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政體系之下，在享保大饑荒之前，日本各藩都在框架之內嘗試著不同的變革，試圖扭轉財政虧空。
有鼓勵消費刺激生產派、有專營專賣斂財派、有上下節儉藩主帶頭只吃米團子派、有廢除金銀強行發行紙幣藩札金圓券派、也有阿部正福這種減少人口確保小農不要零碎化派。
整體上，全失敗了。一場享保大饑荒，除了伊達家的仙臺，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仙臺藩那是頂著60萬石的義務，享著200萬石的實利，手底下還有銅礦自己鑄錢、鮑魚海參等俵物也是長崎出口的主力、享保年的蟲災冷夏也沒影響到那，這實在不用啥政策。不作死，財政一般不會出問題。
劉鈺是看不上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很多連修補匠的水平都不如，但這時候卻是掄圓了猛吹阿部正福。
因為阿部正福在太田資晴背鍋“被”自殺之后，成為了新的大坂城代，而且看樣子是要暫攝海關諸事的，顯然日后必可稱為幕府中樞中的中樞。
這種人，對將來日本的政策，是有很大影響力的。
待阿部正福講完，劉鈺先是做出一副震驚的神情，隨后收斂，贊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觀日本各藩之施政，多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唯獨阿部君的手段，竟有治本思路。”
“人口日多，而地不加增。糧食產自地里，地不加增，人卻增多，人不吃飯會餓，人多了，糧食不夠吃，這難道不就是禍亂的根源嗎？”
“多子分地，土地零碎，難有余糧。但有饑荒，則不能生存，只好將土地抵押給豪商豪農。武家制度的根基，卻是份地制，如此豈不破壞根基？”
“吾觀列國之政，無有不如此者。”
“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兇族混沌、窮奇、梼杌、饕餮。今觀之，則恐此四兇猶在。”
“若人口日多，混沌、窮奇、梼杌、饕餮必化作戰爭、饑荒、瘟疫、動亂，以此將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數量。”
這是在和日本人談話，又是在禁天主教風氣極重的此時，劉鈺自是不好用“天啟四騎士”來比喻，只好搬來了舜流四兇。
反正都是四個，差毬不多。
他是一邊在朝廷里和皇帝說過，科學院說不定可以讓畝產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使勁兒移民墾荒；一邊又在日本鼓吹馬爾薩斯這一套，順帶把馬爾薩斯天啟四騎士本土化。
阿部正福倒是聽德川吉宗警告過，劉鈺的話，不要全都相信，尤其是他夸贊的東西，一定要仔細思索里面隱藏的禍心。
可這時候，四兇之論，竟讓阿部正福有一種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
尤其是關于“武家制度穩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人口只要能保證能耕種土地即可”的判斷，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說的話說出來了一般。
而四兇之論，更是讓阿部正福覺得，似乎感觸到了人家至道，終于弄清楚了戰爭、饑荒和動亂的本源。
自戰國大亂之后，日本的人口確實增長了一波。
但時至今日，已經停頓了，應該說日本的人口是18、19世紀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全世界的獨立國家都在人口暴增，唯獨日本一直是條直線，自享保饑荒之后，更是徹底平穩。
和傳說中中了馬爾薩斯之毒的法國不同，日本的人口平穩，有其特殊的原因。
法國的面積，也就和四川省相當、略大一丟丟。
但其耕地面積加牧場面積，是接近三億公畝，折合四億五千萬市畝，幾乎相當于明朝成化年間統計的地畝總數了。而人口此時也就和日本相當，兩千萬人。
法國的自耕農和大順的自耕農、日本的自耕農，此時并不是一個概念。就像是俄國的革命之后，劃定成分的時候，貧農的概念是“只”擁有折合市畝46畝的土地；而法國的自耕農此時確確實實可以做到“節日里家家鍋里一只雞”，所以法國人懶得移民海外，不會像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一樣，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國也是嫡長子繼承制，法革之后，嫡長子繼承制，是“封建社會的舊制度”，要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制度、舊習慣，故而實行均分繼承法。
這個大順的百姓自然熟悉，父親沒了，兒子分家，可沒說有大兒子把地全拿走的情況，最多也就是占著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輩一輩分地。
法國的百姓過慣了自耕農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們均分繼承把土地分成小塊，以至后代越來越窮，于是自發選擇了少生娃。
日本則是……就算長子繼承法，繼承的土地，都未必趕得上法國均分繼承法各個兒子分到的土地。
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風氣幾乎是自發地朝著少生的方向轉變，溺嬰、扔進寺廟、墮胎等等，一般也就生兩個就拉倒了。
大順這邊是“趕苗拓業”、“墾蒙墾遼”、“走西口”、“跑鯨海”、“奔西域”、“下南洋”、“闖臺灣”，總歸還有地方可去。
日本現在是真的沒地方可去，又沒有先見之明知道終有一日畝產會在化肥良種水利的支持下暴增，這時候說“四兇”之論，只以此時的時代背景而論，那真的是正確到不能再正確了。
