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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九五章 工業革命(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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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哲身想到這些年在仁川看到的一些違禁書冊,對里面的這些事情也知道個大概,不免好奇道:“孟兄,我初來乍到,不甚了解。運河既廢,如何又要修運河?”

  孟松麓對此可是了若指掌,笑道:“其中不解,實屬正常。趙兄不解其中事,這些年省內財政,都圍繞著‘棉’之一字展開。”

  “朝廷廢運河之后,修淮河水利,通海。”

  “但需知,朝廷是管治水的,地方灌溉通航事,朝廷并不出錢。尚需省內出錢。”

  “淮南廢鹽墾荒,正需灌溉。”

  “運棉來回,也需運河溝通。”

  “是以便開始了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工程。若只是為了運棉,倒也可以修鐵路。但既是還要灌溉、退鹽,那就遠不如修運河了。”

  “省里出三分之一的錢,剩余三分之二,由從阜寧到南通的各個墾荒公司出。趁著冬季不忙時候,也由各個墾荒公司出人工,協調組織。”

  “但運河成,各個墾荒公司再引支流到自己的墾區。”

  “自京杭運河被廢,新運河可是一點沒少修。從蘇州到上海的;從阜寧到南通的;從嘉興通黃浦江的……這些年,省內財政,多用在了運河修建上。”

  “趙兄有所不知。資本亦可修運河,但只能修有利可圖的運河。而如嘉興通黃埔之類,運為次、水利為上,資本是一分錢都不肯出的,這必要財政出錢。”

  說起財政問題,孟松麓忍不住面露一絲得意之色,因為松江府,尤其是上海的一個財政來源,正是源于他們門派,算起來應該是他的師叔王源王昆繩的辦法。

  整體上,王源的思想,是支持土地全面國有化的。

  雖然在農村土地問題上的想法比較扯淡——比起顏元和李塨的三十年贖買、地主自愿把土地交給國家的空想,王源的扯淡程度略輕一點,稍微有點可操作性。

  他建議是對國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分別征稅。國有土地降稅、私有土地照著50的稅率搞,用不了幾年,大家就紛紛“自愿”把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啦。

  當然也非常扯淡,不過比起三十年贖買的空想,還是在理論上不那么空想一點。

  至于剩下的諸如“繳稅授勛”之類的想法,實在是過于超前,不可能實行。

  但是,在城市土地問題上,王源這個顏李學派率先提出“惟農有田論”的人,在城市土地上,提出了城市土地還是收房產稅比較好。

  他認為農村土地最好是國有化,加限制買賣。而城市土地,不建議搞禁止買賣,而是收房稅。

  雖然這個理論,和此時新的上海縣搞得辦法,其實不太一樣。但基本上,借著資本過江南逃、涌入上海的機會,這一項改良后的城市稅,還是得以貫徹實行了。

  不過,劉鈺與顏李學派的合作也就到此為止了。

  想到不久前發生的事,孟松麓的臉上又露出一絲不甚愉快的神情。

  權哲身看到孟松麓臉上現實露出一絲得意,隨后又轉為淡淡不愉快,以為孟松麓是在感嘆修運河的事。

  按照他的理解,或者按照他在朝鮮的理解,修運河,肯定是要征發勞役,估計又要死不少人,如今看來這天朝上國整天在干一些隋煬商紂的事啊?

  遂問道:“如孟兄所言,如今大興土木、大修運河,百姓甚苦,是以這城中有凍死之骨,眾人皆以為尋常?”

  然而對這個問題,孟松麓卻搖了搖頭。

  有一說一,雖然當年鹽政改革的時候,他奉師命前往淮北多看看,和登州府新學一派的孟鐵柱在均田問題上產生了爭執。

  也雖然,對于江蘇實行的諸多政策,劉鈺的殘酷鎮壓手段,不管是他還是他的老師程廷祚,都頗有微詞。

  但不得不承認,這些年百姓的整體生活,真的是普遍好了。

  就在幾年前,一場海潮,淮南鹽區還淹死四萬多鹽工。每年水災、潮災、黃河決口、淮河上游暴漲水患、死在加固高家堰上勞役等等,可謂是每年上萬那都是風調雨順的好年頭。

  如今雖然改革的方向,在他們學派看來,實在是有些不仁不義,可效果真的是顯著的。

  淮河修了入海,洪澤湖水位漸低,封閉了淮安清河口,黃河決口和倒灌的風險小了。

  資本墾荒,政府投資加資本投資,修筑了海堤、改良的河道。

  最關鍵的,還是農村的情況的。

  確實,蘇、松、常、通等周邊地區,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朝鮮米、南洋米、東北豆、遼東麥的瘋狂引入,糧價基本保持在八錢銀子一石。

  畝稅改革后,佃戶日子過得更慘,紛紛退租。

  但好處是這幾年瘋狂地搞基礎建設,挖運河、修水利等,容納了大量的人口。

  而這些人口,又伴隨著淮南圈地墾荒的力度加大,不斷被墾荒公司消化。

  至于附近的自耕農,日子過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畝稅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農。

  而織機下鄉,又使得這個以棉布而聞名的地方鄉村,并沒有受到新機械的嚴重沖擊。

  糧價降低,對自耕農來說,是有壞處的。

  但是,畝稅改革,折中了這種壞處。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資本下鄉、糧價壓低,也讓很多自耕農直觀地感覺到,日子比以前好過了。

