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22日。
這一天既是周六，也是華夏二十四節氣的冬至。
此時此刻，因為已經是這一年的尾巴了，東京新宿御苑為了慶賀圣誕和新年的燈飾早已經裝好。
按照往年的慣例，東京生活的日本百姓早就應該已經開始忙年了。
然而盡管東京的霓虹依舊閃爍，卻照不亮日本人眉宇間凝聚的陰霾。
哪怕各大百貨商店和超級市場賣力氣的搞活動，做促銷，卻仍然難以讓日本民眾心甘情愿的掏出錢包，高高興興的花錢。
實際上據日本媒體報道，因為經濟泡沫被刺破的副作用，以及消費稅的實行，極大的壓抑了日本民眾的消費意愿。
往年被各大商家視為最賺錢的年底，今年則成了徹徹底底的經濟寒冬。
無論是百貨零售業，還是餐飲業，銷售數據都是慘淡至極。
據日本多家媒體報道，日本銀座三越百貨的奢侈品專柜在年底依然門可羅雀，價值三十億日元的商品庫存面臨滯銷困境，還有專售和服的店家也因為銷售額的急速下降開始大規模裁員。
日本出國游市場更是徹底崩盤。
相對于去年年底，出國游的訂單比例同比下降百分之八十一。
而且就連日本國內的北海道滑雪場都沒有人愿意去了。
原本這個季節，北海道作為日本最知名的滑雪勝地應該擠滿了滑雪愛好者的。
但即使是以閃閃發亮的粉雪而聞名于世的新雪谷地區，也依然只有不多的本地游客。
可以說，日本全國都正在經歷最冷清的商業旺季。
然而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東京池袋地區的一片街角卻與經濟大勢相悖，蒸騰著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商業熱氣，顯得蹊蹺無比。
不為別的，就因為那位極少在公眾面前露面的松本慶子的華夏丈夫，身為大陸同鄉互助會會長的寧衛民又有了新的商業動作。
他這一天，選擇用兩份沉甸甸的“新年禮”震動了整個東京華人圈兒。
敢情除了大陸同鄉會互助會的專屬刊物《東京生活》在這一天新鮮出爐之外，寧衛民其名下的企業大刀商社也開始了業務拓展，喜增兩名新丁。
一個是專營華夏食品類的大刀物產，一個是主打生活百貨二手商品的大刀屋。
這兩家商店作為大刀商社的子公司，就在這片商鋪倒閉潮肆虐的區域，連起半棟樓的底商隆重開業了。
而需要說明的是，這可不僅僅是單純的生意擴張，不僅僅是寧衛民作為互助會的會長為同胞遮風擋雨所帶來的一個驚喜。
更是互助會所有會員未來能在東京實現更好生活的一個有力保障，是他們這些外來淘金者，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開散的新根。
正如店長宋光輝在致辭中代表寧衛民道出的辦店初心，“開辦這家物產店，主要源于當地大陸同胞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們希望讓附近的華僑華人輕松買到家鄉商品，一解鄉愁。同時也想向日本顧客推廣地道的華夏美食文化，讓更多人了解華夏味道背后的故事。這里不僅是一家商店，更是讓大家找到家鄉味道、重拾美好記憶、分享生活快樂，增進文化了解小天地。”
兩家商店開業慶典，在早上十點舉行。
所有發言講話只有十分鐘，十點十分就開門迎客，正式運營了。
從JR線池袋站北口出來，隔著三條街就能看見那片連成片的商鋪前擠得水泄不通。
一眼望過去，那片連起來的店面像條醒目的紅飄帶。
門前排列的花環擠得密不透風，從人行道邊緣一直堆到街角的信號燈下，連人行道都占去了一半。
最顯眼的是幾個一人多高的銀色花環，落款是“松竹映畫株式會社敬賀“和“TBS電視臺敬賀。”
旁邊則挨著三浦友、宇津井健、鄧麗君、松本慶子、石田良子等人，分別敬賀的金色花圈。
僅從這些名字人們就能看得出，這兩家商店的華人老板肯定和日本演藝界關系莫逆。
這還不算，和寧衛民關系比較近的企業也都有所表示。
