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上海。陰。
后天就是帆船起航的日子，今年最后一批大順的商船。
他們搶走了我們今年的貿易額，使得我們的商船只能停泊在港口內，船上的貨物要面臨潮濕、蟲蛀、鼠咬的風險整整一年。
令人作嘔的不正當競爭。
可我們卻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反制，因為我們拒絕任何一艘大順的商船繞開我們公司，進入泰晤士河。
而且，大順也沒有任何興趣從我國進口可以進口到的貨物。
血腥公爵辱罵我，說我們這是雙重標準，他說我國根本禁止大順的貨船進入才是不正當競爭。
顯然，他不懂不正當競爭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們不允許大順的貨船進入，是因為我們有國會授權的壟斷權、有航海條例。我們是合法的不允許他們進入。
而大順扣押我們的貨船，是不合法的，因為他們允許我們貿易。
而且沒有證據表明是公司這個主體法人從事了對大順的鴉片貿易。我們是分包給散商的。
按照法律，大順只能制裁那些散商，沒有理由制裁公司。
顯然，這個野蠻的國度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識。
可惜，我和他們講不了道理，他們也野蠻地依靠武力，根本不講道理。
窗外，那些渴望著今年發財的中國商人和投資者，敲鑼打鼓地進行著祈福，祭祀他們的奇怪海神。
鞭炮聲持續不斷。
我的心情非常不好。雖然早已經知道了這種可能，但當季風期馬上結束、確定了一切結果之后，即便提前預想到了這種可能，仍舊在事情最終落幕的時候感到了無比的郁悶。
荷蘭退出了戰爭，普魯士也退出了戰爭。顯然，戰爭即將結束，今年將是戰爭之后的第一年。
可以想象，他們船上的貨物，會獲得令人嫉妒的利潤。
歐洲市場的香料，依舊還是被壟斷的。只是從荷蘭人，變為了中國人。
那位整天高呼自由貿易的邪惡公爵，對此事緘口不言。真正的自由貿易，應該是允許各國的商船，隨意地在東南亞采購香料。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任何私自采購香料運出馬六甲以西的行為，都會被抓捕判刑。
這讓他對我們的斥責，變得如此蒼白無力。
任何一個有道德的人，或者自詡為有道德的人，面對這種情況，都應該放開東南亞的香料壟斷，允許各國商船自由地采購香料。
然后，再來質問我們，為什么不能放開關稅貿易、為什么不允許大順在倫敦開商館。
可他沒有。
呵，政客的丑陋嘴臉。
2月3日。上海。晴。
最終，我還是決定將我對公司未來的一些機密的建議，寫了幾封信，寄送給不同的、我認為可能被選為董事會成員的人。
并懇請他們，以紳士的榮譽保證，不論如何，在不成為董事會成員之前，不能將里面的機密內容公開。
否則，這將嚴重損害股東和公司的利益。
我們這邊派了七個人返回，三個人前往印度，四個人回倫敦。他們將會如實地描述這里發生的一切。
我慎重地告訴他們，不要激起任何的輿論情緒。任何的輿論情緒，對公司都是不利的。
如果，不能開戰并且獲勝，那么輿論情緒最終的結果，就是被一些骯臟的政客利用，來擴大民間的影響力，從而獲得上議院的影響力。
對公司，毫無好處。
最終，只會演變為對公司壟斷權和貿易品關稅問題的爭執，而這些東西恰恰是應該極力避免的。
公司在取得印度方面的絕對優勢之前，都應該拒絕引發任何關于對華貿易問題的議會辯論。
只有公司取得了足夠的勝利、獲得更多的財富、讓更多的人因為公司發財，公司才能開始在議會主動挑起議題。
現在，公司面臨極大的困境，需要盡可能避免事情被討論。
我給公司董事會的建議，就是公司在政治上，應該提前布局，提前效忠。
至少，要私下里接觸威爾士親王，并且提前和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小愛國者們搞好關系。
那些小愛國者們非常聰明，他們知道即便國王殿下與威爾士親王如何的不合，最終成為國王的終究還是威爾士親王。
提前和這位親王交好，意味著將來政治上的一帆風順。
我們的國王已經快要65歲了，即便身體很好，終究要蒙主的召喚。即便現在威爾士親王非常不受國王殿下的喜愛，但沒有人能撼動他的順位。
