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棄連懷觀慫了的人，名叫黃班。在城外的華人中，算是個晁保正似的人物，講義氣，有手段，華人多有信服者。
而連懷觀，因著自己也在城中有產業，倒像是個黑三郎似的人物。與華人甲必丹、雷珍蘭等都有生意往來，與荷蘭人也多有接觸，黑白兩道都吃得開，有什么難處，也會接濟接濟那些窮弟兄們。
兩人之前的關系不錯，但于此時，是現在起義奪權、自立為王、效水滸后傳中混江龍故事？還是指望朝廷，做朝廷的馬前卒，將來做“征遼先鋒”？
路線出現了分歧，之前的交情再好，終于還是要說清楚到底跟誰走的。
城外的華人，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要錢？沒有，但凡有錢，也不會背井離鄉，信了“去南洋謀生”的話，上了船，到了之后“在糖廠做事還船票”的話。
要身份，糖廠想賺錢，就不可能用有正式身份的。一年兩個銀幣，相當于發工資的時候，得把這兩個銀幣發出去——當然，也不用發到手里，城里的甲必丹、雷珍蘭們承包了人頭稅，直接交給他們就好。
想進城乞討？沒有居留證，只要被抓到，就要關監獄、服苦役。
荷蘭倒是沒有讓人生不如死的濟貧院，但是服苦役也差不多了。
黃班是好漢子，平日也敬重連懷觀，認為也是個敢干大事的人。可黃班是真沒想到，在這個節骨眼上，連懷觀居然慫了，居然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圣君賢臣身上。
這里是巴達維亞，終究不是大順。就算是在大順，底層罵皇帝的人也有的是。
跟在連懷觀身邊的孩兒軍，或是樞密院那條線上的人，聽著黃班說什么“姓朱、姓李都一個吊樣”，倒也沒有太多的想法，心想不過是江湖上的人物隨口說便是，真要論起來，《西游記》里還有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呢。
他們是公家圈子里的人，自是瞧不上江湖手段，也不會將江湖人士的口嗨當真。
只是，不管是皇帝孩兒軍這條線上的，還是樞密院這條線上的，亦或是海軍參謀們安排的這條線的上，也都不同意這時候起事。
朝廷和樞密院，以及海軍這邊，都有自己的考慮。
但黃班和他手底下的一幫弟兄們，卻不可能站在朝廷的角度考慮。
若是站在朝廷的角度考慮，李自成當年就不該造反，乖乖餓死為大局犧牲，讓朝廷集中兵力去打東虜才是。
既是當年的開國皇帝都不為朝廷考慮，那怎么可能苛求百姓為大局考慮呢？
連懷觀素知黃班的脾氣，這時候只得賠笑道：“班哥，你要是用激將法，兄弟我就忍了。但你要真以為兄弟我慫了，那咱倆就得論道論道了。兄弟我是什么樣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吧？”
黃班剛才既是氣話，也有激將之意，知道這時候不能鬧分裂，見連懷觀給了臺階，也只好道：“懷觀兄弟，我跟你說，朝廷靠不住。就算朝廷來了，又能怎么樣？如今的朝廷，早不是當年太祖皇帝時候均田免糧的朝廷了。”
“要是朝廷真的為了咱們這南洋的兄弟來打荷蘭人，我和弟兄們二話不說，自也跟著朝廷一起來，做這義士。”
“可朝廷能來打荷蘭人嗎？要不來，朝廷又能怎么樣？”
“再說了，你我雖有些家財，可這么多弟兄如今都沒飯吃，你我這點家財又能撐多久？”
“糖廠今年都干不下去了，糖賣給荷蘭人，每一斤都要虧錢。荷蘭人管的又嚴，也沒辦法賣給別人。弟兄們只是求個活路而已，不然早晚要死。”
“就算荷蘭人說的是真的，真的是送去安汶、錫蘭或者開普敦，可去了那些地方不也是服苦役嗎？給荷蘭人服苦役，能活幾年？媽的，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挖運河，都沒這么狠。”
在巴達維亞的華人，都很清楚給荷蘭人服苦役意味著什么。
活五年就是大賺，三年算是命大。
就算荷蘭人說的是真的，不是說船跑到一半，直接把人往海里一扔好省錢，是真的準備運到那邊，可也就是現在死、和三五年后死的區別。
這就是為什么巴達維亞的糖廠之前能賺錢的一個原因：敢鬧事、敢要錢，就去巴達維亞舉報沒有居留證，抓去服苦役，保準一個個老老實實的在糖廠干活。在糖廠，或者甘蔗園，雖然沒有西瓜吃，但最起碼偷著吃根甘蔗還是能吃的吧？
大部分華人是能忍耐的，不到活不下去的時候，誰也不是起義成癮。
但現在，是真活不下去了。
大家互相接濟，這幾個帶頭的大哥還算有些產業，但又能撐多久？
之前還打了來抓人的荷蘭人，荷蘭人豈能不報復？難不成到時候，把打人的兄弟交出去？交給荷蘭人？
出賣兄弟，那他們這幾個做大哥的，以后還有誰信服？
有利大哥拿，出事兄弟頂？這樣的大哥是做不長久的。
