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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九三章 工業革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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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此時,權哲身為什么要假裝自己姓趙、又為什么會趕上這一次海難,這就要從劉鈺伐日本、租釜山、開埠仁川、一直到猥瑣而又無恥手段的《皇明通紀》導致的朝鮮國文字獄事件說起了。

  雖然稻米外流、傳統社會瓦解等現象,不是第一天出現的。

  在大順伐日之后,其實就已經出現,且不斷沖擊朝鮮國的舊體系。

  但幾年前的仁川開埠,終究不同。

  之前釜山開埠……有影響,但對朝鮮朝廷和門閥的影響不是非常巨大,沖擊也沒有這么立竿見影。

  政治斗爭的失敗者、朝廷的邊緣人,才在南邊混。

  那里之前有對倭貿易,本來就有一定的商業基礎。

  很容易就轉向了工商業貿易,無非在釜山做買賣的對象從日本變成了大順;貿易額在不斷增加,溫水煮青蛙,影響不那么立竿見影。

  但在邊境搶參殺人事件導致的仁川開埠后,問題就真的是立竿見影了。

  仁川距離漢城太近了,朝鮮“京”畿圈的范圍之內,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營。

  開埠的沖擊,直接導致了漢城周邊地區的農村舊經濟瓦解,土地兼并、苛捐雜稅、舊田制破壞、民不聊生種種問題。

  大量的文化人、兩班貴族、又無法進入核心層的被門閥排擠的士大夫,親眼目睹了舊時代的毀滅,開始思索朱子學的種種問題。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順租占釜山導致的緩慢影響之后,就開始反思,創立了實學學派的。

  這些經濟基礎之外,還有個更直觀的因素。

  朝鮮不是文化母國,中國的傳統是自我演化自我發展的,朝鮮這種次生文明只能跟著文化母國走,傳承文化母國的一部分。

  其社會結構,也使得沒有新思潮出現、甚至包括對宋明理學反思的基礎。

  所以,聞見孤陋,所知者惟宋學耳,少有不同之行,則看作天地間大變怪。

  而這種情況下,伴隨著仁川開埠,經濟影響在不斷持續,對士大夫階層沖擊最大的、最直觀的,恰恰是宋明理學之外的書籍。

  經濟上的影響,還得自己思考。

  哪有識字階層直接看書,影響的快捷?

  不只是各種學派的反思、爭論這些學術上的東西。

  包括小說、雜記、小品文、諷刺短篇……甚至市井金瓶梅、燈草和尚之類的東西。

  朝鮮之前的小說,都是貴族小說,識字的都得是兩班貴族。

  寫小說的目的是為了“文以載道、勸善懲惡”,鼓吹三綱五常、倫理道德這些東西。

  可新興的這群人,或者說仕途上不如意的讀書人,會看這破玩意兒嗎?

  商品經濟伴隨著大順經濟侵略而發展,舊時代瓦解,新的經濟基礎下,人們愿意看那些以過去綱常為內容的小說嗎?

  朝鮮寫小說的,都是些什么人?

  比如《玉麟夢》的作者,劉鈺還在黑龍江和羅剎人打仗的時候,人家就是朝鮮國的狀元及第了。

  大順寫小說的,都是些什么人?就不說寫個小說都得用筆名丟不起那個人,哪個狀元去寫這玩意兒?

  一個是貴族圈子的“文以載道、勸善懲惡”。

  另一個是市井文化,媚于工商市民。

  一個是貴族教士范兒。

  一個是市井風俗范兒。

  于是,大量的中國市井小說,飛也似地流入了朝鮮。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學習大順這邊市井小說、短篇筆記的風格。

  諷刺味學了個六七分,以至于出現了諸如老虎說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見到寡婦便不勝技癢之類的朝鮮本土諷刺短篇。

  然后大順的儒學思潮反思變革也傳入了朝鮮,直接挑戰了朱子學的正統地位。

  然后……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皇明通紀》關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誰的事件之后,朝鮮國這邊不只是禁絕了《皇明通紀》這一本書,而是直接把大順這邊傳過來的小說、小品、雜記、爭論之類的,全都禁了。

