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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二二章 戰前輿論準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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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是好事。既是朝廷遣你監管,商人們需得見到利潤攀升才能支持監管。只要英人不廢茶稅,這對朝廷加強對這些商賈的管控,也有極大的好處。”

  齊國公想了一下又笑道:“總不能指望著一群才知道這西洋參不是產自酷熱南洋的人,去和那些搞了一二百年貿易的老油子對抗。要是指望他們對抗,非要把老本都賠進去不可。”

  “我此番去歐羅巴,所見所聞,只覺若論對產業經濟之管控,歐羅巴有大宋之風,本朝萬萬不及也。法人之統制經濟,方有可能出荊公這樣的改革,我朝是做不到的。”

  “禁海之策,我看這東西方區別倒是不大。丹麥英法等國亦禁自行前往亞洲販賣,而得壟斷之利。其與前朝三寶下西洋而又禁民間片帆下海內帑獨得香料之利,有何區別?”

  劉鈺對此并不是完全贊同,但想來以齊國公自小接受的教育,能看到這一步亦算是難得了。

  但齊國公有句話說到點子上了。各國其實都在搞某種程度的禁海,都在搞壟斷,而且都是行政力量直接干預的。

  歐洲人,尤其是新教國家,自來雙標且無恥,這一點劉鈺這幾年多有領教。畢竟最先收拾的荷蘭,就是個新教國。

  我可以禁海禁私人貿易、我可以航海條例、我可以禁止你們的貨船在我國賣貨。

  但你不能不允許我們收貨,也不能不允許我們割讓你們的舟山、搶澳門,否則你們就是有罪的。

  這種思維方式,不只是此時大順人難以理解。

  就算到了后世,中國人依舊難以理解。

  以至于一些人讀到后續屈辱的時候,很多人會以為,“只要開放貿易,英國人就要樂開花了,就不會打我們了”。

  先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錯了。

  但現實卻是英國連續兩次出臺禁止東方棉布法令;最高征收了220的茶葉關稅;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任何非公司的東方貨船直接擊沉。

  所以這件事的本質,就是真的被忽悠瘸了。

  相信他們有一套非雙標的、統一的、普遍的評價標準。

  老馬在1840年代就說,英國所謂的“自由貿易”的本質,就是一種壟斷。一旦當“自由貿易”威脅到他壟斷的實質時,他將必然第一個站出來反對“自由貿易”。

  鴉片戰爭的根源不是因為自由貿易,而是因為“清政府禁止種植罌粟”,使得外部鴉片可以造成實質上的壟斷,因為本國不讓種。

  刨除掉鴉片的罪惡屬性,如果單純把其看做商品,一旦放開隨便種,一個四川省就能打的英國貨沒人要,事后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甚至都不用四川出馬,當時一個云南就夠了。

  就像是182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在國會上控訴在此前二十三年間,公司被強制往中國銷售的紡織品和五金,為公司帶來了1688103英鎊的損失。

  公司董事可是在國會上的發言,總不可能20年國會的人39年就全死了吧?

  所以英國人知不知道就算零關稅,他們的紡織品和五金也賣不出去呢?

  還是明明知道,卻假裝不知道,要找個自由貿易的理由賣實質壟斷的鴉片呢?

  奈何老馬1840年代說的一針見血話,后世百余年依舊沒人聽,也沒人信。反倒是先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對,以至于挨了頓打。

  好在看過老馬的書的某格魯吉亞人反思的結果,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是我們不愿意挨打,絕不愿意”。

  總算沒反思成因為不自由的貿易所以挨打活該、打得好。

  英國人知不知道中國禁止鴉片呢?

  馬戛爾尼能成為使團代表的原因,是他前面的查爾斯·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死。

  而卡斯卡特使團來華之前的首相訓令中,明確指出如果商約中規定不得運輸鴉片,你必須答應。千萬不要冒著喪失其他重大利益的風險,來抗爭這方面的‘自由’。

  我們在孟加拉的鴉片,應該在東部海面‘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上’尋找出路——什么叫“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呢?只能說,不愧是出過莎士比亞的文字,可以把走私說的這樣委婉,別具“朦朧美”。

假如割讓給我們建立商棧的土地,應該選擇在北緯27度到北緯30度之間,因為聽說優良的茶葉就產在這個緯度區間  所以英國人很清楚鴉片貿易是被禁止的,不但清楚,而且清楚的那種清楚,所以才要選擇“東部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

  英國人知不知道中國這邊紡織品賣不出去呢?

  當然知道。

  但為什么還能賣出去呢?

  因為一個字。

  1767年,東印度公司曾找到供貨商潘某,說如果你能把呢絨賣掉,我可以從你這收茶葉,不從別人那收。而且給你加價,每擔茶葉給你加一兩銀子。

  潘某算了算,就算把這些呢絨賠錢賣了,只要英國人從自己這里拿茶葉、而且每擔茶葉多給一兩銀子,那么自己還是賺的。

  所以歷史上潘某靠著這種卷,卷到被《COTEPARIS》評為18世紀初世界首富,家族白銀能買特拉法爾加海戰的英法艦隊。

  至于為什么不能團結起來一起漲價呢?

  這……大概也是中國這邊的資產階級的特色吧。所以新井白石在長崎,用個簡單的二桃三士之計,就能挑動的寧波幫、漳州幫、福州幫放棄銅的定價權,讓給日本定價。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是一群非得有個強人扶著的阿斗,缺了鐵腕強人用皮鞭抽打,就是全世界最費拉的布爾喬亞。

  為什么東印度公司非要帶呢絨呢?

