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考教，似如殿試，這些人自是早有準備。
若以富國、強軍、拓展民族生存空間之類的角度去看，這些人的回答相當靠譜。至少，在貿易、經濟、海軍、南洋、拓張、殖民等問題上，比朝中的大部分大臣要靠譜的多。
但皇帝聽后，心里很難說清楚是什么滋味。
聽著這些人張口閉口便是什么“壟斷”、“貿易”、“商品”、“同化”、“統治”、“勞動與財富”、“分工”之類的詞匯，皇帝面上雖頻頻點頭，不時夸獎幾句，可內心終究是有些警惕的。
這些人說的這些東西，只有這些人懂。
這些人之間，也有矛盾，在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們爭辯所用的詞匯、爭論所用的思辨方式，卻是一致的。
皇帝并不知道后世的事。
但若以后世的例子，可以說，他們內部的爭論和異議、以及爭辯所用之詞匯、理念，有點類似于俄國的民粹派和布黨：都用階級、斗爭、資本、社會這樣的詞匯；最終目的聽起來也是一致的。
其實他們的思想差別很大，問題就在于，他們用的詞匯、理念、最終理想，在外人聽起來，卻根本分不出區別。
皇帝從不擔心劉鈺這一個人，因為劉鈺的行事風格也好、大順的集權結構也罷，劉鈺自己是翻不起什么風浪的。
可是今天詢問這些人對南洋、貿易、富國、強兵的看法，這些人所用的詞匯、思辨方式，卻讓皇帝產生了一種說不出的擔心。
順承明制，靠的是良家子做刀把子、勛貴掌軍，來達成與文官的一種平衡。
同時，因為明末西學進入，使得大順可以開辦武德宮，以一種完全不同于儒學文官的教育系統，培養一支能夠和儒學系文官格格不入、互相仇視、爭奪官缺的基本盤力量。
但是，用新順開國、建立制度的太宗皇帝的說法，“武德宮如果不考泰西幾何天文地理之類的學問，便是去背祖率、看誰背的小數點后位數多，其實也一樣。只是選出一群聰明人做官，用來平衡罷了”。
三舍法武德宮、良家子、開國勛貴等，這一支平衡儒學文官的力量，是沒有“道”的。
他們沒有什么官方指定的信仰、信念、主義，或者說，他們的“道”，仍舊是儒學那一套東西。
或者說，根本沒有。
當王莽新政失敗之后，儒家最后一次在現實構建地上天國的理想也基本破滅了，如今便是科舉出身的，問他有道嗎？只怕也沒有，哪有真的準備踐行三代之治、真的實踐復歸井田的？
既然都沒有道。
也既然太宗皇帝認為，哪怕是比背圓周率小數點后的位數、或者比看誰畫屎畫的傳神，選出來的人和科舉選出來的，在做官能力上區別不大熟讀經書科舉高中的人，到底是因為他們本身足夠聰明才智能夠理政、還是因為他們學了經書才能理政，這一點太宗皇帝傾向于前者，并認為聰明人都去學書經所以科舉選出的一定是最聰明的幾個，但要是去學幾何算數天文地理諸子百家，考試取名次基本上還是他們那么，說白了，武德宮良家子這一套系統，就是為了制衡而存在的。
這是明擺著的事，大順朝中上下全都清楚，禿頭上的虱子。
至于為什么非要用所謂的“泰西學問”，而不用天朝自己的諸子百家？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敢用諸子百家為與儒學抗衡的道統，大順這江山就坐不住。
諸子百家，是有道的。
故而用泰西學問，其實對應的，是儒家六藝，因為幾何之類的泰西學問，只有術而無有道。
禮、樂、射、御、書、數。
科舉選拔，考的是六藝之三：禮、樂、書。
武德宮選拔，無非考的是六藝余三：數、射、御。
這么聽起來，就好聽的多，大順依舊是尊重儒家道統的，與“保天下”三字是吻合的。
武德宮考的策論、歷史、地理、算數這些，也只能算是所謂“儒學的一個分支”。
總歸，道統依舊是儒家道統，至少面上過得去。
這樣，一分為二，形成一支皇室朝廷的基本盤，用來對抗儒學文官體系，達成一種類似于土木堡之前的平衡狀態。
這是沒什么問題的。
皇帝居中，故意挑唆武德宮出身與科舉殿試出身之間的沖突，基本上不太喜歡武德宮出身德和科舉出身的之間的聯姻、官員比例基本上也都保持在一個潛規則內大家都認可的數量。
必要的時候，皇帝可以用文官，打壓武德宮體系的；或者以武德宮體系的，打壓儒學文官體系的。
這是大順復“出將入相之漢唐風氣”的基礎。
然而，現在皇帝考教的這些人，說出來的這些東西雖然皇帝也覺得很有道理讓皇帝嗅到一種權力或者說政治上的危機。