  借著這場蚊子獄,也展開了“文體反正”運動,刊行編纂《朱子選約》、《通鑒綱目講義》、《明太祖六諭注解》等等書籍,以此為正。

  相應的,朝鮮國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順,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會學到些什么東西。歷史上正兒八經的使臣,絕對的朝鮮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來直接轉信天主教了……

  對朱子學的反思,其實對大順來說,尤其是藩屬體系來說,某種程度上算不上個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內,朱子學憑借著道德主義和半宗教化,是在這個“天下”范圍內普遍適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學問。

  而諸如葉適、陳亮那樣的學問,會導致民族覺醒,甚至導致天下體系的瓦解。

  甚至開始思索“我是誰”。

  但大順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鮮國出了問題,朱子理學和性理學這些東西,空談扯淡,解決不了實際的問題。

  尤其是朝鮮國的底層百姓,受著本國封建貴族和大順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真的已經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階段了。

  這種情況下,要是沒有有識之士站出來,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鮮的黨爭激烈,一群讀書人又沒有做官機會,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國不大,經濟基礎又不像大順這么多樣化——別說大順這么大,西北東北東南的區別,單單一個蘇南、蘇北,基礎完全都不同——這種情況下,怎么辦?

  顯然,向文化母國尋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紀》文字獄之前,李星湖已經看到了大順這些年的各種書籍,并且發現自己琢磨的這一套東西,大順這邊早就有人琢磨過了。

  那么,大順到底什么樣?

  朝鮮面臨的這些問題,尤其是舊時代的劇烈瓦解這樣的問題,大順有沒有?

  有的話,又是怎么挺過來的?

  原本的歷史上,伴隨著《七克》等天主教書籍的傳入,星湖學派的一部分人試圖從基督教中尋找答案。

  谷</span現在,大順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嚴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說也禁,尤其是滿篇都是嗯嗯、啊啊、亂戳之類詞匯的那種,但這種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和手里拿著天主教書籍可絕對不是一個概念。

  禁與禁,是不同的。

  更關鍵的,是因為劉鈺的出現,導致了大順非常順滑地完成了“西學”與“實學”的切割。

  天主教傳教士,不再壟斷科學和數學學問,大順因為劉鈺的出現而做的這一次“實學”和“西學”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鮮國是沒有做這個完美切割的。

  或者說,其立國基礎,以及必須執行的“事周”主義,是沒辦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簡單一點,天文學傳入了朝鮮,直接導致了很多人知道,原來地球是圓的、原來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還有更廣闊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學引起的對朱子學一整套倫理體系、綱常體系的瓦解,以及朝鮮國自身定位問題的思考,每一項都是滅頂之災。

  李星湖的弟子們,幾乎是迅速分化成了兩派。

  其大弟子、星湖學派分裂成左右兩派的關鍵人物安鼎福,歷史上就說過吾黨小子,平日以才氣自許者,多歸新學。謂之其道在是,糜然而從之。然而黨議橫流之計……

  就是說,星湖學派的少壯派,全面反朱子理學,接受新學、實學。

  安鼎福就警告權哲身,年輕人不要太氣盛,你們這么搞,是要把整個學派都搞死的。

  黨爭這么嚴重,到時候,政敵會說咱們整個星湖學派,都是異端。咱們就要在黨爭中,遭到政敵的打擊,可能會遭受滅頂之災啊。我不能這么袖手旁觀。

  權哲身等少壯派,則認為,不氣盛那還是年輕人嗎?跟你們一樣,暮氣沉沉,各種妥協,搞得東不像東、西不像西?

