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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的耶穌會，自然也不是能五餅二魚的神仙，自然也是要錢才能活動的。
當年日本鎖國之前，耶穌會可以直接入股生絲貿易，生絲貿易的百分之十歸耶穌會所有；日本鎖國之后，耶穌會也靠自己的圣保羅號，跑南洋貿易，賺到足夠的資金。
當然，福建的事，是多明我會搞的。
但在大順這邊看來，耶穌會、多明我會，不都是天主教嗎？
甚至多數人看來，最多也就是儒家各個學派之間的關系而已，區別不甚太大，只要名聲搞臭了，尋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會還是耶穌會？
尤其是等到逼到絕境的時候，劉鈺要寫公開信給教皇，讓耶穌會出錢，把澳門的“兄弟姊妹”移民到南美，可以去巴拉圭耶穌會神國嘛，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設地上天國。
但耶穌會連法國加勒比那邊的錢都不肯出，怎么可能會出這筆錢？
若他們到時候再拿出類似里斯本地震后的類似言論搪塞，必叫其壞了名聲。
大順士紳階層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徹底心寒了——這套理論，在大順是說不通的。
大順雖然也有類似上天預警的說法，但事后不救災卻絕對無法認可。是以二者看似相似，實在千差萬別。
所以前期會有大批士紳入教以為相似，但內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時候便會剝離。
利瑪竇、徐光啟時代引領的風潮，使得大順在禁教之前，大量的士大夫對于天主教是存在極大好感的。
“諸律皆可守，唯獨不能納妾一項”。
也就是說，除了不能納妾之外，很多士大夫覺得，這就是純凈的、可以補足儒教的東西。
距離產生美。
而前期耶穌會來的那幾個強人，也確實文化水平足夠高，和士大夫們談笑風生，并沒有暴露出耶穌會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樣的絕對反動的一套東西。
在大順，如果發生里斯本地震那樣的事，可以說上天預警、天人感應；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詔。
但卻絕對不會有人站出來，說諸如“我們不該自救，我們該反思自己，自救就是抗衡天意”這樣的話。
正因為之前距離過遠產生了美，所以才導致耶穌會沒有暴露他的惡。
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
皇帝關于“造反必要有士紳參與方可成事”的道理，也確實有道理。
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響，禁教是禁不絕的。治標不治本。
只能，或者說，必須讓天朝的士大夫階層集體反感，以天朝之經書教士，對抗天主之經書教士，方有可能。
而且，若無士大夫的參與，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順傳播開來。不說別的，單說一個翻譯問題，沒有水平足夠的士大夫進行翻譯，就底層的文化底子，能寫出來漢文般的、高水平的圣經嗎？
搞出一堆完全沒有融合漢化的東西，搞出一堆陡斯之類的名字，若能傳播，便見了鬼了。
是以，皇帝的意思，便是讓天主教會露出其惡，引發那些內心親近的士大夫的反感，從而才能徹底根絕。
勸女守貞……這件事，在士大夫看來，屬于“違法但合情”，不是惡，只是違法。有點類似于“報仇殺人”之類的，違法，但合情。
這種事，是不能激發士大夫的集體批判和反感的。
必須要搞出一些讓士大夫覺得“惡”的事，未必違法，但不符合他們的道德的事，才能讓士大夫集體轉向。
此時大順內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實傾向的是“天主教不錯，只不過不該都歸教廷管，而是各國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補儒。”
但皇帝的傾向，則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締，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爭端問題上，劉鈺即便是后來人，其實有些事懂得也并沒有皇帝多，或者考慮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樣。
但若用另一種視角來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發展，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
經濟的發展，導致理學在明末成為了禁錮，出現了華夏特色的文藝復興運動，試圖打破理學的禁錮。
而理學存在的一大意義，就是當年佛教入侵，導致儒教撐不住了，最終搞出了理學。
使命已經完成，佛教已經完犢子了。到明末的時候，曾經保衛文明抵抗釋教的這一套，該退了。
經濟發展、物質基礎改變，軟件卻跟不上，并無大儒能徹底解決軟件問題的時候，耶教恰在這個時候出現。
同時，又趕上了明末反理學的思潮。
利瑪竇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確實夠，借此機會，插了一腳，說儒學被宋儒所污染了。宋儒的那一套，夾雜了太多道、佛的東西。
