公？
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說！其實知道這本書是假的人多了去了，甚至朱熹自己都知道這是假的，但重要嗎？
重要的是這里面的思想，是正確的。明知道是假的，也未必不能用。
谷</span而他能用的根源，是因為這是六經學問，而不是因為這是對的。
但伴隨著大順逐漸穩定下來，明顯繼續沿著一個傳統王朝的道路往下走，并沒有出現儒生所恐懼的政治氛圍后，這件事的意義就又不一樣了。
一方面，大順對儒生的攻擊、羞辱，到此為止。最多也就是漢高往儒生帽子里撒尿這種程度，甚至還不到。
另一方面，大順用羞辱的方法，讓很多儒生自發為大順辯經，極力證明大順是正統、而我們這些儒生和被大順羞辱的那些軟骨頭儒生不一樣。
后續大順的做法，也是有點和稀泥。
一方面，大順支持閻若璩，以此打擊理學，獲得道統。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認定了《古文尚書》的一些篇章是偽作之后，繼續用，也沒有說因為這是假圣經就不用，仍舊是官方認定的六經內容。
在這種大環境下，整體上又都反對宋儒的空談性理，也就自然引發了考據學的發展。
既然連《尚書》的一部分內容都是偽造的，那么到底有多少東西，其實是違背圣人本意的？有多殺東西是夾帶私貨的？
加之舊學已破，而且是破的非常徹底的那種破——天文學、地理學、考證學、史學等等，都在不斷轟擊宋儒舊學，已經是千瘡百孔。
可新學一直立不起來，始終沒辦法整出來一個完整體系。這個完整體系，指的是既要離開性理學的邏輯模式；又要做到符合儒學精髓；甚至還要盡可能指導現實，這是很難的。
是以，也就引發了一場類似于“文藝復興”的運動，通過直抵先秦學問，來追尋圣賢真理，而不是去看被后人扭曲改動的東西。
這種追求先秦學問的方式，又出現了兩個分支。
一個，是求形，全面復古，克己復禮。
另一個，是求義。
以井田為例。
是追求井田這個制度？
還是追求井田背后的意義？
王道到底是一條什么樣的路？
這就又引發了另一種關于王道的思考。
通過去除后世的解讀和曲解，直達圣賢的原始文獻，若取其義，關鍵就在于王道。
那么什么是王道？
有人認為，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六經所載的學問，其實就是當時遂民之欲的方法。
就是說，體察民情，探究百姓到底想要什么、達成他們的要求，這就可以算作是王道了。
吃飽。
穿暖。
能讀書。
過年能吃上頓肉。
沒有兵荒馬亂的威脅。
沒有外敵入侵的屠戮。
這樣，王道備矣。
其實到了這一步，如果能讓這種思潮成為主流，或者說創造這種思潮通行所需的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那么儒學改良就剩下最難的兩步了。
實際上，這一步不難。明中晚期，就有不少人提出了類似的想法。
難點主要還在于后面兩步。
哪兩步？
怎么通過邏輯演繹，把這種“達情遂欲即王道”的想法，由道、天理、氣、太極這些東西，演繹出來，并證明這確實是天道、天理、氣所想表達的東西？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則還是“過猶不及、物極必反”的問題。
怎么防止把正常的達情遂欲，不要變成極端享樂主義、極端自利主義？人心充滿欲望？
怎么確定什么是“合理的人欲”，什么是“不合理的”？怎么解決這種個人需求的“度”的問題？
克己復禮。
應該克己到什么程度？
哪些算是應該克己的范疇？
哪些算是正常的需求表達？
那我想當皇帝，行不行？那我想有一億畝土地行不行？那我想高買低賣賺取利潤行不行？
這種所謂的“合理的達情遂欲”，是否還需要身份等級需求？
我有錢，我就愿意建大房子，行不行？
我有錢，我就想穿明黃色的衣服，行不行？
我是商人，我不是舉人，但我就想有舉人那樣的權力行不行？
我是女人，我想看書寫字甚至考秀才，行不行？
等等、等等，簡而言之一句話：要不要規定，什么級別，可以有什么樣的欲？
底層的欲，只能是吃地瓜，超過吃地瓜，就是逾越了正場的人欲？
秀才的欲，可以吃大米，超越了吃大米，就是逾越了正常的人欲？
還是說，從人欲的角度上講，皇帝和販夫走卒，其實都是“人欲意義下的平等的人”？
實際上，這兩步是非常難走出去的。
第一步的邏輯構建，本身就很難了。因為包括大順樹立的永嘉永康學問，這一步還是沒構成一個嶄新的體系，完成一整套的構建。
第二步就更別提了，必然會被卡住，沒法往下推演了。
而這一次的從以食物喻現實的文章，算是大順改革開始后的新生一代的另一種嘗試。
這種嘗試本身，就是瓦解之前捆在儒學身上的那些有形的、無形的桎梏。
徹底解構、撕碎之后，試圖重建。
有些有形的東西，可以打碎，甚至可以打得粉碎。
但有些無形的東西，是打不碎的。
看上去宋學理學、心學的很多東西，好像是在明末順初的思潮變革中被打碎了，但實際上已經浸潤到了整個體系之中，無處不在，很難在原本的窠臼中突破最難的兩步。
所以一些新生代儒生，與劉鈺搞出來的實學體系配合，不管是為了搏名也好、野心也罷，總歸是搞出來這么一個撬動了舊體系的一丁點東西。
由這一套東西繼續往下延伸，也就注定了We
selfevident這種不言而喻所引出來的啟蒙思路，是無法在大順走通的。
最后多半是殊途同歸，但歸可以同，路肯定不能那么走。
前者是憑借濃厚的宗教氛圍，造出一種理所當然的造物主的天理，然后人人信服。
后者只能是砸碎舊的東西，把舊的理所當然的天理粉碎之后，才能獲得正統，人人信服。
前者是因為這樣是對的，不言而喻是對的，所以大家都要信。
世界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后者是沒有什么是神圣的、永恒的，所以有些東西是錯的。
世界不應該是原本那個樣子的。
時代是變化的，發展的，古之圣賢追求的東西，到底是什么？
經書上的東西，是當時最合理的工具？還是其本身就是神圣的？
如果只是一種工具，那么這東西也就沒什么神圣性，是可以改變的，只要保證圣賢的內核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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