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既需要朝廷內部的影響力推動，需要說服皇帝。
還需要的，就是借助這種資本流動的大勢。
現如今的大順，一共四大資本集團，每個資本集團的后面，都站著不同的勢力。
如今資本實力最強，但根基最淺的，就是背后站著皇帝、劉鈺和一眾大順的老兄弟勛貴們的松江府財閥集團。
通過股份制的壟斷整合，以及朝廷將各國商館遷徙到松江府的行政干涉舉動，使得這個資本集團在二十年內異軍突起。
利用封建王朝的朝堂力量，干掉了背后勢力最弱的廣東買辦集團。迫使原本依靠澳門和廣州的買辦集團，要么轉行去走私鴉片，要么北上松江府“投誠”，順便逼出來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嶺南大庾嶺起義。
除此之外，還有三個資本集團。
以江南士紳為后臺勢力；以宗族關系和師生關系、門客體系為支柱；手里捏著鹽與運河這兩個搖錢樹的兩淮資本集團。
脫胎于兩淮鹽業，江南地區商業競爭的失敗者、依靠大順對準噶爾戰爭和移民西域而東山再起，背后站著西北軍功新貴、西南改土歸流和入藏軍功新貴的陜西資本集團。
脫胎于前朝兩淮鹽業，經歷過大順開國拉鋸戰勝利后被大清洗的舊晉商集團的漏網之魚，在大順犁庭掃穴、收服漠北、與羅剎勘界之后重新崛起的，以山西人和京畿達官為后臺的山西京畿資本集團。
如今這四大資本集團鬧了出三國演義。
晉、京資本集團，全程看戲。
反正他們的主營業務，是蒙古的皮貨、鹽、堿、往羅剎國賣的大黃、茶葉，給蒙古貴族放高利貸、賣煙草、烈酒。
他們在國內的勢力重心是山西、蒙古；國外的勢力重心，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交易口岸，是色楞格河、貝加爾一帶。
南邊的事，他們既不想插手，也沒能力插手。強龍還不壓地頭蛇，猛龍還不過江呢，況且他們南下的話哪里算什么猛龍呢。
剩下三家，則就很有意思了。
大順日后的戰略重心，是南下。
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戰略變動，燧發槍配刺刀加棱堡，使得深入潛意識的北方威脅其實已經消失了。
羅剎人就算自古就是食草民族，現在都不能以五千人規模過西伯利亞，那得是食苔蘚民族才能辦到的奇跡。
以史為鑒已然制度化思維的大順雖有隱約感覺到了這種變化，但很難這么快完成戰略重心的重新調整。
整個戰略布局的改變，包括運河、鹽政種種，都要與這個大戰略相配套。
南下的南，是以京城為中心點的南。
包括入藏、緬甸、西南改土歸流、南洋、印度等等方向。
陜西資本集團的崛起，和大順征準噶爾、移民西域、在蒙古高原修棱堡驛站，有直接關系。
北方戰爭結束之后，大順又開始加強西南改土歸流的強度，開始駐軍雪山，開始對川西高原進行圍剿。
調動的主要兵力，肯定還是西京軍。
而西北邊軍和陜西資本集團的關系不言自明，伴隨著西南改土歸流政策的加劇，陜西資本憑著對置辦后勤的熟悉，開始大規模入川。
他們背后的軍中新貴階層，和劉鈺的關系都不錯。
一方面西北邊軍里有不少青州軍的老人，另一方面是劉鈺主持的軍改給了他們這么容易立功的機會。
劉鈺不是權臣，皇帝讓他死，他除非提前跑路否則必死的那種，最多算條看起來很老實的忠犬。
但不是權臣，并不代表他在西北這邊沒有威望和影響力。調動軍隊他肯定是調動不了，寫封信讓人幫個忙還是很容易的。
現在看南方的局面，就非常清晰了。
從資本的角度看，是松江府財團和陜西財團，想要合伙弄死兩淮財團。
陜西資本集團非常想要湘、楚這兩塊大市場，河南占不了，但湘楚人口也足夠讓賣鹽大賺一筆了。