武德宮之前是只學術、不學道的。
現在跪在身前的這些人，到底算不算學了一種新的“道”？
動輒談貿易、勞動量、財富、貨幣、分工……儒家六藝里，怎么也說不出這些東西吧？
禮、樂、射、御、書、數，這些東西應該算在哪一個里面？
當然這不過是為了面上過得去的政治爭取，不歸納于內，也能找到別的理由。
問題是，這些人回答的東西、考慮問題的思路、思辨的方式，不管是好科舉出身的、還是武德宮出身的，都格格不入。
就以皇帝詢問的“爪哇該如何治理”一事來說。
西爪哇，要不要土改、分田于小民？
其實，不管是此時在這里跪著的，還是那些沒在這里的科舉或者武德宮或者勛貴出身的人，有才能的給出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要改。
答案是一致的。
但是，出發點，或者說“為什么要改”的理由，卻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就和劉鈺認為的“漢明得國之正”，與大順或者大明官方意識里的“漢明得國之正”，結論是一致的，理由卻完全不一樣的情況，基本類似。
一個是底層的反抗是得國之正；另一個是沒當過蒙元一天的官沒拿過蒙元皇帝的俸祿是得國之正。
答案一致。
思路可謂千差萬別。
于西爪哇土改問題，也是如此。
科舉或者武德宮出身的人，回答的理由，基本上可以分為幾類。
仁政，這是口號。
實則，分田于小農，此抑兼并政策之延續。
抑制豪強。
方便流官。
革除當地的“土司”勢力。
編戶齊民，便于統治。
瓦解當地“土司”和“豪強”的勢力，使得朝廷可以對西爪哇進行控制。
而此時跪在皇帝面前的這些人，給出的理由，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
他們認為，西爪哇要土改的理由，這些人幾乎都差不多，而且前面的卻截然不同。
他們給出的理由是：土改之后，使得西爪哇的農民耕種土地，使得他們的收益歸于自己，提升勞作的積極性。而他們種植水稻、棉花、咖啡、靛草等，又正是大順所必須的。
大順的鐵器、布匹、木器、農具等，可以換取他們種植的稻米、棉花、咖啡、靛草。
相當于，以極低的價格，收走了西爪哇農民的收獲。
咖啡等，可以賣到歐洲換金銀貨幣。
稻米，可以穩定江南的米價；棉花，可以讓江南紡織成布，再換取更多的南洋棉花靛草。
如此一來，既可以展示與荷蘭的“強迫種植制”完全不同的仁政，又可以極大地促進大順的工商業發展，為江南工商業提供足夠的原材料的同時，還可以打開一個南洋的市場。
他們認為，西爪哇的土改，將會提升西爪哇農夫買東西的潛力。他們買的布越多，大順賺的錢越多，賺到的稻米棉花靛草等原材料就越多。
如此一來，一則，使得工商業興盛，緩解大順因為人頭稅取消之后的兼并之風下，大量破產農民的求活問題，可以去城市做工嘛，生產的東西再賣給南洋；二來，也可以加深對南洋的控制，使得南洋離開了大順，毛也造不出來。
而這，也造就了皇帝嘴上對這些人連連夸獎、內心卻考慮權衡著權力與政治繼而產生了擔憂。
武德宮與科舉，那是白馬、黑馬。
大順擔心，全他娘都是黑馬，一片漆黑，以致出現前朝之禍，儒林在基層徹底壯大。
所以弄出一堆白馬：別以為就你們黑馬能拉車，逼急眼了，老子用白馬拉車。
不過，這也只是嚇唬嚇唬你們。
威懾性的力量，只有在動用之前，才有威懾力。一旦用了，就卵用沒有了。
你們好好的，看上去朕可能會全用白馬拉車，而且白馬的數量也夠，但是你們且放心，你們別做的太過分，朕也不會全用：大順還是保天下之道統的嘛。
雖然降衍圣公為奉祀侯，但也沒一擼到底弄成平民不是？
雖然整天嘴上嚇唬你們，要用武德宮出身的來執行皇帝的意志，但也是嚇唬嚇唬你們，你們同意朕的妥協意見，坐地起價、就地還錢，大家還可以商量嘛。
可現在，眼前這些人，與武德宮、科舉之間的關系，可不是說白馬、黑馬，現在又多了種黃馬。
而是，這是一群有犄角、偶蹄的、反芻的黃牛。
非說他們都是四個蹄子，都有尾巴，都有耳朵，都倆眼睛，然后說他們和不反芻、奇蹄的、沒犄角的白馬、黑馬沒啥區別，就是一群黃馬……
似乎有道理，卻又似乎說不過去。
最起碼，此時的皇帝，覺得不太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