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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蔣友仁知道，他自己實際上已經是一個某種程度的“異端”了。
這種奇葩異端想法，和他來澳門，或者說，和整個大順這些年的變化，息息相關。
第一個促使他產生他不自知的異端想法的起因，是因為大順科學院的建立。
因為本身他來華的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學知識為鑰匙，重新打開耶穌會返回大順的大門。
故而他對大順科學院的情況很關注。
而大順科學院秉持的“法統”，是萊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學院體系，使用的又是俄國科學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帶本國助理搞研究、本國助理帶大學生搞研究、科學是為了應用的模式、是為了技術技術為人類謀福祉。
而不是像英國那群人研究純粹的、為了科學而科學的、以全面認識自然為最高目的的科學。
是以，大順這邊，算是很標準的萊布尼茨這一科學院體系的。
自然而然，一些萊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順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傳的。
本著要了解大順的科學院，才能從科學院入入科學院的目的，蔣友仁當然讀了不少關于這方面的書。
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萊布尼茨的《神義論》、《單子論》之類的文章。
神義，由這個詞本身，也能知道意思。
這當然是個老話題，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種。既然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間為什么會存在惡呢？
而這個時代，機械論、原子論又大行其道，但卻解決不了世界的連續性、統一性，也不能解釋物質和精神之間的關系。
萊布尼茨提出了單子論，試圖調和和解決這個矛盾，最后通過非常嚴密的推理，得出了一個結論：
為什么有全善、全知、全能的神，世間仍舊有惡呢？
在創造世界的時候，一定有無數種模板。
既然全知，便可能設計出無窮個可能的宇宙。然而只能有一個宇宙存在，就是我們生活的這個。所以，全知者肯定是經過比較之后，覺得這個是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了。
刨除掉神之類的概念，大致就是說宇宙誕生之初，就設計了一套規則，然后后續的一切都按照這個規則演化。包括生命，也只是這個規則之下演化出的必然。
可能有圓周率是3，或者圓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但最終選的是我們這個圓周率是3.14的這個……而這個，是比較之后最好的那個。
而至于善與惡，則大致是說，惡是人的有限視角的認識，而在全視無限視角下，這其實也是一種善，或者說是合乎秩序的，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視視角下就是善的。
這就需要一個完美的政府，來讓惡人必然受到懲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懲罰惡人，就是給人類一種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懲惡的機會，這么看，這些惡在更廣闊的視角下不就是善嗎？
某種程度上，就類似于是個“上帝大棋黨”，神在下一盤很大的棋，你得用更高的、大棋的視角，來看你們這些凡人有限視角內的善惡。
只有這樣，才能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這是蔣友仁受到的第一個沖擊。
第二個沖擊，源于澳門的特殊性。
從明朝中期東西方貿易開啟，澳門的特殊地位，以及前朝的貿易政策，都使得澳門在很長一段時間極度繁榮。
這種極度繁榮，也催生出了一個問題。
耶穌會要傳教，傳教需要錢，在澳門怎么解決錢的問題？當然是靠貿易。
耶穌會作為宗教改革期間的耶穌連隊，又發三愿，不得經商。
但情況特殊，權宜之計，東方教區視察員來轉了一圈后，允許耶穌會適度經商，籌措經費。
但是，經商這種事，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經商的條例，要么一旦開了口子那就能把這口子撐的無限大。
從一開始的入股日本生絲貿易、到后來的耶穌會專門準備了耶穌會自己的商船、再到壟斷安南地區的貿易額……越干越大、越干越大。
蔣友仁和澳門當地的教士聊天的時候，就能感覺到這邊教士濃濃的錢財味兒。
而他來澳門之前的歐洲，也處在新時代的邊緣，一切向錢看正在取代封建時代的等級身份。
這讓他產生了一種對新時代的隱憂。
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這也是中華禮儀之爭的重要原因，祭祖祭孔之類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疇。
