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友仁在澳門這段時間，受到的這三個沖擊，可以說是大順的特殊性導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個沖擊，就和大順的關系不是很大了。
得賴到他們耶穌會自己身上。
從利瑪竇開始，就一直試圖把借用華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續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穌會這邊還是一直試圖這么辦，并且一直在嘗試和儒家辯經，從耶教那一套來解釋上帝、太極、氣、理的概念。
這當然對蔣友仁也產生了影響，他本就是耶穌會的人，又是專門來中國的，而且還是在大順明令禁教之后來中國的，對這一套東西可謂是相當熟悉。
在前三個思想上的沖擊產生之后，某日夜讀《尚書》，讀到湯誓一文，念到“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時候，猛然一悟。
隨即翻閱《舊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監工的轄制所發出的哀嚎，我也聽到了。我下來，正是要救他們脫離苦難的……”
翻完《尚書》，就看《舊約》，加上耶穌會內部一直以來對上帝這個漢語詞匯的解讀，讓蔣友仁的腦子里一陣漿糊。
腦子里下意識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詞：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本身從利瑪竇時候開始，就在爭奪上帝這個詞。而一旦按照利瑪竇以及后續的耶穌會教士這么理解，那么，這里面就有問題了。
出埃及，和湯武革命，是否都是一個意思？
只是在巴別塔讓各地語言不通之后，產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內核，其實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樣，但只要精神內核一致。
圣經本身，舊約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種現實政治的隱喻？
夏桀不憂念民眾、舍棄稼穡，奪農功之業，以斂財貨，勞遏民力。于是商湯見夏氏有罪，聽從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這和出埃及相較。
是否其精神內核，可以認為，湯武革命、出埃及記，都是受壓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進行的一場革命？
能對著《尚書》、《易經》把《圣經》理解成這樣，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異端了，而是異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揚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際、飛到天外去了。
蔣友仁對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這個想法，自己把自己嚇得好幾天沒睡著覺。
可他內心的想法，又實在不敢跟別人說。
這種話，沒法說，這已經不是耶穌會上帝、祭祖祭孔這么簡單了，而是簡直要讓自己精神崩潰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來覆去睡不著，越想越迷糊，便多看書。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蔣友仁從墨家的“兼愛”中，又堅定了諸多他內心已經萌芽的種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愛，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兼相愛、交相利，通過彼此的愛，達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穌會的這些會士，一方面儒家經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對墨家的那種愛，是以蔣友仁在這其中尋找他所理解的愛，與先秦異端的愛之間的異同。
看了半天，只覺得，他們耶穌會理解的愛，和先秦異端的愛，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們的愛，是無償的、沒有功利性的。
為什么會有他理解的這種區別呢？
蔣友仁覺得，翻看圣經，經常可以看到神對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愛。
弱者、窮人、受侮辱者，從他們身上是得不到好處的。
因為神這樣去偏愛那些弱者、窮人、受侮辱者，所以這種偏愛，造就了他們的愛的無償性、無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們的愛和先秦異端的愛說不通的區別——人間的一切行為和情感都是神構建的，神偏愛弱者窮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構建出的人間的愛就是得不到好處的、無償的、無功利性的。
既然愛的定型源于神對弱者、窮人、受侮辱者的偏愛，那豈不是更加印證了他內心萌發的那種極為可怕的異端想法？
