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圓圓的蛋扯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便是仔細叼啄打破細節。
劉鈺抓住的點，便是“官”與“商”思維方式的區別；以及大順和英國的國情差異。
面對內心雖然仍舊對劉鈺充滿警惕，可實際上已然是信了多半的法扎克萊，劉鈺也就終于提出了一個顯露出朝廷“有些無恥”的方案。
東印度公司是很無恥的。你要是不無恥，他反倒覺得你在騙他。
“你們商人啊，要考慮的，是把每一個銀幣都花在利潤率最高的貨物上。”
“而對一個從秦漢到現在不知道換了多少朝代的天朝，要考慮的，是把每一個銀幣都花在能夠千秋萬代、穩定國內上。”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天朝有著巨大的貿易順差。可是天朝真正想買的東西，你們又不如航海鐘；天朝根本不想買的東西，你們卻又非常想要如鴉片、呢絨。”
“我這個人，是最講道理的，也是最喜歡公平的。講道理，按照公平原則，你們的航海條例一天不作廢、你們的東印度公司對亞洲貿易的壟斷權一天不取消……”
“按照公平原則，那我們便可以也設置對等的航海條例，任何非天朝的船只禁止在天朝賣貨；我們也可以授予對西洋貿易的壟斷權，禁止其余國家參與。”
“不能說，你們一邊搞著航海條例、一邊授予對東方貿易的壟斷權。卻又覺得我們驅逐你們不合理。我就問一句，我們在倫敦能不能開商館？我們能不能直接把船開到泰晤士河口賣貨？”
法扎克萊是英國人，理所當然地有他們民族標配的雙標價值觀。
但現在劉鈺以勢壓人，他也不好按自己認為有理的那種道理來解釋，只能訥訥地嗯、啊了兩聲，既不說合理，也不說不合理。
見狀，劉鈺哼道：“如果你不想要公平，你就得制定規則，并且維護這個世界體系的規則。”
“你們的這種貿易體系，允許你們壟斷、卻不準別人上你們家賣貨的體系，當然是不公平的。不是說這種不公平的東西就不能實行，但前提是，不列顛有能力做地球的天朝，制定如此規則，并且愿意為此規則履行義務，維系此世界規則。”
“問題是，你捫心自問，不列顛現在有這個能力嗎？不要說在亞洲，便是在大西洋，是否能做到一言九鼎？連個西班牙都打不過呢，你們距離天朝還遠著呢。”
這番話不是鼓勵英國，而是在給現在的世界貿易格局定性，定性為正義和非正義。
既然你英國搞航海條例、搞行政授權壟斷，便不要嘰嘰歪歪指責大順這邊搞行政授權的壟斷，也不要說什么大順是“不正當”競爭。
你們你們自己都沒有定義什么是“正當”。
如果說，英國現在廢棄了航海條例、不搞任何形式的關稅保護、不以行政命令維護壟斷，而大順卻封閉與英國的貿易，行政授權壟斷，那么某種程度上大順算是“不正當”競爭。
只說現在，既然“正當”就是弱肉強食、就是重商主義、就是關稅保護、就是行政干涉壟斷。
那么，大順的貿易政策，不但正當的不得了，而且還很仁義地沒有對英國的任何商品征收類似于英國茶稅和棉布稅這樣的關稅保護政策，簡直都有點宋襄公之仁了。
法扎克萊被劉鈺如此數落，連帶著羞辱英國，內心雖然擔心自己“不卑不亢”被大順斷絕了貿易，可還是忍不住輕聲反駁了幾句。
“公爵大人，您對公平的理解，可能是錯誤的。”
“比如說，貴國故事里的云里金剛宋萬，與三寸丁谷樹皮武大，一起去看戲。但是，演出的人，很‘公平’地在他們的身前，立起了一圍八尺高的帷幔。”
“對云里金剛宋萬來說，身前的障礙是八尺；對三寸丁谷樹皮武大來說，身前的障礙也是八尺。”
“所以，您覺得這是公平的嗎？”
“貴國的棉布、絲綢、瓷器等，無論是價格還是質量，都優于英國。這時候，你說要公平競爭，難道是公平的嗎？”
“當然，我不支持不列顛的關稅政策。但我站在一個理智、中立的角度，我認為的公平，和您認為的公平，并不一樣。”
劉鈺哈哈笑道：“你理解錯了一件事。你要明白，在英國，因氣候土壤等因素的存在，無論怎么種咖啡，都絕對沒有爪哇的咖啡好。”
“正是這種差異，才促進了貿易的產生。”
“實際上，分工、地域、貿易、擅其所擅，各國各有分工，才是最為有利各國人民的。”
“英國既然紡織不行、瓷器不行、種不了茶葉，那為啥非要干呢？為啥不能發展特色產業，不能放棄紡織業、不能放棄工業呢？這是其一。”