連懷觀這時候有苦說不出，就算朝廷出面解決，那也是之后的事。但現在，還要解決一個當務之急，就是城外這些華人的吃飯問題。
“這樣吧，我把產業賣一賣，總還能維系一段時間。我再找人和城里的人談談，讓他們和荷蘭人談談，或是接濟接濟，出幾個錢。”
一說這話，黃班以及黃班手底下的一群漢子都笑了出來。
“城里那群人靠得住？懷觀兄弟還指望他們呢？”
他們和城里的高等華人，不是一類人。
城里的高等華人可以和荷蘭人談笑風生，有正當的產業，或是包稅、或是承包專營總還能交得起那兩個銀幣的丁稅。
城外的華人許多就是一群奴工，歷史上荷蘭在奧斯坦德茶葉事件后，成立了對華貿易委員會，直接與滿清在廣東交易，巴達維亞中轉港的優勢地位漸漸消失，一些船主去巴達維亞賺錢的營生，就是運送福建契約奴，要不也得空船去。
城里城外，兩邊的心思根本就不一樣，勁兒也使不到一處去。
站在城里華人的角度，又分為兩類。
一類，是甲必丹、雷珍蘭、糖廠承包者、富商、包稅人、放貸者。
他們也不希望城外的華人起義。
一則兩邊的階層不同，根本不是一路人，悲歡并不相通。
二則城里的華人作為經營者，城外的暴亂也會影響他們的產業。
三則他們一直試圖融入荷蘭的統治階層，一個穩定的荷蘭殖民政府，有助于他們的產業和利潤增長。
四則就是擔心城外的華人起義，他們會受到牽連，導致覬覦他們產業金銀的荷蘭人，趁機把他們流放，把金銀吞掉。
第二類，是小手工業者。
比如廚師、開飯館的、做小生意、貨郎、磨剪子戧菜刀補鍋的手藝人等等。
他們完全是騎墻看的態度。
如果起義成功，或者迫使荷蘭人接受了條件，廢除了人頭稅，當然是好事。
他們也得繳納人頭稅，若能城外那些人死一些人，流一些血，他們也能跟著沾光，當然是好事。
如果起義失敗，按他們想，荷蘭人也不會為難他們。
因為巴達維亞除了大宗的海運貿易、和公司壟斷經營的之外，可以說是這些華人撐起來了巴達維亞作為一個城市的繁榮。
沒了他們，不但公司每年要少收幾十萬銀幣的稅，而且巴達維亞也就癱瘓了。
而且因為荷蘭人的殖民政策，這些小手工業者對荷蘭人的恨意，其實在他們頭頂的華人包稅人之下。
畢竟荷蘭人一般也接觸不到，華人有自己的圈子。但是，米市、魚市、賭場、唱戲、小生意、酒水等等這些，都是被高等華人承包的，衣食住行，連拉屎都有包稅的。
可以看成是宋時的買撲制，年初拍如米市，花1000盾拍下來，先把錢往殖民政府一交，今年能收多少稅，全看各自本事。包稅人……是有本事刮地三尺的。
對于城外的華人，這些小手工業者則處于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心里同情，但要讓他們跟著一起干，也會猶豫；有窮弟兄跑來藏著，也能幫一把；但和外面那些交不起人頭稅的苦哈哈一起造荷蘭人的反，卻又不太敢。
就算城外那群人打進了巴達維亞，遭殃的是荷蘭人和高等華人。就算“均田免糧”、“分配土地”、“糖廠充公”，也和這些這些小手工業者沒關系……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
就像是賣餛飩的，他就不信城外的奴工華人起義成功，能把他的餛飩攤子搶了？
最多也就是吃碗餛飩不給錢而已。甲必丹倒是不屑于吃餛飩，但要是真吃餛飩，就算給錢，也不敢要啊，無甚區別。
城內城外因為階級不同，心思各異，此時也很難用一種和階級敘事不同的共同體，把他們團結在一起。
城外的人多，有力量，有膽魄，敢犧牲，敢流血，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但是，沒錢、沒人際關系。
沒錢，也沒有人際關系。也就搞不到槍、搞不到炮、搞不到火藥。
城里的人，有錢，有人脈有關系，能搞來槍、炮。
但根本又不支持起義。
歷史上起義爆發的時候，城外的奴工已經開始了武裝斗爭，城里的人半數在騎墻，半數還相信荷蘭人會公正地對待他們，畢竟荷蘭人“是講法律的”。
結果就是城外打的熱火朝天，城外的華人烏衫黨、無褲漢，和荷蘭人打、和印尼雇傭兵打、和綠教酋長騎兵打；城里的人，卻遵守荷蘭人的命令，將手里的武器哪怕小刀都交了出來，直到荷蘭人的屠刀落在手無寸鐵的他們頭上。
而那些沒有被屠戮的高等華人，或者提前告密的四位雷珍蘭，則對城外的起義者恨到了極點，認為是他們的暴亂才牽連了自己。順帶雷珍蘭和甲必丹，在起義爆發之前還在勾心斗角，雷珍蘭繞開了甲必丹直接去總督那打小報告，為的是將來做甲必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連懷觀居然說出要靠甲必丹、雷珍蘭們與荷蘭人勾兌勾兌，跟請愿似的解決這件事，也由不得黃班等人不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