出埃及記在這個時代的解讀，就是受壓迫者、弱者、窮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進行一場革命？因為上帝的旨意貫穿在書中了，無一不在印證著這一點，祂偏愛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萊布尼茨的影響，連祂若偏愛這些人，為什么卻讓這些人受苦這個悖論都解決了——受苦是為了有機會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這是上帝下的一盤大棋。
這種可怕的想法不斷地折磨著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無非兩種可能。
要么精神崩潰。
要么豁然開朗。
蔣友仁的結局，是豁然開朗。
而豁然開朗的契機，則是由于大順下南洋的軍事行動。
在下南洋的軍事行動前，劉鈺途徑邦加島的時候，從那里即將暴動的錫礦礦工中，拉走了不少的組織者。
這些組織者中，有幾個也是天主教徒。而且還是死硬分子。
當初劉鈺把這些組織者抓走，不是因為同情他們，劉鈺看來他們要走的那條路純粹扯淡。
而是擔心他們起事不成，那些大順下南洋之后相當優秀的基本盤、兵源、人口，被他們這種純粹扯淡的路搞得提前被人屠戮干凈了。
是以當時把幾個領頭的全都抓走，直接瓦解了邦加的礦工起義。如今大順下南洋之后，劉鈺學英國人當年的殖民手段，以強制買斷的方式，讓那些礦工合作自己去干錫礦。
這便一下子為大順贏到了邦加礦工的民心，使得大順在馬六甲附近有了一個非常穩固的兵源地和基本盤。
而當初要是由著那些人起事暴動，恐怕這些人早就被屠干凈了。
當初抓走的那幾個死硬頭目，那叫叫徐圭、教名保祿的，就是個死硬天主教徒。為了不離教，連秀才身份都不要了，被劉鈺抓去船上干苦役，領著去歐洲見識了一圈，結果想法并無太多改觀。
從歐洲回來后，劉鈺就把他扔到澳門了。
結果這一扔，就扔出了奇妙的化反。
當初在邦加抓的那個叫徐圭的頭目，本就是秀才，水平是有的。又是個死硬不退教的，還被劉鈺抓著去歐洲轉了一圈。
回來后，那些非教徒的礦工頭目，都被劉鈺放回邦加了。而徐圭因為宗教問題，是不可能被劉鈺放到邦加的，只能扔在澳門。
澳門本也沒幾個秀才，去過歐洲轉一圈的秀才更少，就這么一個。雖然是革除了功名，但卻不能清除腦子里的學識。
這么一來二去，自是和苦學經典的蔣友仁認識了。
那時候蔣友仁正是自覺自己誤入歧途走入異端的時期，兩人見面之后相談頗多。
一個被革除功名的天主教徒前秀才，嘴里雖然還是死硬的做教徒的言論，但骨子里其實還是傳統那一套。
又在礦場干過，又很天下不公，嘴上念基督心里想的還是三代之治天下大同井田均田那一套。
另一個是被這奇葩的東學西漸所影響，自己走火入魔的耶穌會傳教士。
這兩種思想的碰撞，配上大順土地兼并、千年前就允許土地私有買賣的特殊國情，大約能搞出什么奇葩詭異的東西，也是非常容易猜想到的。
只是，徐圭和蔣友仁的相遇、思想的碰撞，還順帶解決了另一個他們奇葩異端非常關鍵的問題。
天主教關注的，是救人。
這是蔣友仁心中萌生出的異端想法里一直沒解決的問題，他想搞地上天國，但這種行為的救人，和他們教義中的精神意義上的救人，并不是一個意思。
然而徐圭憑借他特殊的生活閱歷、骨子里還是傳統那一套而不自知的扭曲思想，在和蔣友仁討論之后，把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徐圭說：自己既做個秀才，也當過礦工，還去過歐羅巴，見識了挺多東西。
那人窮，比如大順的佃戶、礦場的奴工、歐洲的那些手工廠工人，到底是上帝的旨意呢？還是另有原因，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
蔣友仁其實自己也不明白，但之前也和徐圭悄悄討論過他腦子里被奇葩的東學西漸影響的異端想法。
徐圭就說：佃戶并不是想當佃戶，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讓他們如此生活。是因為有人扭曲了上帝的旨意，才導致他們不得不接受佃戶生活的。怎么扭曲的呢？把土地歸位私人所有，滿足自己的貪欲，使得整個天下都扭曲了。
在這種扭曲之下，不是佃戶主動要當佃戶，也不是上帝非要他們做佃戶，而是他們不做佃戶就沒法生活，不得不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
那么，讓他們有自己的選擇，有能夠依照上帝旨意選擇生活的選擇權，是不是天主教意義上的對人的拯救呢？
蔣友仁是被萊布尼茨的那一套神義論、宇宙唯一挑選出來的最好的那個、規則早就定下了自然演化那一套所影響的。
因此聽完徐圭這么解釋后，他覺得大有道理啊。
對啊，佃戶、礦工、歐洲手工廠的那些雇工、巴達維亞糖廠的奴工、英國羊吃人造就的那些罪人，不是他們主動選擇這樣的，而是世界被一些人的貪欲所扭曲，對金錢和利益搞偶像崇拜，導致的他們沒有其他選擇的不得已選擇。
若能讓他們有選擇，才有機會真正選擇聆聽上帝的旨意。
這么想，當然是宗教意義上的救人啊。
于是，這個救世和救人的關系，也就這么解決了——救世，就是救人。
天主教和儒家，都是反對新時代新興階層的。原教旨的儒家，也是反對土地兼并的。
但他們的反對的方式，是往回倒。
現在也根本沒有往前走反對的社會基礎、物質條件。
可想而知，這倆人在一番暢談之后，搞出的東西，到底是個什么模樣。
多半還是禁欲、教士加井田、教會取代三老、周代官營、勞力交換、十一歸公這一套東西。
很扯淡，很反動。但……很煽動人心。
尤其是大順只是主動搞了個貿易中心北移長江口、還沒有搞工廠制沖擊小農經濟，就在嶺南造成了幾十萬人生計影響的新時代曙光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