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揚州之后，鄭玉緒沒有叫下人打發二三十兩銀子，而是親自出宅來迎，打消了吳敬梓內心最后的一點糾結。
現在鄭玉緒最關心的正是鹽政改革的問題，但吳敬梓卻沒有直接和鄭玉緒說鹽政的事，而是講到了大順當年的那場科舉改革。
“鄭兄還記得當年的那場科舉改革吧？傳聞那場科舉改革影響了很多人，興國公手底下的首席幕僚康仲賢，就是因為那場科舉改革最終放棄科舉的。”
“之前有人談，取士之法，培養不出真君子，都是些尋章摘句之徒。遂要以選君子的方式，選拔人才。”
“甚至極端者，提出務要通六藝、曉六經。要知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要曉《易》、《書》、《詩》、《禮》、《樂》、《春秋》；要涉墨、道、陰陽；要通史、漢、三國、唐宋；要考實務；要論局勢……”
“如鄭兄這樣的家庭，到底是喜歡八股文章選拔呢？還是如后面這種詩書禮義都要考的選拔呢？”
這個問題，看似和鹽政改革沒有任何關系。
鄭玉緒也不明白吳敬梓要說什么，想了想，笑道：“對我們這等家庭而言，自還是后面那種更好一些。”
“平民百姓之家，讀書尚且不易，又豈能駕車、騎馬，再讀四史、論大勢呢？”
“反倒是固定格式的八股文章，每年竟有平民百姓出頭。是以最后國朝仍舊保留了八股格式，卻擴大了選題范圍。”
吳敬梓點頭道：“其時要求改回八股的大臣，就說，如此前選材，不過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事。”
“那八股文章，著實是好東西。”
“這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
“我略有些文名，也正是束發時候，八股文練出來的。這八股的好處，便是固定格式，選材有限，使得平民百姓出身，亦有與那家學淵源之輩相爭的機會。”
“世間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回顧本朝當年科舉改革之事，再想今日的鹽政改革，鄭兄還不明白該怎么辦嗎？”
“這次鹽政改革，已經不可不改了。”
“今日不改，明日還會有人提。明日不改，后日還會有人提。”
“改，方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孝廉就是好，誰這么提，誰傻。
“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事，這才是鄭兄要發力之處！”
“如果當時科舉繼續搞君子模式的選拔，天下人會不會覺得不好呢？比起商鞅變法之前，王侯將相的確有種，是不是依舊看上去是公平的呢？”
鄭玉緒哎呦一聲，似乎明白了什么，忙道：“是公平的。科舉嘛，就是公平的。你沒錢學騎馬、沒錢學彈琴、沒錢去讀陰陽史漢、沒人脈去了解朝廷政策，那是你沒本事、你家沒本事。規矩就擺在這，又不是按照出身門第來選的，這有什么不公平呢？”
吳敬梓見鄭玉緒已經有了眉目，點頭道：“我欲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如今鹽政之法，天下洶洶，皆以為要改。但要改的最大的民意，就在于鄭兄等大承包商，手里的鹽引是父死子繼的。這是王侯將相、的確有種。”
“但是，鄭兄可以想想，錢父死子繼，天下人會覺得不對嗎？”
“鹽引，到底是錢？還是權？”
“王侯將相，的確有種，這會讓天下反感。但豪商家產，其子仍有萬貫家財，天下人會反對吧？”
“把權，變成錢；從明，變成暗。”
“用我之將講的故事，那便是廢棄舉孝廉之法，乃天下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廢棄舉孝廉行科舉，科舉怎么考，卻是可以做到‘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事’。”
“類比于鹽政，則是‘以票鹽之法、行綱鹽之事’。改而不改、變而不變。由原本的權力，變為更公平的銀錢；由原本的因為你姓鄭，變為因為你有多少錢方可入場做此行。”
“如此，天下無話可說。之前是他不姓鄭，所以沒資格入場；可現在，趙錢孫李周武鄭王，誰都能入場，只要你有白銀。這還有什么話可說呢？”
“以鹽綱論，鄭兄你和那些散商的區別，就是你姓鄭，而那些散商不姓鄭。”
“以票鹽論，鄭兄想想你和他們的區別在哪？”
這簡單的幾句話，正提點到了關鍵處。
“以票鹽之名、行綱鹽之實？若如以科舉之名、行孝廉之實？”
鄭玉緒仔細體會著這兩句話，越品越是品出其中滋味無窮。