  現在國家已經在毀滅的邊緣了,再不銳氣一點,就全完犢子了。

  這也導致了歷史上的星湖學派分裂,因為黨爭太烈,不想讓整個學派受到影響,就必須做出切割,踢出少壯派,甚至幫助政敵搞清黨。

  實學派的黨爭政敵,甚至直接警告過安鼎福:權哲身是聰明人,而全國這樣聰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經被異端邪說所蠱惑,都開始搞實學,背棄朱子學,這是即將發生白蓮、黃巾之亂的前兆啊!

  這大帽子一扣,誰扛得住?聰明人都去當異端了,這是要干啥?

  而在此時的歷史中,伴隨著《皇明通紀》文字獄事件,以及引發的“文體反正”運動,使得星湖學派早早做出了抉擇。

  李瀷自己在研讀了大順這邊流傳過來的書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斷。

  大順能搞實學的本質,是開國之初,鑒于前朝教訓,以勛貴和良家子來平衡科舉文官,搞出來了一套武德宮內的實學體系,包括幾何學、天文學等等,這都是有基礎的。

  大順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黨爭,因為不過都是皇帝的棋子。

  實學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學派黨爭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大順的實質,是皇權和士大夫文官之間的角力。

  這不是黨爭。

  但朝鮮國是不同的,朝鮮國不能像大順一樣搞出來一個依附皇權的軍事集團,所以只能以黨爭的形式出現。

  那么,朝鮮能全面學大順嗎?

  廢話,當然不行。

  大順周邊全都是潛在敵人,羅剎、準噶爾、緬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義的軍官團,作為皇權的統治基礎。

  然而朝鮮弄出一個專業的軍事勛貴集團,是想干啥?是準備跨過鴨綠江啊,還是準備收復釜山港?

  自衛?千秋僭越一朝稱臣之后,周邊有啥威脅?西洋人的軍艦,連馬六甲都過不了,你搞軍事勛貴,不是準備“帝出乎震”吧?

  真搞這種軍事貴族的制衡和加強王權,宗主國就會第一時間支持士大夫,換個人上去當朝鮮王。

  那么,完全文官體系的朝鮮就陷入了一個怪圈。

  不搞實學,朝鮮肯定要完,全面的農民起義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搞實學,必然黨爭。

  黨爭,激進派必然被毀滅。

  所以,星湖學派必須自己搞清黨,把學派中的激進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還是安鼎福都明白,激進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讓激進派的弟子,去大順看看,去哪里尋找儒學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順,是怎么解決這一切問題的;去學習那些真正的實學學問;去利用大順那邊現成的儒學改革派學問,尋找自身的救國之路。

  學派內的溫和派、和稀泥派,堅守本土,以黨爭對黨爭,不要讓舊黨趕盡殺絕,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進的少壯派,走出去,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因為下一場黨爭即將到來,這幾乎是朝中的共識了。

  又因為《皇明通紀》文字獄事件,導致了朝鮮王朝對于走到外面去看看這件事,極端警惕,走正常路線是不可能的。

  所以,權哲身等星湖學派的少壯派,只能通過偷渡的方式——一般來說,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順商館的伙計,若有病死,則頂替身份,乘坐貨船前往大順。

  這是有專門產業鏈的。

  一些干這一行的大順蛇頭,直接花錢買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來身份賣錢,也算是大順特色的死魂靈了。

  花得起錢潤大順的,最起碼都得是士大夫,錢還是出得起的,有買賣就有殺害。底層也不是沒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隸,去種植園,或者自發過江去東北種大米種黃豆。

  至于為什么這么順滑地思變,因為大順是文化母國。

  文化母國的自發變革,作為藩屬,自然毫無滯澀地一部分有識之士會選擇去學習。這和西洋入侵還不一樣,至少對朝鮮國來說,很不一樣。

  權哲身就這樣,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頂替的姓趙的身份,來到了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個目標,不是去看看已經變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為大順的實學派、泰州學派的殘余、顏李學派的南傳弟子等,在鹽政改革中,合力買了淮南好大一塊地。

  希望依靠鄉約、學校、道德、倫理、分齋教育、教化、愛,去嘗試一條和劉鈺改革截然不同的復古三代的道路。

  對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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