松江府資本集團，非常支持廢運河，也非常想要大量的資本流入，以便于他們對外擴張，攫取世界市場。想要大量資本流入，那就得干掉一撥人，吃他們的血肉，干誰？
反正是既不可能去干老死不相往來、全程看熱鬧的在蒙古放貸往羅剎賣茶的那群人。
也不可能去喝那些隔著八丈遠，而且明顯吃不飽的陜西資本集團，自然也就只能是琢磨著吃兩淮資本集團了。
站在朝廷內部勢力和路線斗爭的角度看。
當年的榆林、延安老兄弟勛貴們，現在找到了新的發財路子，那就是海外擴張。
而這幾年征準、西南改土歸流、入藏崛起的新軍功勛貴集團，他們極度渴望戰爭，他們是最能理解什么叫“獨漢以強亡”真正意義的一群人，巴不得在邊境地區整天打仗好刷軍功——朝中喊著要郡縣漢四郡靜海軍節度使脅迫緬甸等口號最響的一群人。
西南和入藏，四川都是最好的基地。那么，讓四川發展起來、讓四川的鹽收到錢便于周轉軍費，他們肯定是支持的。
這就是路線斗爭問題。
以劉鈺為首的老勛貴集團、和以這幾年戰爭爬上來的新軍事貴族集團，是強烈要求對外擴張的。
而對外擴張的前提，是內部穩定，是內部能收的上來錢，是內部不要把錢花費在高額的修運河、賑濟洪澤湖每年洪災上。
要把錢用在造軍艦、造大炮、買軍裝、發軍餉上。
這群人，是油門。
而以兩淮鹽業、運河貿易為經濟基礎的士紳集團，他們則是帝國的剎車。
他們保守，因為他們的財富來源于地租，對外擴張的好處他們沒看到，只看到劉鈺打下南洋、大量稻米入境之后，他媽的原本賣一兩銀子的租子，現在只能賣八錢銀子了。
對外擴張抽象上來講，對帝國是有好處的。
但要考慮大順的特殊性。
英國的保守派，包括土地貴族、鄉紳集團，他們支持對外擴張。
因為，他們的地租和英國的呢絨出口息息相關：呢絨不是英國特產，荷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普魯士奧地利，全都能搓呢絨。
不進則退。沒有退路可言。
大順的保守派，尤其是鄉紳集團、土地主，他們為什么支持對外擴張？怎么可能支持對外擴張？
絲綢生絲，不是呢絨。
對不起，全世界最優秀的貨就在我這，愛買不買。
不買？不買就學法國，搞國產替代，三年之內差點讓高端絲織業崩盤，里昂的高端絲織工匠怒罵科爾貝爾的“遺毒”；或者，不買就學瑞典，拍拍腦袋，要在靠近北極圈的斯德哥爾摩養蠶。
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江南的生絲不愁賣。哪怕到太平洋鐵路修好的年代，西海岸港口的生絲也是往東海岸的重要貨物。
坐在家里也能收錢，拿著槍炮打出去也能收錢，而兩者收的錢是一樣多的，誰腦子有病啊往外打？
哪怕是松江府集團，那也是被劉鈺用鞭子抽、順便在棍子上綁個胡蘿卜抽出來的進步。實際上，去大西洋奪取東方貿易主導權的效費比，現在看真的不怎么高，如果不提前考慮工業革命的市場問題的話。
畢竟當買辦躺著賺錢多舒服啊，英國東印度公司不也想躺著賺錢賣東方棉布嘛。
只是其國內的羊毛地主階級勢力大，不準他們躺著賺，用套上議會皮的封建鐵拳教了教他們，讓他們明白誰才是真正的統治階級。
況且來說，對外擴張，需要稅收，稅改動的誰的利益？南洋物產的大米瘋狂往國內運，穩定國內米價，動的又是誰的利益？
甚至于，劉鈺整合了對外貿易的力量，動用各種手段快速完成了壟斷，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原來丹麥、瑞典、葡萄牙、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大家都來買貨。誰給錢多，就賣給誰——制茶業最風光的三五年，就是奧斯坦德公司沒解散之前，在廣州打貿易戰要破英荷茶葉壟斷的時候。