聽吳敬梓這么一問，恍然道：“若以白銀公平論，我與他們的區別，在于我有白銀百萬，而他們只有三千五千？”
吳敬梓拍手道：“著！只要畫出一條線，家產十萬方可從事鹽業，那么這就叫‘以票鹽之名、行綱鹽之實’。”
“鄭兄還是把持鹽業，只是把持的原因，由鄭兄姓鄭，繼承了父輩祖輩的鹽窩；變為了鄭兄有錢，夠到了從事鹽業的資格線。”
“直接對抗改革，殊為不智。不如借力化之，另行手段。”
吳敬梓的想法，源于程廷祚懟他的、引用的松江府對赤穗事件的評論里的那個道理——用公開的，去取代隱藏的。用錢，去取代道義身份血統。
看透了松江府那一套“用錢之多少來區分人”的標準，是以一針見血地給鄭玉緒點出來了解決的關鍵。
鄭玉緒思索著吳敬梓的話，漸漸品出了一些關鍵。
朝廷如果要鹽政改革，走的肯定是票鹽法。
到時候，就是要鼓勵小額的資本入場，瓜分掉大鹽商的管控。
鹽引改鹽票，使得有個千八兩銀子就能入場，不再需要股本在上百萬的大鹽商了。
其中的關鍵一點改革，就是取消鹽引的專營制。
比如鄭家，拿著幾十萬的鹽引，這些鹽引就是他的，規定就是他的，是可以父死子繼的。
問題也就出在這。
好比兩淮鹽區，管著百十個州府。
把這些州府，分成甲乙丙丁午己庚辛等等個不同的銷售區。
甲乙丙靠的近，則甲乙丙的鹽一起運過去，再大倉庫分發，再由專門負責甲乙丙銷售區的人拿去賣。
甲的鹽不能去乙、乙的鹽不能去甲，當然私鹽甲乙都不能去。
而甲乙丙丁午己庚辛這些銷售區的特權承包，是繼承的，不變的。
比如鄭家，拿著七八十個銷售區的特權，他需不需要自己去干？
顯然不需要嘛，好比他有七十個銷售區，朝廷問他收70塊錢，相當于一塊錢一個區的專營權。
他為啥要自己去干呢？兩塊五一個區的銷售權，賣給次級承包商不就得了？何必要自己去干？
這幾年議論紛紛的鹽政改革，出發點就一句話可以總結：
利上不歸朝廷、下不能哺小民，而盡歸中飽之輩矣 核心思路，就是取消中間商，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怎么取消中間商賺差價？
朝廷那群琢磨著搞鹽政改革的人，想法也非常簡單：市場化。
放棄鹽引、鹽綱制度，讓小商人入場。
一張票，多少鹽，寫的清清楚楚。
買了票之后，只要是淮北鹽區的銷售范圍，都可以銷售。
理論上，這樣沒有了中間商賺差價，就可以解決諸多問題了。
然而，作為這些大承包商、總承包商，怕的就是這么搞。
這么一搞，他們的壟斷權直接沒有了。
現在吳敬梓給出的思路，是不要明著對抗，而是要往“票鹽之名、綱鹽之實”路子上走，頓時給鄭玉緒提供了思路。
作為大鹽商，有的是資本，難道買不起鹽票嗎？
關鍵的問題，不在于買不起，而在于別人也能買了。
所以，是不是有一種辦法，可以既采取票鹽法、又能從財產上制定一個范圍不準那些小額資本的商人入場呢？
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問題也就解決了。
只是，該怎么做呢？
吳敬梓見鄭玉緒還在思索，又道：“鄭兄可明白，朝廷為何要改鹽政？”
“根源在哪？所求者何？”
“為百姓乎？”
“為鹽稅乎？”
這是個根本不需要回答的問題，也是一個根本沒法回答的問題。
明明知道，但難道說，朝廷根本不是為了百姓才改革的？
鹽政改革是因為什么？
按照政治正確的口號，是為了天下蒼生，為了百姓。
這是政治正確。
刨除掉這些政治正確，實質原因是什么呢？
是私鹽。
私鹽為什么賣的好？
因為官鹽貴。
官鹽為什么貴？
理論上，按照每引鹽收的稅，私鹽是干不過官鹽的，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最高死刑”的成本。
但是，凡事要講理論上，那就只能是理論上了。
這種變種包稅制下，朝廷問總承包商收稅、總承包商問次級承包商收錢，有二道販子賺差價，于是官鹽越發的貴。
官鹽越發的貴，私鹽越發的好賣。
私鹽越發的好賣，官鹽就越發難賣。
官鹽越發難賣，煮鹽的這些灶戶生產的官鹽就越少。
官鹽越少，私鹽就越來越多。
私鹽越來越多，官方買鹽引的人就越來越少。
買官方鹽引的人越來越少，灶戶就只能把大量的鹽賣給私鹽販子，導致私鹽越來越多。
私鹽越來越多，最終就是鹽政徹底崩盤，朝廷除了土地稅之外最重要的稅收就要完蛋。
理清了這一點，就明白，朝廷要鹽政改革的根源是什么？
是解決官鹽收稅的問題。
之所以要動這些總承包商，是因為他們作為中間商，賺了太多差價，被認為是官鹽賣不過私鹽的主要原因，應該不用加之一。
百姓只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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