住友銀行和長信銀行的代表送來了燙金賀匾，EIE集團、阪和興業和富士電視臺也送來了重要人物親筆署名花環。
華人贈送的花環，還有寧衛民自己名下的關聯企業自然更不必說。
從大陸官方駐日機構到東京當地華僑總會，從皮爾卡頓日本株式會社到李小江的中介公司，送來的花環數量幾乎是那些日本企業的兩倍，而且那些花環紅綢上的毛筆漢字無不透著鄉情的凝聚力。
不得不說，雖然日本辦喜事兒的花環像極了華夏辦白事的花圈，這讓來自大陸的同胞們看著多少有點別扭。
但問題是當送來的花環數量足夠多，質量也足夠好的時候，這些花環都擺在了一起，看上去依然還是很壯觀的。
確實撐場面，聚人氣。
哪怕在寧衛民刻意低調，沒有親自出面，也沒有讓妻子麾下的藝人來捧場，甚至開業慶典上只有他雇傭的兩個店長和互助會代表簡單的幾句發言，完全沒有安排任何表演活動的前提下，這些花團錦簇也仍然一下子起到了萬眾矚目的效果。
讓兩家商店才剛剛夤夜，就有了生意紅火的征兆。
穿中山裝的華人老者拄著拐杖在店前駐足，經過此地的年輕媽媽推著嬰兒車駐足張望，附近店鋪的老板們也帶著伙計們來湊熱鬧，還有一些外國游客舉著相機拍照，周末外出的情侶和年輕夫婦，也三五成群地涌過來想看看發生了什么。
甚至連巡邏至此的日本警察都放慢了腳步，站在遠處，認真的往店里瞥。
但更多的人，還是手拿著第一份《東京生活》，那些來自于大陸同鄉互助會，根據報紙上的消息，專程趕來捧場或是幫忙的會員們。
總而言之，來湊熱鬧的人群從店門口一直排到地鐵站。
說話聲、笑聲、孩子的哭鬧聲混在一起，把經濟寒冬的蕭索沖得一干二凈。
當開業慶典一結束，剎那間，彩帶紛飛，掌聲雷動，這些圍觀的人們就再也耐不住好奇心，紛紛涌入兩家商店，帶著強烈的期待感和好奇心，開始了他們各自的購物體驗。
不用說，進店之后，讓人產生第一觀感的肯定是店面的室內裝修和布局。
如果按照大多數人的想法，池袋是東京都豐島區核心商業區，與新宿、澀谷同為東京新興的繁華街區之一，日均客流量每日高達百萬人次，這里的租金是肯定不便宜的，那么在這里開店也一定是很有格調的精品店。
即使不是那種特別奢侈豪華的吧，也必定要比一般的商店講究。
然而沒想到的是，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一進店就懵了，發現自己的想法完全就是大錯特錯。
因為兩家店的裝修風格那都不是“簡約”可以形容的了，說是壓根沒有裝修，也不會有人怎么反對。
兩家店如出一轍，客人所望之處，除了密密麻麻的貨柜和貨架，只有商品特惠的海報和開店的優惠活動說明，其他的什么有格調裝飾物都沒有。
天花板是最普通的方格天頂，照明靠日光燈，地面則鋪著最普通的地磚。
怎么看，也不比便利店和普通的雜貨店高級多少。
要是說到商品的陳列那就更簡單了，經營食品類的大刀物產里是一排排刷著金屬貨架，快餐區擺著的是最便宜的塑料桌椅。
放置冷藏食品和飲料的冷柜雖然不少，可一看就知道是舊的。
經營日用百貨的大刀屋更直接，貨架甚至看得出是用回收的木板搭的。
主打一個結實耐用，商品按品類堆得整整齊齊。
但樣子可就不好看了，說起來根本不像常規的商店，完全像個儲貨的大倉庫。
要說兩家店里唯一的亮色是店內五顏六色的的霓虹燈，和店外的霓虹燈門頭。
“大刀物產”和“大刀屋”的字樣用醒目字體，紅底白字的霓虹燈牌亮出來，看上去格外醒目。
尤其是隨處可見的“激安”字樣，搭配著各種各樣的用霓虹燈表達的商品，更是豐富了視覺感受到顏色，即使是白天在屋里也透著股熱鬧勁兒。
還別說，“激安”在日語里是“超級便宜”的意思，這倒是店如其名。
光看裝修風格，似乎這兩家商店就已經把這兩個字做到了極致。
這兩家店怎么這么寒酸啊？
開這兩家店鋪的老板也太摳門了吧？
對于大部分日本顧客而言，無疑會覺得這兩家店鋪的裝修風格“Low”到家了，和東京那些高大上超市冷靜貴氣的封閉相比簡直就是土到掉渣。
進門大概就是猶如挨了兜頭一棒的感覺，免不了要心生悔意，充滿鄙夷和不滿。
就像幾個打扮精致的家庭主婦，一進來就萌生了退意，后悔自己不該進來。