只有摒棄宋儒、佛教、道教的影響，儒家才能回歸真正的本意。不棄程朱、不知孔孟。
古儒自古便祭祀以為至高的神，昊天上帝。古儒之天帝，就是上帝。
刨除那些夾帶私貨的內容，只說宋儒被佛、道所染，這幾乎是明末的一種共識。包括王陽明，當時也一群人說他，被佛道所污。
加之明末社會動蕩、道德敗壞、人心不古，士大夫也在追求“儒之本意”、“孔孟之道”，倒是是啥？
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以至于現在所學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學，以至于社會變成了這個樣子？
天主教也勸人向善，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是不是可以以耶補儒？
天子失禮，求諸于野，說不定這也是一條路。
主要還是很多人都覺得，路走不通了，但又覺得走不通不是儒學的問題，是宋儒曲解了儒學，只要回歸真儒，路就走通了。
這種想法下，什么都想試一試。
這一試，是試出問題了……
耶穌會是精通經院哲學的，是會“辯經”的，而且屬于那種非常善于辯經的類型。
加之第一批來華的耶穌會會士，水平也確實還行。
利瑪竇就用自己非常擅長的“辯經”術，以邏輯學破理學。
先是說，自從宋之后，天帝這個概念，就夾雜了過多的道教、佛教的內涵。本源既不是真武大帝，也不是玄帝玉皇。
本源是原本的天帝、天主、昊天上帝。
然后又用一些簡單的邏輯學，搞了一些辯經的東西。
《易》曰：帝出乎震。
夫天者，抱八方而擁四極，何能出于一乎？
是故，帝者，非天也。
天是抱八方而擁四極的，那又怎么能說是出于震這一個方向呢？如果說，物質的天就是帝、帝就是物質的天，那么這句話的邏輯就不對。所以可證上帝不是物質的天，也就不是你們所理解的天即為帝。
且，尚書·金滕載：乃命于帝庭，敷佑于四方。
可見，上帝是有其庭的，既然有其庭，又怎么能是物質的天呢？所以，物質的天，和帝，并不是一回事。
又言：
商誓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湯浩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猶，惟后。
這正是說，在三代時候，是上帝，賦給人民仁、理、智的天性，但要使人有常性遵行他的道，還要有君王治理教導才行。而夏桀，正是違背了上帝而犯了罪，是以商湯敬畏上帝，不得不去矯正夏桀的罪孽……
本身他就會辯經，或者說這種傳教士，自小學的就是這玩意兒。索引水平一點不低，甚至在大學就是專門搞這個的。
而理學一開始就是為了完善世界觀，宇宙觀，危機中搞出來對抗佛教的。這世界觀和宇宙觀，也確實在邏輯上有些很容易被擊破的地方。
他開了這么一個頭，搞出了新的宇宙觀、世界觀。后續的傳教士，也都跟進，一個個都朝著左手拿圣經、右手拿十三經的態度，一波一波又一波地講這句“帝出乎震”，就是天主創世，再由此引出“太極”的概念。
并且試圖將理學的宇宙觀、世界觀，與天主教的世界觀、宇宙觀融合在一起。
當然，大順當然是有一堆反對者的。
然而一旦牽扯到世界觀、宇宙觀的問題，儒學確實先天不太足，否則也不會被有宇宙觀世界觀的佛教，搞得有些狼狽。
這就導致既有大量的反對者，也有一部分人覺得“嗯，說的很有道理，這么講是說得通了”。
雖說，子不語亂力怪神。
可總有人想知道，宇宙是啥？我是誰？我從哪來？我到哪去？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世界到底是什么？物質和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帝之前和傳教士的接觸絕不比劉鈺少，能在皇帝身邊的傳教士，也一個個都是開口周易、閉口尚書的。
這就導致皇帝覺得，辯經這種事，純粹扯淡。更扯淡的是本朝一群士大夫，一起幫著天主教辯，這對面還有個輸？
是以，皇帝聽完劉鈺“誅心”的想法后，覺得這確實是個好方法。
辯經，本就是士大夫的事。
現在辯經辯的“難解難分”，關鍵就在于一群士大夫覺得天主教不錯，幫著天主教一起辯。從前朝的徐光啟開始，影響了諸多人，要不是因為納妾問題，入教的士大夫可能更多。
而劉鈺是不會辯經的。
但他的誅心手段，卻能在道德層面上，抹殺天主教的善，叫士大夫看到其惡，其偽善。
由此，將那部分親近天主教、幫著天主教辯經的士大夫，惡心回來。
立出一個“天主教是偽善的、惡的”的人設之后，等于斷天主教傳教士一臂，剩下的反對天主教的士大夫自然也就辯贏了。
這就類似于“某人能言善辯，大家和他說個難解難分。一些人支持、一些人反對。這時候有人跳出來，不辯經，直接抖黑料，搞人身攻擊，誰支持他誰就是奸賊。”
皇帝的著力點，不是怎么辯贏天主教，祛除影響。
而是怎么搞臭天主教。
只要搞臭，不辯亦贏。
只有這樣，皇帝覺得，才能治標治本，徹底根絕天主教的影響——只要士大夫不支持，傳教就舉步維艱。
皇權不下縣，皇帝就不信，福建、蘇州的教案，若無當地士紳、士大夫同情，會暗地里發展成這樣？
他們要是把傳教士，都當成當年的太祖皇帝，難道還能傳播？
只要不把士大夫親近、同情這一點改了，在皇帝看來，那必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和劉鈺的想法大不一樣，他覺得不是這么回事。
但即便想的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在怎么做這件問題上，皇帝卻支持劉鈺的想法。雖然劉鈺的目的是貿易，是將來的一戰，折騰天主教并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