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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奏疏送走之后，劉鈺就在黃河大堤上巡視了七八日。
站在高高的堤壩上，拿起望遠鏡，看著只有一河之隔的對面，阜寧縣的巡河徭役們就像是對待敵人入侵一樣，恐懼著即將到來的雨季。
幾名之前在清口見過面的治淮河的官員，也在對面的堤壩上。
劉鈺回頭看了看那如一道山丘般的黃河二道堤，那些散布在二道堤與一道堤之間的田野里種滿了各式作物，只是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收獲。
自宋至今數百年的沖刷和淤積，已經讓黃河高出了平地太多。誰也不知道，或許某一天黃河就會決口北流，好好的濟南，怕是要改名為河南了。
如果不廢漕運，將來黃河決口，從蘭考北上，或許朝廷那邊還能選擇黃河歸故。
現在漕運一廢，黃河真要決口了，真的走北道奪大清河入海，恐怕朝廷算一算，覺得就這樣吧。
再加上如果淮南淮北的鹽改若是成功，淮南蘇北的土地改革能夠成功，這里面讓朝廷決策的天平會更加傾斜。
想著這場百萬人死亡千萬人受災的大災難，或許可能就在今年，可能十年后，也可能幾十年后，如同一把隨時會落下、但又無法知道什么時候能落下的利劍，劉鈺只能沖著黃河訥訥地念叨了兩聲。
“母親河啊母親河……哎。”
史世用與劉鈺相熟多年，當年面對看起來千年僭越的那樣龐然大物，劉鈺都是談笑間運籌帷幄，如今面對濤濤河水卻如此長吁短嘆，看著背影有種說不出的無力落寞。
“國公不必感嘆，如今海運既興，漕運被廢，朝廷每年也能省出來三五百萬兩的疏通運河的錢。這也意味著可以多花三五百萬兩在黃河河工上。人不能勝天，可國公也算是盡人之所能事了。”
劉鈺只是笑笑，苦笑著搖搖頭，心想自己干的這些事，哪一件不是間接決定了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的命運？
都說君子遠庖廚也，然而只怕將來黃河決口，朝廷最終決定不復故道而走魯西南向北，沿途的幾十萬上百萬淹溺、餓殍的亡魂，至少有五成的責任在自己，在海軍，在蘇南蘇北的一系列改革上。
“變法還是要繼續啊，朝廷應該完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足夠的糧食儲備，以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災情。變法深入一分，朝廷多攢一分銀，到時候便可能少死一個災民。否則今年死十萬、明年死八萬，這些已然成為習慣的死亡，加起來也有千萬了吧？”
許久，對著黃河水，劉鈺像是安慰自己一樣，給一時間有些情緒觸動心態軟弱的自己打了打氣。
史世用也跟著嘆了口氣，心道看來國公也有脆弱的瞬間。朝中早就有人上疏，力陳下南洋之苦之難，備說裝船運送、與畜無異，非王道也。
這種大仁、小仁、大義、小義之爭，當真壓心。諸多改革，根子也都出在這：如果不改，每年死的人，都是“正常”死的，正常淹死幾萬、正常餓死幾萬，誰都沒責任。可要變法，恐怕那些問題都要壓在變法者的身上了。
正準備再說點什么，遠處傳來一陣馬蹄聲，史世用回身一看，派去京城的手下回來了，跟隨來的還有幾名禁宮里的禁衛。
沒有擺案焚香，傳旨的人選也不合規矩，而且不曾宣讀，只是將一封密旨交到了劉鈺手里。
其余人都退到遠處，劉鈺自己將密旨打開，皇帝開篇就寫了六個字定題。
愛卿忠心可鑒。
后面則是同意的劉鈺要和鹽商們玩一玩的想法，并讓劉鈺堅定變法之心。本來準備先淮北、后淮南，一步步的來。既然劉鈺準備連根拔起，那就讓劉鈺放手去辦。
又說擔心劉鈺的息本不足，又送來五十萬鈔。
劉鈺看著密旨開篇的忠心可鑒四個字，心下只想笑。自己在皇帝看來，可不忠心可鑒嘛，自己送出去這么大一個把柄，收受賄賂，這等于給皇帝遞過去一個隨時可以用、但又根本無法說清楚的把柄。
只是自己送的把柄已經夠多了，本來就想的清楚，打好基礎，一旦皇帝身體有不行的征兆，就立刻跑路。
也不差這一個了，算是給皇帝背個黑鍋，換皇帝生前繼續敢用吧。
合上密旨，劉鈺回頭沖著黃河拜了拜，心想既走到這一步了，已經不能退了。
現在已經是不進則退了，但愿漕運廢掉、淮河修完、蘇南蘇北加鹽稅改革完成，朝廷能積攢下足夠的銀子，應對可能的黃河決口北上山東的大災。
只盼著母親河可憐可憐千萬百姓，三五年內不要決口，等著朝廷的庫銀從修淮河、改漕運、安置漕工等恢復過來后，再決口吧。
不然，沒錢賑災，不知道要死多少呢。而且說不定就要給皇帝扣個“上天預警”、給自己扣個“天誅國賊之警示”的大帽子。
一眾人也不知道皇帝的密旨寫了什么，只看到劉鈺走完接旨的程序之后，又在那拜黃河，一時間不解其意。
許久，待劉鈺拜完了黃河，走到眾人旁邊，拉著韁繩的時候，忽然猛力地呼了口氣，似是下了什么決心。
翻身上馬，故意用一種高亢的、仿佛要沖走剛才的那些抑郁情緒的語氣，大喝道：“兒郎們，隨我回海州！”
說罷，竟也不等身邊的護衛和隨同前來的孩兒軍，一馬當先徑直沖了出去。
史世用等人趕忙上馬，追趕過去。
一路煙塵，竟少停歇，不日到了海州。
再入海州，鹽商們自有耳目，只說興國公這幾日根本沒在鹽場長久停留，反倒是在黃河岸上駐足數日，實不知是何等打算。
鹽商們越發感到困惑，怎么都看不明白了，心說這么大的事，或者在海州、或者去揚州、亦或者去鹽場，都能理解。
可是，跑黃河堤上干什么？
還聽說跟興國公一路來的孩兒軍，這幾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聽私鹽販子。
朝廷這到底是什么意思？
難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還要修黃河堤，覺得上次在揚州要的錢要少了，可已經要過一次了，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卻叫興國公來要錢來了？