我們的王儲殿下經常在公開場合宣稱：我的父親是一個頑固、放縱、吝嗇而嚴峻的軍紀官，又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昏君 可以預見，一旦威爾士親王登基，很多現任的內閣大臣都要被撤換。
并且一定會嚴厲批判他父親的外交政策，以此劃清與父親的界限。
這正是公司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位是四十歲、正值壯年的王子、第一順位繼承人；一位是年近七旬的國王。
沒有理由懷疑，我們的國王一定會走在王子的前面。
而且，我們都知道，威爾士親王竟然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只他可以說英語一點，就使他的地位無可撼動。
當然，我必須提醒公司董事會的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定要轉變思路。
當公司真的準備將印度的土地稅作為利潤增長點時，就必須要考慮到，實際上，我們和國內圈地貴族的矛盾，實際上是可以化解的。因此我們才可以轉而支持威爾士親王，以及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貴族們。
如果不能理解公司模式的轉變、不能考慮到公司財政報表中的利潤構成比例即將發生改變，就不能夠及時地轉變思路，從而為公司帶來巨大的隱患。
一旦我們將土地稅作為重要的利潤收入，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進口大量的棉布在國內銷售——棉布問題，是我們和那些圈地貴族以及紡織業主之間的最大問題。
公司要學習的對象，不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而是大順——建立完善的文官體系、稅收體系、稅制體系。
通過學習他們的科舉制度，選拔公司內部自己的文官體系，并且使他們成為合格的地方官，完成和大順地方官一樣的最重要的任務，征稅。
公司的這種轉變，董事會應該了解、并且要比其余股東更先明白這種轉變帶來的變化。
這意味著，我們和圈地貴族實際上站在了一起。
他們投資，我們分與利潤，同時我們不在執著地追求棉布進口貿易，這將極大地緩和我們與國內敵人之間的對立。
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的敵人，將從圈地貴族轉為議會的那些人。那些所謂要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人。
他們可能加強希望議會拿到監管權，影響公司、控制公司。
他們很可能以國家利益為借口，不準我們在印度竭澤而漁地收稅，而是試圖將印度打造為符合國內那些工業主們想要的印度。
嚴重地壓榨，將損害他們的訴求。
但不嚴重地壓榨，將影響我們的利潤。
對國內的那些工業主們而言，他們希望我們控制下的印度的農民，手里有錢去買他們的商品。
但對我們而言，我們希望控制下的印度的農民，手里有錢交稅。
要知道，收稅是利潤率最高的商業模式。沒有之一，因為一旦建立了統治，就幾乎是零成本。
如果他們手里還有錢買東西，只能證明一件事：
我們的利潤率，還有提升的空間。
如果有錢買他們的呢絨，為什么不把這些錢直接交稅呢？
公司必須明白公司的這種變化，才能夠明白我們現在轉變在議會游說和支持人選的重要性。
一旦公司確定了印度土地稅計劃，就不要再在棉布等進口禁令問題上繼續鼓吹和花錢了。那只會制造敵人，并且絕對不會成功。
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圍繞在威爾士親王身邊的那些人，其政治理念，也是對轉型后的公司非常有利的。
威爾士親王身邊聚集的，都是對現任黨魁不滿的、準備推翻現任內閣的、或者對國王不滿的人。
他們自稱為愛國者。
他們的精神領袖，是博林布魯克子爵。
他為這些自稱的“愛國者”們，撰寫了綱領性文件《愛國者們應有的君主觀》。
他是個支持君主制的人，并且認為兩黨的黨爭政治，是現代墮落的根源。議會淪為了“敲雞蛋是從小頭敲、還是從大頭敲”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無趣之地。
應該組建一個以國王為中心的、沒有黨派之爭的政治模式。
君主作為萬民之父，應該超越黨群之上。