蔣友仁則在反思，偶像崇拜，是不是這個偶像必須是人呢？
抽象而具化后的資本、金錢、財富，利潤，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
新時代人們都利潤、金錢的追捧，難道不是一種特殊的偶像崇拜嗎？
站在他接受的學院經學體系的邏輯思辨基礎上，在產生了“崇拜金錢”是不是也是一種偶像崇拜的疑惑后，他又開始思索更多。
而這種更多的思索，也來源于時代的變化和大順的貿易政策。
他發現，澳門的衰落，和大順的貿易政策，息息相關。
如果大順放開貿易，那么澳門就會衰落；如果大順封閉貿易只留下澳門，那么澳門就會繁盛。
而在澳門的繁盛期，傳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門，解讀為“我們的文明更為優越、所以澳門才如此繁榮”。
然而，伴隨著大順的貿易重心北移到長江下游；伴隨著英法荷瑞各國都在大順的岸上開辦的商館，澳門瞬間衰落了。
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見，而且還淪落到以販賣人口和走私鴉片為生了。
蔣友仁不是搞經濟學的，他是傳教士。
所以，他的視角，也還是那個金錢崇拜的引申問題。
即，“我們的文明更加優越”這個概念，具象之后，算不算一種不自知的偶像崇拜？崇拜對象是我們西方文明自己？
如果不是偶像崇拜，而只是一個事實，那么澳門就不會因為大順的貿易政策或是繁榮、或是衰敗。
而這不是一個事實，而是自我認知產生的一種不合理的相信，那么這顯然就是偶像崇拜啊。
誰說偶像崇拜的偶像，一定得是人呢？
而這個崇拜的基礎，不正是金錢嗎？因為之前賺錢，所以才敢說優越，那這不還是一種對金錢、財富的偶像崇拜嗎？
他心中的第二個沖擊和思索，源于歐洲已經開始的新時代，最終在大順貿易政策驅動下的澳門這個特殊之地，萌芽成長。
他在澳門受到的第三個沖擊，則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亂，以及大順擊敗了滿清，以保天下之名結束亂世之后，對前朝問題的反思。
簡而言之，就是，前朝差點亡天下，得有個什么玩意兒背鍋。
誰來背這個大黑鍋？
自然是理學，當然，也有批判說是理學衍生出的心學的。總不可能讓儒家這個總體來背這個大鍋吧？
也就導致了大順這邊，理學破，而新學不立的情況。雖然有官方意識形態，但官方推崇的那些，缺一個半圣來整理成體系。
一時間，很多儒生都認為“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開啟了直接讀先秦經典的風氣，認為后世注書明顯是摻雜了私貨，要直接看原文，看先秦古籍，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
這種風氣，根源就是差點亡天下的反思。
而這種風氣，也帶動起來了先秦古籍的大量傳播。然而，先秦書籍，又不是只有儒家的，還有諸子百家的，尤其是先秦時候諸子互噴的文章居多。
蔣友仁在儒學之外，嘗試著也看看先秦其余學派的文章，然后就看到了韓非子的書。
韓非子說：在他們那個時代，巫祝經常祝愿別人，長生千秋、萬壽無疆。但使人多活一天的應驗也沒有，也從沒指出過該怎么才能長生。
所以當時人們看不起巫祝，逐漸不信這些鬼神之事。
又說儒家的學問也是如此，從不說該怎么辦，只說“要是聽從我的主張，就可以如何如何”；但又不談具體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具體怎么辦。
不談現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反而說一些過去治理國家取得的功績；不去考察官府法令這樣的事務，卻都去稱道上古流傳的美談和先王就的功業。
韓非子就噴，說儒家的行為，和那些祝人長生千秋的巫祝，有啥區別？這不就是現實里的巫祝嗎？
一點也不應驗，也沒有可操作性。
凈說一些上古時候誰也沒見到的事。
當然，韓非子的這篇文章，本意是噴完了墨家噴儒家，最后得出結論：民眾愚昧，征收錢糧的賦稅，為的是把它們用于救濟災荒、供養軍隊保衛國家，百姓卻認為是朝廷貪婪。是以，民眾的認識是靠不住的。治理國家的時候順應民意，是不行的……
但是，這文章是寫給君主看的。
在傳教士看來，自然是另一種視角。
蔣友仁覺得，韓非子說儒家的那些東西，很像是也在說天主教。
而因為天主教認定華夏這邊是偶像崇拜、崇神貪財、且又非常現實，所以蔣友仁劍走偏鋒地得出了一個不算是奇葩的結論：
想要天主教在大順真的傳播，就得擺脫韓非子說儒家的那個問題。
天國，是看不見的，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樣。
這個非常現實的民族，比如之前對傳教士的優待，源于傳教士能帶來數學和天文學知識，而不是內心真正信仰。
皇帝都如此現實，那么民眾豈不是更加如此？
這便恐怕需要一個人間的實體，確實讓他們看到了天主教行、可以，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
而現在，走皇帝路線和上層路線都走不通了，沒機會。
那么，先要搞出這么一個人間實體，要咋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