再說，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媽養的，大兒子繼承家業、剩下的兒子給大兒子打工，當爹娘的心里也實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還是課稅問題，既以土地課稅，檢地之后石高確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沒用。
自耕農在牛耕鐵器時代的勞動極限，是人均三十畝，，算上休耕護地和牲口草場，戶均極限在百畝左右。
日本距離這個極限還差得遠，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來，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貢賦不變，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點災荒，農民就扛不住，直接破產，只好問商人借貸，抵押土地，一無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們當然不喜歡中間商，他們希望直接管轄百姓，而不是讓土地再經過豪商、豪農的手，過一層油。
這是“國本”，不可不察。
劉鈺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構想，被劉鈺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認可了劉鈺的說法。
心里固然存著一絲警覺，但更多的是認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劉鈺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這句話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華不愧大國也。劉君之言，亦使我如撥云見日，茅塞頓開。這四兇之論，卻還是第一次聽說。”
劉鈺笑道：“此論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啟發，有感而談。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師。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種種，方才啟發了我這樣的想法。”
“日本國的情況就是如此，財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畝地產一石米，五斗歸公、五斗歸民。”
“假使一個人種，這五斗米夠吃了；兩個人種，這五斗米就需混著蘿卜、甘薯；三個人種，這就只能餓的請求藩主減免賦稅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賦稅，是按照土地面積，而不是人口。是一個人、兩個人、還是三個人，有什么區別嗎？”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濟，本來應該餓死的百姓反倒活下來了。活下來生了娃，更多、更窮、更苦、人均土地更少。這本就是違背天道的。”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越是救濟百姓，百姓就越苦、越貧。”
“反過來，若是不救濟百姓，多余的百姓該餓死就餓死了，不該餓死的就不會餓死。如此，就能保證這‘四兇’，年年有害，而年年不大。今日廣島死幾個、明日福山死一些，無非一藩之事，不會動搖全國。”
“若是不斷救濟，到了某日，積攢了幾十年的‘四兇’之害，全數爆發，如何收拾？”
十分極端反動的話，當著阿部正福的面講出來，阿部正福也沒有感覺到太詫異。
很明顯大家都是“貴族”，這貴族嘴上可能說仁義，真正施政的時候，其實都是把百姓當牛馬的。
好皇帝、好貴族，是知道牛馬也得吃草；而壞皇帝、壞貴族，無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馬。
劉鈺這番話，頗合阿部正福的心思，他心里相當贊同。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內實行“晚婚少子保證尚可自足的農民不把地拆零碎、默許豪農豪商兼并讓‘多余’的人口連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的政策。
劉鈺又道：“傳聞中，家康公曾說，使百姓半死不活，沒有余財，正是政治的秘訣。”
“商君亦言：治國之道，需一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此一脈相承之道。”
“百姓太苦，則會反抗。家康公之前，百姓貧苦，一向宗整日一揆；之后，島原百姓天主教一揆。太苦，百姓就會沉迷宗教，而宗教一物，最適合組織百姓。天朝亦有五斗米、黃巾道、白蓮宗、摩尼教等，層出不窮；日本的一向宗、切支丹教，亦不可不察。”
“百姓太富，就會僭越，不能安守本分。農就是農、士就是士、工就是工、商就是商、賤民就是賤民，這便是本分。若百姓富了，手有余錢，豈不下克上而亂法度禮法？”
“日本的百姓為何苦？一則公賦太多、二則土地越來越少而人口越來越多、百姓已不是沒有余財而溫飽的程度，而是連溫飽且不足呢。”
“阿部君覺得，日本可以降低公賦嗎？若不能降低公賦，那就只能從第二點入手了。”
阿部正福信服無比地點點頭，心想此人果然是個說話不可不信之輩。
貢賦自然不可降低，降低的話，武士必生不滿。百姓一揆，武士尚可鎮壓；若武士不滿，又靠誰來鎮壓呢？
既不能動武士的利益，那所有的改革，就只能從小百姓身上琢磨了。
改革的目的無非兩點。
穩定。
錢已經可以靠關稅和開埠貿易專營拿到。
穩定，好像確實減少人口是個好辦法。阿部正福心想，劉鈺雖是敵人，但此人手段極高，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謀而合，當真可沾沾自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