萬民之父，應該在道德的榜樣出現，引領各個階層走出腐化墮落的泥沼。
我們可以預想，支持這些想法的，都會是什么人。也可以預想，一旦被愛國者們包圍的威爾士親王登基，內閣的政策會變成什么樣。
但這對我們，未必是一件壞事。
因為愛國者們，是“藍水政策”的堅決擁護者。而我們，是“藍水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英國的基石是商業。或者說，貴族們地租的基礎，是商業。沒有商業，就不會有圈地養羊，也就不會有高額的地租。
所以，英國的一切政策，都應該圍繞著“保護商業”，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擴大陸軍、參與歐洲的戰爭泥潭——而是不斷地裁撤陸軍，維系更多的海軍。
如果說，之前我們的棉布進口，導致了我們和愛國者們的關系緊張。那么，公司如果轉型成功，我們和他們完全可以和解。
只要不動羊毛和呢絨，我們的關系就會非常好。故而，我們提前投資、支持威爾士親王和他身邊的愛國者們，是有極大好處的。
藍水政策的精髓，就是土地——羊毛——呢絨——商業——投資——殖民。
這是我國貴族和別國最大的不同，他們的地租收入，和商業息息相關。
而藍水政策的國家外交政策，則是預防任何形式的世界性君主的產生。任何試圖某種形式上做世界性君主的國家，都將是英國的敵人。
英國不需要任何一種形式復活的羅馬，英國需要一個破碎的世界。
在這之前，這種政策的最大敵人，就是法國。
按照子爵的論述，現在的世界，是兩種文明中心的戰爭。是世界性君主的擴張模式，和商業中心下的擴張模式的，兩種文明之間的戰爭 英國應該增進自己的海洋力量，并在關鍵的時刻釋放出來。比如對世界的力量格局有重大影響的大事發生時，英國就該站出來，使用最強大的海洋力量。
這樣，英國就能成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自由的衛士；平衡的維護者這兩種文明的斗爭，就是要防止法國成為世界性的君主，成為新時代的羅馬英國需要一個破碎的世界，并阻止任何試圖整合世界的力量 這些文章，是在大順下南洋之前、大順參與了俄國政變之前寫的。
現在，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性的君主，未必只有法國人才有潛力。如果整個世界是很久前的歐洲，中國才是那個最有可能成為羅馬的世界性君主。
他們的擴張模式，尤其是下南洋、伐日本，也是標準的世界性君主的擴張模式。
但同時還要注意到，大順在荷蘭、瑞典、俄國事務上的干涉，卻又擠占了我們的位置：他們在成為世界性君主的同時，還有余力去成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平衡的維護者。
當我們把目光從歐洲投向世界；當大順開始干涉歐洲，我們就應該認識到，誰才是那個羅馬。
這就使得我們一旦擺脫了對華貿易利潤的依賴，就可以以此說服深受其理論影響的威爾士親王殿下時代的議會，支持我們在印度的擴張。
我們在印度的擴張，就不僅是單純的為了公司的利潤了，而是可以蒙上一層神圣的、保衛英國傳統的世界均衡的光環。
而不是將有限的精力，陷入到歐洲的泥潭。
也可以使得公司將來可以獲得更多的海軍的支持。
畢竟，我們的國王殿下更愛他的漢諾威，甚至反對藍水政策。
無論從什么角度，公司在確定轉型之后，轉而支持愛國者和威爾士親王，都是絕對有利的，也將為公司贏的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實際上，我所建議的一切，其根源就在于一個詞。
公司的轉型，轉型，是個非常沉重的字眼。
政策的轉變，轉變，就不得不考慮已經在荷蘭、瑞典、俄國、法國頻頻調停擴大影響力的大順，不再是一個東方故事的背景，而是從睡眠中醒來了。
如果董事長不明白“變”，繼續去爭取毫無意義的棉布問題，不去理解公司的利潤構成即將發生巨大的變化，那么公司被議會控制，將是可以預見的。
如果內閣和國王不明白“變”，繼續把目光盯著最有可能成為羅馬的法國，卻忽視了那個論人口和面積已經羅馬的帝國，那么就會喪失“商業中心論”這個唯一能夠與“世界君主論”相抗衡的武器。
窮則變。
變則通。
通則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