現在呢？現在是松江府資本集團拿到了定價權，給個差不多的價，愛賣不賣。
有本事，你自己送到加爾各的、自己送到孟買去走私嘛。
問題是一群讀經的，知道孟買在哪嗎？知道什么叫季風什么叫洋流什么叫印度洋暴風季嗎？
這幾年還好點了，也就是劉鈺非要搞紙幣兌換控制白銀，不然就憑海商手里的白銀，能把那些生產者玩死：操控銀錢價比浮動，收獲算銅錢、賣貨算白銀。發鈔行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而作為這些保守集團的對立面，或者說因為航海貿易的出現導致的舊統治集團的分化——在英國，航海貿易的發展，使得舊統治集團和新興階層合流，對外擴張維系地租；在大順，航海貿易的發展，使得舊統治集團內部出現了分化。
勛貴和士紳，原本都是地主階級。
就像是英國的鄉紳，原本也都是地主階級。
但伴隨著航海貿易的發展，在英國，一部分鄉紳依舊靠地租生活，另一部分鄉紳則將地租收入投入到航海貿易當中賺取股息。
在大順，鄉紳還是鄉紳，而大順的老勛貴們已經升無可升，只能如前朝勛貴那邊把興趣放在錢上。
前朝沒辦法，只好并地；本朝有海貿，自然投資海貿。前朝也不是沒海貿意識，只是永樂帝非要吃獨食，皇家壟斷香料貿易，用的陸權和海岸線太長導致的特色版的《航海條例》和《壟斷授權法》。而且吃的太急了，吃獨食你當董事長別人都打工哪行啊，也得給他們當股東的機會才行。再說學學荷蘭人，用倒牛奶思維，把大量香料燒了以便漲價也行啊，結果幾年就把香料價弄崩了。
大順這邊這種分化的根源，要追述到大順開國的那段歷史。
定制度的時候，皇帝沒有太多皇莊，也沒有廣封子嗣就藩。一群勛貴蹲在京城，打仗的時候出去帶兵，不打仗的時候在京城“蹲監獄”，弄地則因為大順開國的記憶抓的極嚴。
一些“老戰士”、“老五營”身份的“良家子”，直接歸皇帝管，他們的地不能動，就是個優化版從農奴升到小貴族的軍戶制。
沒辦法過度兼并，海外貿易的口子一開，自然是瘋狂往里面擠。
而這幾年新崛起的軍功勛貴……那就更簡單了。
你劉鈺能靠著打仗，從個勛衛一路封到了公爵，我們緣何不能？
你升完了，就說獨漢以強亡，要防止過度擴張，要防擅啟邊釁，他媽的你沒封爵的時候在邊境搞事搞得比我們還歡呢。
現如今軍改之后，刷軍功容易多了，不趁著這個機會，覓封侯，擠到上層勛貴圈子里，還等啥？
不打仗，怎么封爵？不打仗，怎么升官發財？不打仗，自己的兒子怎么能出生就有蒙蔭的勛衛散騎舍人之類的鐵飯碗？
勛貴圈子就那么大，就算現在沒機會混到那個開口就是“當年我祖爺爺跟著太祖皇帝弄死那個姓艾的驢毬子的時候”；或者“當年我祖爺爺跟著太宗世宗皇帝在天保府以數千偏師頂了阿濟格吳三桂幾個月的時候”的圈子，但現在對外戰爭的上升通道是有機會讓子孫和那個圈子里的人談笑風生的。
要說新舊勛貴之間有沒有矛盾？
有，就是先強后弱還是先弱后強的分歧。
是先西進印度奪大西洋貿易權再慢慢整合朝貢圈？
還是先吃嘴邊的肉把朝貢圈吃干凈再往外打？
但這是非對抗性矛盾。
在主要的“對外擴張”還是“保守封閉”的大矛盾上，新舊軍事貴族的利益是一致的。
大道理管著小道理；大矛盾壓著小矛盾。
陜、松兩大資本集團要弄死兩淮資本集團，除了兩淮資本，饑餓難耐的兩大資本集團找不到更好的血食。
新軍功勛貴和舊軍功勛貴，則要趁機打壓士紳階層的話語權，改革內部稅收體系、調整戰略中心，為對外擴張的轉型做準備。
此種大背景下，劉鈺在約見這些私鹽走私販子之前，就連續給皇帝上了關于鹽政改革的第三、第四封奏疏。
而把這場“戰術變法”，上升為“戰略變法”的撬棍、支點，就是眼前這幾個看起來不甚起眼的私鹽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