“其二，中英兩國的貿易順差問題，能不能解決？是不能解決？還是不想解決？”
“我說過，天朝收到了大量的白銀，這些白銀卻無法在對外貿易中花掉，使得百余年間產生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問題就在于天朝買不到東西、錢花不出去。”
“請注意，是買不到東西，而不是說天朝是你們故事里那些有收集亮閃閃金銀癖好的多拉格，純粹有金銀的奇葩癖好。”
“我們想買東西啊，我們要把白銀花出去。可你們不給機會啊。”
“我們想買航海鐘、想買航海鐘的全套專利、想買平板玻璃技術的全套細節、想買英國制堿工廠的全套方案、想買英國偷來后改良的西班牙長絨羊、想買英國培育的一些不準出口的馬匹。我們不但希望花錢，還希望花到貿易逆差哩。”
“可你們根本不賣啊。”
“按你說的，武大郎為啥要去和宋萬比誰的個子高呢？為啥不去比誰的饅頭炊餅蒸的好呢？”
這話聽起來有些圖窮匕見的意思了。
法扎克萊自我理解了一番，覺得劉鈺這顯然是話里有話。
似乎，無非是在暗示他：你們東印度公司要是能游說國會，放開技術管制，那么你們貿易的事，這都好說。
但你們要是做不到這一點，那不好意思，鴉片問題你們有大罪，違背了皇帝的圣諭，我們不得不封閉英國商館、驅趕英國商人。
這就是所謂的此一時、彼一時。
法扎克萊覺得，之前時候，大順不是不想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作。甚至也盼著東印度公司能游說議會，放開茶葉棉布之類的關稅。
但現在，大順這邊走了一條誰也沒想到的、與剛剛激戰完的荷蘭合作的路線——也就是合伙走私。
這種情況下，反倒是對放開茶葉關稅之類的興趣不大了。甚至，繼續發展下去，西洋貿易公司怕不是還要盼著英國繼續搞茶葉關稅呢。
要是走私茶和合法茶一樣便宜，誰買走私茶呢？
若是早十年，放開茶葉關稅，說不定中法同盟現在都瓦解了，中英同盟說不定都建立了。
十年之后，大順卻已經根本不提關稅問題了，而是轉向了技術保護問題。
只是，因為劉鈺說了好多“官”、“商”意識上的區別，法扎克萊覺得某種程度上，劉鈺未必不能繼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合作。
畢竟，按照劉鈺理解的“國民財富”與他所理解的國民財富的區別，增大出口意味著工業規模上升，也就意味著創造的財富上升——這里的財富不是法扎克萊理解的金銀財富，而是劉鈺說的“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總和”。
這兩種財富觀的區別，就使得法扎克萊認為，還不是完全喪失了機會。
只要，摸清楚大順真正想要什么、他們是怎么理解財富的，便有機會順著去做一些讓大順感到可以接受的、高興的事。
至于說英國放開技術保護，法扎克萊內心當然是支持的。
本來嘛，在歐洲一月份起航、七月份到松江府、十二月返航、七月份回歐洲。將近兩年的時間，結果去的時候基本是空船，只能裝一種商品，那就是白銀。只有返航的貨船，是有利潤的。而返航的利潤，要均分在兩年內。
如果，在歐洲也能裝一些特殊的、大順急需的、利潤極高的貨物，公司的利潤當然也就翻番了。
當然，這些貨物得是在大順合法的。鴉片倒是利潤也高，但在大順不合法。
但難點恰就在這：
如果東印度公司想要說服議會，需要東印度公司的體量足夠大，給予股東的分紅足夠多的、參與入股的人足夠多的、能夠給王室帶來的利潤足夠多的、能夠花錢游說綁定公司利益共同體的人足夠多。
如果公司不轉變思路，卻又意味著，如果公司想要足夠大、足夠賺錢、足夠分紅，就需要說服議會，放開大順所需的技術商品的管制、放開茶葉棉布關稅。
這就像是如果要達到b，必須要做到a；而想要做到a，第一步是達到b。
這是一個閉環。
法扎克萊內心漸漸涌出一種想法。
公司想要發展，就必須跳出這個閉環。
是否有另一種思路、暫時跳出對華貿易的依賴，可以使得公司的規模繼續擴大、足夠賺錢、足夠分紅，以至于在議會中擁有極大的影響力？
如果有，那么，這個增長點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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