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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九章 天未變道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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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舟社的發展策略,

  外人看不懂,內部非核心成員也未必能懂。

  說韜光養晦吧,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所有的政治勢力,全部暴揍一頓,真是逮誰咬誰,行事無忌。

  說肆無忌憚吧,

  明明已經有了拳打金國,腳踢高麗的實力,

  面對最慫最弱的大宋,

  徐澤卻偏偏要悶聲發大財,選擇猥瑣的只挖墻腳不吭聲。

  在這種形勢下,

  同舟社未來幾年的發展形勢其實很難預料,根本沒法制定長期的“發展計劃”。

  如果可以的話,徐澤當然希望能有有長期穩定,

  給自己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讓同舟社一直挖空整個大宋。

  但大宋朝廷那幫神仙大能混蛋歸混蛋,卻是一點也不傻,

  他們遲早會發現徐澤的膽量和貪婪超出想象,靠綏靖買不來平安。

  最終,他們將不得不選擇對抗和打壓。

  只是,“神仙”的思維方式和常人完全不一樣。

  未來的幾年,究竟會發生哪些事,誰也預料不到。

  因此,徐澤并沒有盲目照搬后世的“五年計劃”。

  也沒有因為隨時可能會打仗,就稀里糊涂過一天是一天。

  實際上,同舟社從成立至今,徐澤就一直堅持邊抓建設邊擴大地盤的方針,

  而且,擴大地盤也是為了抓建設,讓治下百姓過得更好。

  其實,徐澤并沒有指望各部、曹能夠一次性就拿出可用的發展計劃。

  不算之前的改組后的工作磨合期,

  他又給了各部曹足足兩個月的時間,讓眾人慢慢準備,

  一次不行就多寫幾次,缺一手資料,不熟悉治下情況,

  還可以安排快船送到遼東去調研,務必要做出可用的計劃。

  制定年度發展計劃并不是一件簡單的臨時任務,而是有著極深的戰略考量,

  但包括趙遹、宗澤、吳用等人在內,沒人知道徐澤的真實用意。

  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過于“優越”,導致“古代”向四邊拓展的收益都不大,

  甚至,疆域擴張太大后,漫長的供給線,會使得維穩成本大過擴張所得。

  這使得歷代王朝一旦完成統一,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而將精力放在維穩上。

  “量入為出”是王朝管理的常態,甚至是較好的狀態,

  大部分的時間里,其實是“入不敷出”。

  至于制定長遠發展計劃,要哪玩意干啥?

  封建社會講究的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這句話出自大儒董仲舒,有很深刻的哲學內涵。

  一個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統治百姓,

  就必須改制,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等,

  以體現與腐朽沒落的前朝不同。

  但治理社會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變的。

  這一點,其實并不完全是糟粕,在后世也有一定的適用性。

  如曾經的超級大國,后來的毛熊,

  “根本大道”變來變去,受折騰的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是誰?

  問題的根源在于此時的生產力不足,

  在“天”沒變“道”也沒變的情況下,天下的百姓“變”多了,

  多到開荒、移民都無法解決人多地少,百姓吃不飽的前提下,怎么辦?

  任何時代都有遠超常人的精英,新舊之交的人杰們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并不是后世鍵政者以為的“古人”如何短視,

  實際上,各朝各代的奠基精英們都有極長遠的眼光,

  也都認真的思考過王朝治亂循環的問題,并且想出了很多的辦法。

  但都無法突破“生產力不足”這道桎梏,

  既然開荒種地的增長速度,永遠都不可能趕上百姓的自然繁衍和增長,

  生產資料的“發展”有極限,而人的“發展”卻沒有極限——

  那鼓勵發展就是危險的、要命的、自取滅亡的。

  這一點,對當前的同舟社也部分適用,

  若是沒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消化人口過快增長的壓力,

  僅僅是之罘灣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就能把同舟社撐垮,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實!

  經歷了人口銳減的亂世后,那些奠基王朝的人杰們痛定思痛,謀求出路。

  但受限于生產力的不足,最終都只能無奈選擇設計一個靜態的、穩定的、不變的理想社會模型。

  沒有誰會癡望王朝萬載,能維持幾百年就行,國祚延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成功。

  這一點,一直影響到后世,

  很多人衡量古代王朝“好不好”,照樣會帶入這個標準。

  因此,在治理國家的精英眼中,

  未來的幾年,“天”會變嗎,還是誰想讓“天”變?

  “天”既然不變,“道”也不會變,

  那制定未來幾年的“發展計劃”,就是極度的“政治不正確”!

  這并不是開玩笑,而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大事!

  當然,同舟社現在還處于造反的階段,并沒有完成大一統,

  就需要不斷發展,以完成“天變”,進而實現“道變”。

  但實現“天變”和“道變”以后呢?

  還要走老路么?

  實際上,現在的同舟社也解決不了人的發展與生產資料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但徐澤堅信,未來的同舟社一定能。

  所以,他讓眾人擬定發展計劃的目的,

  根本就不在發展計劃本身,其實是為了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的習慣。

  在儒家獨大,就連同舟社學校的所有教習都是靠儒家經典讀出來的情況下,

  搞學術辯論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人如何能辯得過包括自己下屬在內的整個天下?

  徐澤也沒想用辯論的方式讓屬下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他更習慣用鐵一般的發展事實打臉,并讓所有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新的一切。

  同舟社上下早就適應了社首愛開會、開短會,要材料、寫干貨的做法,

  就連農曹曹首梁忠,也能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出能用的政令了。

  再多一個發展計劃,眾人也能很快適應。

  靜態模型永遠都不可能解決動態問題,

  社會是動態發展的,矛盾客觀存在,

  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只是閉目塞聽,不去尋找解決的辦法,

  有矛盾就解決矛盾,解決不了矛盾,就改變解決矛盾的方法。

  社會便在這種矛盾——解決——再矛盾——再解決的動態循環中,不斷前進。

  徐澤就是要在漫長的“造反”事業中,

  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養成用發展眼光看問題的習慣,

  并最終將這一習慣固化為制度。

  待日后“造反”成功,

  誰再提“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屁話,誰就會被眾人當成異類。

  在同舟社各部、曹長官被徐澤的年度發展計劃折磨的欲生欲死的時候,

  之罘女學也被大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折騰的烏煙瘴氣——

  哦,不對!

  是歌舞升平,學術氛圍日漸濃厚時,

  好在,女學名譽山長趙竹嫻受折磨的日子終于到頭——領人的趙明誠總算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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