  以前,稅、賦、加派、按縣納稅、鄉紳避稅、勞役、漕米、損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現在,真正的一條鞭了,統一征收固定土地稅。

  一正一反,加上劉鈺引導的資本織布機下鄉,使得這場對小農經濟的瓦解,單單就蘇南地區來說,還真不酸痛。

  當然,從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幾乎每天都有餓死的、或者凍死的人。

  而碼頭工作的時間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經常、死人確實不少。

  也當然,從廢運河開始,再到揚州、淮安衰敗,死的人幾萬是有了。

  起義、反抗、鎮壓、屠殺、流放、遣送,這都是有數可查的。

  而那些因為城市衰敗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幾。

  號稱八十萬人口的淮安,從廢運河開始,再到鹽政改革完成,十年時間,人口激降到了七萬人。

  任何一個城市,忽然之間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著無數的苦難。

  值得高興的,便是從去年開始,劇烈的動蕩結束了。

  在劉鈺的殘酷鎮壓;以及先織后紡的政策引導;還有就是靠著東北、朝鮮、日本、南洋、歐洲的市場和經濟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河南的鹽業利潤的幫助下,挺過來了。

  二十余年的準備,外加東北南洋這兩大泄壓閥,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鹽不聊生的遺產,兩場至關重要的對外戰爭,外加軍改之后的軍事鎮壓,總算是堪堪讓江蘇半省的轉型,沒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這么多,但也知道,從去年開始,混亂漸漸平息了,這確實是能親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農來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價的豆餅,至少讓蘇南百姓吃的魚、吃的肉的數量增加了。

  讓孟松麓評價整場改革,肯定是不好評價。

  但對權哲身提出的對大興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還是很容易給出了答案。

  而他給出的答案,恰恰是權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鮮國的人,自以為自己是小中華。

  但真正的中華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和這個自以為“小中華”的國家,截然不同。

  整場改革中,至關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礎,恰恰是商品經濟發展,舊體系的瓦解。

  而權哲身的老師李星湖那么痛苦、開創實學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李星湖在漢城周邊親眼目睹了舊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買賣、商品經濟的出現。

  就以明初的蘇南手工業發展為例。

  因為明初的稅收制度征收實物稅,使得一些地方用東西,來蘇南換取棉布、絲綢。

  這促進了蘇南官營手工業的瓦解、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最終經過明末織工一波又一波的起義和反抗,到大順這已經基本實行了包買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龍袍之類的玩意,仍舊還需要專業的官營工匠。

  此之外,經過前朝末年的織工抗爭,官營手工業和匠戶制已經全部瓦解。

  朝鮮國處在一個什么階段?

  處在一個類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階段,甚至還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朝鮮國的私營手工業發展;商品經濟的出現,又催生了土地買賣;土地買賣,導致了貧富快速分化,自耕農階層全面佃農化。

  才堪堪走到這一步,而且也完全沒有明中期開始的白銀瘋狂內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點機會,做中日之間的二道販子。然而劉鈺伐日傷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鮮,使得朝鮮的貴金屬直接空了,貨幣全面被大順紙幣占領。

  這是朝鮮國此時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李瀷、權哲身等人,就算使勁兒往前跑、思想比別人都快,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動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經濟基礎在這擺著,人的思想又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想著往回退,才是腦子有問題的。

  所以歷史上星湖左派最終選擇了擁抱基督教,試圖全面倒退,因為他們最處在最痛苦的“苦于舊制度瓦解、但舊制度又瓦解的不夠”的階段。

  這個階段才是思想界最難受的時候,而且幾乎全世界在這個階段,都會讓“往回退”的想法成為主流。

  而且應該說,在這個階段,經濟學意義上最反動的一群人恰恰是真心最愛惜百姓、同情百姓疾苦的一群好人。

  大順則是繼承了明晚期的經濟基礎、又往前正常走了八十年、又被劉鈺拽著大步躍進了二十余年。

  同時大順也繼承了明末思想家的諸多想法,是在那些思潮的基礎上展開且發展的。

  兩國的經濟基礎,從正常時間線上,差了三百年呢。

  三百年前,劉鈺的改革,必然失敗;一百年前,明末的主流思潮都是經濟反動回明初,反對白銀貨幣、反對一條鞭法、反對稅收貨幣化,那時候搞劉鈺這樣的改革,死得更快。

  蘇南官營手工業開始瓦解、私營手工業發展、土地私有制重新成為主流壓倒官田的時候,土木堡才開打。

  朝鮮國現在才走到這一步,反動回溯的思潮占主流,幾乎是必然的。

  不出現貧富差距、不出現土地兼并、不出現工商業發展,募役法有個卵用?沒有那么多“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修運河不征勞役怎么修?

  沒有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讓這些窮且自由的勞動力不至餓死揭竿而起?

  低價到傷農地步的糧食,又怎么可能不讓農村原本的經濟體系瓦解,大量的佃農跑路城市,成為“窮且自由”的勞動力?

  所以,簡單的修運河。

  兩邊完全是雞同鴨講。

  在默認各自的經濟基礎為基本的條件下,孟松麓是根本無法和權哲身講明白這些運河到底是怎么修的、又為什么會不傷百姓。

  權哲身理解不了,因為孟松麓默認權哲身明白此時江蘇的經濟基礎、土地制度、稅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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