若這么想，似乎竟也解釋的通，否則孩兒軍怎么來查私鹽販子、卻不查官鹽貪腐等事？
海州這邊的鹽業總承包商鄭玉績這幾日也沒閑著，將這邊的情況快馬加鞭地送去了揚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鹽上，那是一榮俱榮、一廢俱廢的，沒有橘枳之別。
得到消息的揚州，幾日后也亂成了一團。
幾個大的淮南總承包商，拋卻了平日里的明爭暗斗，坐在了一起，討論著這一次朝廷派劉鈺去淮北的意思。
只從這一次鹽商密會的名單上來看，會感覺這一次鹽商聚會過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閆家、西京的張家、大同的馬家、蒲州的韓家、安徽的汪氏、鄒氏、鄭氏、江氏……
平日里他們的關系可不好，相當不好的那種不好。
秦晉商人與徽商之間的斗爭，可是從明朝中期就開始的，兩邊的商賈基本上是不結親的。
能把秦晉商人和徽商聚攏到一起談事，足見這件事對鹽商來說已經嚴峻到了什么程度。
歷史上，明朝的“商籍科舉之爭”，只是兩邊斗爭白熱化的表現，可不是兩邊斗爭的開始。
歷史上，最終徽商全面勝出。
而如今這個時代，兩邊則是平分秋色，還未徹底分出勝負。
這和大順的勛貴皇族都是陜西人，沒有什么關系，至少沒有太大的關系。
主要原因是滿清和大順起家的位置不同。
歷史上的滿清本身就起家于遼東，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竊取神器。
如今的大順是被懟到了荊襄，在荊襄絕地反擊，一步步反推回了遼東。
這就產生了區別。
對遼東犁庭掃穴、對西北蒙古用兵作戰，需要商人協助辦后勤。明朝的開中法，正是這些秦晉商人崛起、深入兩淮鹽業的巔峰。
歷史上的滿清，是往南打，北邊本來就是他們的老窩。
大順是往北打，需要深入遼東、蒙古。
歷史上的滿清，用不著秦晉鹽商來幫著辦后勤……至少在其開國的前幾十年，不是很用得著，即便用規模也沒那么大。
而大順，往北打，就需要秦晉鹽商幫著辦后勤……至少在其開國之初犁庭掃穴的階段，很需要。
于是這個蝴蝶的翅膀，就導致了此時和歷史上的區別。
歷史上徽商憑借地利和宗族人脈，因為滿清前期不需要秦晉商人辦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晉鹽商衰敗了。
現在，徽商依舊憑借地利、宗族、人脈、祖上百余年的積累，卻只比那些陜西、山西的商人略占優勢，不能做到歷史上幾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備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晉商人從正統十四年到崇禎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個進士、82個舉人；而江蘇浙江安徽的“商籍”，從正統十四年到崇禎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個進士，35個舉人。
而滿清對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沒那么大，所以揚州地區的秦晉籍商人進士、舉人數嚴重降低；而作為對比，單單一個徽州，41個進士、94個舉人。至于別處的，江蘇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晉商籍的人甩沒了。
同樣的，這種軍事環境的改變，在大順這里，就體現的非常有意思：開國前五十年，秦晉這邊的商人科舉的人多；但開國五十年后，漸漸少了；到開國80年以后徹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鹽商而是依靠陜晉的皮貨、茶葉、放貸、堿面商人后，數量更少。
徽商和陜西山西的商人習慣不同，或者說，陜西山西的商人很難適應江南的風俗。
所以，被諷刺為：高底馕鞋踩爛泥，平頭袍子腳跟齊。沖人一身蔥椒氣，不待聞聲是老西。
而徽商則喜好結交文士，號稱“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魚得水。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實際上在解決了西域和羅剎問題后，徽商也早晚要把陜西山西商人給徹底趕走的。
這個節骨眼上，看似差不多是勢均力敵，實際上則是徽進陜退——不要忘了，大順開國之初的幾十年，北方戰爭一直持續，鹽商協助后勤的制度也一直有用。所以實際上山、陜的商人是在極大的五十年優勢下，被擠到現在這種勢均力敵的地步的。
實際上，這就是敗了。
其實很多陜西商人已經跑路到四川了：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兩淮不留爺，爺賣四川鹽去也！
是以走私鹽問題中的“川鹽入楚”問題，也可以視作是陜西商人兩淮正面打不贏，轉戰四川“曲線斗爭”去了。
理清了揚州鹽商之間的關系、矛盾，以及舊時代商會的地域性要素之后。
就可以很直觀地理解，這一次陜西、山西、安徽的鹽商居然能坐在一起，是多么魔幻的一個場景了。這是一個在日本長崎，寧波幫、福州幫、漳州幫都能因為地域而打的你死我活的舊商會時代。
如今，一個幽靈，鹽政改革的幽靈，在兩淮上空徘徊著。為了對付這個幽靈，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閆家、西京的張家、大同的馬家、蒲州的韓家、安徽的汪氏、鄒氏、鄭氏、江氏，拋卻了從大明正統十四年開始的三百年恩怨，聯合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