其中一個用手帕捂著嘴，跟同伴小聲嘀咕，“這是什么店？連個水晶吊燈都沒有，墻白得像醫院，太掉價了。”
另一個則皺著眉，對著塑料桌椅撇嘴，“我可不會在這種地方買東西，更不可能吃東西，傳出去都丟人。”
甚至他們其中的有些足夠了解這附近的人，還心生一種不滿。
就像旁邊一家澡堂子的老板。
那個身穿灰色男式和服的佐藤老板，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就聽說倒閉的鈴木雜貨店被華夏人盤下來了。
當時一聽說這個消息，他就撇著嘴說，“愚蠢的華夏人，居然在這種時候開商店，連我們日本人都經營不下去了，他們難道還以為能賺到錢嗎？肯定做不長”。
今天來到這里時，光看外面的情景，更是嚇了一跳，因為場面遠比他想象中要大得多，這兩家店鋪幾乎是把這里一棟樓的底商都給租下來了。
在他的印象里，華夏人要么開蒼蠅館子，要么擺地攤，從沒見過這么大陣仗的商鋪。
結果一進店，發現居然是這種低劣庸俗的裝修水平，他鼻子差點沒被氣歪了。
先入為主的他算是認定了這兩家店鋪的老板壓根就是個不會做生意的蠢貨。
不但沒有腦子，而且沒有實力。
要是讓這樣的人在這兒開店，不但白瞎了這么好的店鋪，而且還會拉低這里的客層，對于附近其他店鋪的生意造成不利的負面影響。
于是他連貨架上的東西都沒看上一眼，就成了這兩家店鋪的“黑子”，巴不得兩家商店趕緊倒閉，讓所有華夏人遠離這里。
只不過話說回來了，既然這些日本人本就是平庸之輩，受困于日本經濟的困境，以他們的腦子又怎么會懂得寧衛民的算計呢。
其實寧衛民無論是把店址選在池袋這個地方，還是把店鋪的裝修搞成這樣，都是有自己算計的。
看似沒有章法在胡來，但實際上每一步都有他的道理。
而且選址和裝修風格之間，也并無相互矛盾的地方。
要知道，池袋這里作為商業區房租雖高，卻緊鄰早稻田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等多所高校，語言學校更是多不勝數，光是這附近來日的留學生就有上萬人，更別提周邊密集的華人聚居區。
像大陸同鄉互助會大部分會員每天都是差不以池袋低區和新宿低區為日常活動交集地，在這里擦身而過的。
而且恰逢日本經濟滑坡，這片商業核心區域已經倒了十幾家商鋪，也是老天爺給他機會，他才能趁機把半棟樓的底商都租了下來。
之后打通隔墻連成片，既能形成一定的規模效應，又憑著規模效應壓低了租金，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說，寧衛民把店址選在這里，起碼有兩個好處。
一是對于在日留學人員方便，二是店鋪就在熱門地段，不愁客流。
至于裝修搞成這樣，當然也有這樣的好處。
一是可以節省時間，早點開業經營，二是可以減少投入成本，保持價格優勢。
說白了，對于這個世界上最能斷定日本的國運與經濟形勢何去何從的寧衛民來說。
他原本就是要當“價格屠夫”，打算靠著廉價的商品價格薄利多銷，在方便大陸同鄉會這些會員的同時，也順帶著打開日本客人的錢袋子，去賺消費降級的錢的。
從某種角度來說，其實寧衛民才是“人間清醒”。
他本來就懂得市場定位，清晰的看到了日本經濟從此一路向下的大勢，死磕的就是經濟低迷下的各路人馬圖實惠，想省錢的消費需求。
所以他才會用這兩家店搶先對著日本“貧富懸殊”開了一槍。
更何況對于這種經營模式，我們國人才是專家，是最有發言權的，想當初京城的老字號瑞蚨祥就是靠這個本事在晚晴民國的亂世中越做越大的。
我們早就有成功的先例，甚至說這種生意模式是我們發明的都不為過。
那么自然可以從中借鑒經驗，而且可以清楚的斷定，鬧市中的店鋪不是非得做到高大上的。
一家店鋪地處鬧市和降本增效本身也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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