  因為要討好國內的工業資產階級,免得他們再攻擊公司是買辦,所以寧可賠錢也要帶呢絨,大不了從茶葉上找補嘛。

  好比你是議員,你又是開呢絨作坊的。你跟東印度公司說,你不帶我的呢絨去中國,我就在議會提提案,說你們是買辦。那還能咋辦?帶唄。

  于是,紡織工人有了工作、工業資本往中國賣出呢絨、在議會上放東印度公司一馬、東印度公司一邊說自己賠一邊賺了錢、茶葉供貨商潘某也卷贏了同行成了18世紀世界首富。

  大家貌似都賺,那這里面的錢,到底是誰出的呢?

  看似是喝茶的英國人出的。

  但實際上也并不是。

  就算東印度公司沒有承擔呢絨賠本銷售的義務,他就會良心發現降價嗎?有些東西的價格不取決于成本,而取決于購買者能出多少錢。英國濟貧法的房補,就是個絕佳例子,房補加多少,房租漲多少。

  里面唯一遭受損失的,是中國的紡織工匠。

  本來正常價格的英國紡織品沒人會買的,但架不住有人賠本賣啊。

  誰他媽能想到,1767年在中國賣的英國紡織品,比他媽在倫敦工場的出廠價都低?

  英國政府為什么明知道茶葉貿易導致白銀外流,還要在查爾斯·卡斯卡特使團訓令中,將茶葉貿易放在第一位呢?

  因為那時候,茶稅每年能為政府提供325萬英鎊的稅收,已經不少了,折合1000萬兩白銀,夠三年遼餉了。

  這和現在大順逼著日本開關,幕府明知道“金銀如骨,不可再生”,但依舊支持的原因一樣。因為能給幕府提供巨額的關稅收益。以建立起對其余諸侯的絕對優勢。

  當撕開隱藏在外面的迷霧,看到本質之后,很多事要解決起來,就非常容易了。

  不是卷嗎?

  那就一步到位,直接“充分競爭”到壟斷的地步,壟斷之后還怎么互相卷?你能搞獨家壟斷的東印度公司,我便搞不得?

  不是雙標嗎?

  那就去荷蘭質問為什么荷蘭能在中國建商館,大順不能在阿姆斯特丹建商館?因為議會的法律授權是神圣的?那簡單,天子的授權也是神圣的,打一頓奪回南洋占據錫蘭侵入印度,一波把荷蘭勢力從長崎推到波斯。

  不是非要買茶捆綁呢絨嗎?

  那就壟斷,把小商人全壓死,要買茶葉拿現銀,呢絨一件不要,就算海軍用也只買法國人的。你要能從別處搞到茶葉,明兒當地的地方官就得被穿小鞋,國公帶著節度使都去打招呼了,啥叫官僚對上負責制啊?

  不是鴉片要尋找海面上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嗎?

  直接先來個鴉片案,明確告訴英國人,別找分散曲折的貿易機會了,否則大順就要閉關鎖國啦,高呼白銀不是財富而國民財富是總生產品。

  他這一手以魔法破魔法的手段,當然需要朝中的支持。

  至少,對“聯法反英”的政策要絕對支持。

  實際上,以此時國內來看,單純從貿易角度講,英國是個遠比法國更好的合作伙伴。

  英國茶稅,更是會讓皇帝在內心天平上產生某種游移——如果英國取消茶稅,擴大了茶葉銷售,皇帝為什么不學宋朝制度、或者俄國大黃專營制度,把茶葉對外出口全捏在自己手里,專賣給英國呢?英國茶稅都能收1000萬兩每年,大順皇帝捏死茶葉專賣權,也不能少賺吧?

  如果英國貿易額激增、皇帝又拿到了高額茶葉貿易利潤,為什么要和英國開戰呢?法國人搞國產替代,窮吊一個,啥也不買,為啥不幫著英國打法國呢?

  謀求海上霸權,就需要投入巨資搞艦隊,而艦隊是沒辦法鎮壓在國內日后可能發生的農民起義的。如果英國貿易額激增,為什么非要自己搞艦隊去歐洲開拓市場,甚至打一仗呢?

  以前劉鈺自己壟斷著外部信息,尤其是在劉鈺打臉傳教士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確掌控著大順的對外政策。

  但現在,隨著交流的增多,尤其是這一次齊國公訪歐歸來,劉鈺已經完全無法壟斷外部信息了。

  這時候,他就需要趁著齊國公從歐洲歸來這個契機,把“聯法反英”這件事,從單純的經濟問題,轉為一個在大順政治正確的“政治問題”。

  趁著齊國公說到歐洲各國的海貿政策,劉鈺這些年收集了不少英國人的黑材料,這時候便笑道:“所謂閉關、禁海一說,我倒想起來一件趣事。”

  “前明崇禎十年,英人威德爾帶著艦隊來華。當時便說中國閉關自守,有條件地對葡萄牙人開了一扇門,但這扇門對英國是加鎖封閉的。我準備利用葡萄牙人的那扇門,去謙卑地去敲門。”

  “當然,如果敲門被享以閉門羹,我將破門而入!”

  劉鈺說完便笑。

  齊國公愣了片刻,可能是一時間覺得這話太過震驚,竟沒反應過來。

  隨后,才仰頭開懷大笑起來。

  “崇禎十年,破門而入?哈哈哈哈哈……這英人威德爾倒是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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