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2月28日，嚴寒中的東京，晨曦中的街頭。
一棟高樓之下橫臥著一具腦漿迸裂，鮮血四濺的女尸，其狀令人慘不忍睹。
事發后，一個小時之內，日本警方人員和日本記者迅即趕到了現場。
調查結果為，死者方某，年齡二十九歲，系華夏滬海籍青年女子。
死因確認為跳樓自殺。
日本警方經過現場勘察，除了在死者身上找到的一紙血跡斑斑的遺書，再沒有發現死者任何的遺留物。
遂通知華夏使館，請其代為處理善后事宜。
而在使館所收到的這封遺書里，方姑娘是這樣描述自己的赴日原因和自殺動機的。
“我名叫方萍，來自滬海，是一個普通女工。因聽人說日本賺錢容易，也想走出國致富的道路，來之前，盡管有人說起‘異國并非天堂，來日本的人干的都是極其低微又艱苦的工作’，但我認為無論干什么工作，即使收入只有當地人一半不到，但比起國內還是高多了。一年前，我和昔日同學李凌重逢，他兩年前留職停薪去了日本，已經相當闊氣。答應我只要有兩萬元就能幫我辦到日本，而且許諾到日本后，還會幫我解決工作問題。保證一年有三百萬日元的收入。我的家人為我四處向親朋好友借錢，東拼西湊，拼上家底才為我湊足費用。原本我指望在日本辛苦幾年，就能靠打工還清債務，讓家人過上好日子。卻沒想到被李凌用欺騙手段騙到這里后，不僅我所帶來的東西錢財和證件皆被奪走，而且被他和另一名滬海人誘迫強暴，并強迫我以色相騙錢，做有損國格和人格的壞事。如不應允，他們就打我，虐待我，我不堪忍受這樣的生活，又無顏活在人世……”
這件事被隔天的《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刊發。
所以第二天一早，隨著當天的報紙出現在日本各大城市的街頭，在日的華夏留學生們立刻就有人注意到了這則慘絕人寰的消息。
尤其是在日滬海人的群體，登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他們奔走相告，把刊登這個消息的報紙手手相傳，很快就讓更多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
有人好奇詢問那個方萍底細的，有人痛罵那兩個騙子的，有人哀嘆這場慘禍的，替方萍家人感到痛心的。
但更多的人，還是不免心生兔死狐悲和同病相憐之情，從方萍慘死在異鄉這件事聯想到自己的處境。
于是那些同在東京的滬海留學生們，為了方萍的遺骨能早日回國，立刻自發性的開始了募捐活動。
褚浩然也是滬海人，而且因為他幫助過的留學生不少，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得知了這個消息。
不用說，他知道了也就等于寧衛民知道了。
畢竟在他所認識的人里，也只有寧衛民財力充裕，而且為人仗義。
哪怕寧衛民不是滬海人，他也確信寧衛民不會袖手旁觀的。
果不其然，當他打電話對寧衛民說了這件事之后，寧衛民毫不猶豫就表示愿意幫忙。甚至還不僅如此，寧衛民馬上就聯系了使館的熟人，打探了一下事情目前的情況，表示了個人捐款的意愿。還問清了出事的地點。
隨后便開車接上了褚浩然一起前去拜祭。
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有點驚訝地發現居然不止他們想來給這位素昧平生的同胞送行。
事發現場居然已經有不少留學生和他們想到了一起，自發的前來了。
在警方遺留痕跡的路邊，十幾只或黃或白的菊花就擺在路邊，旁邊還站著四五個人。
大概是大家都財力有限吧，每人只帶了一朵花來。
這無疑也讓逝者的結局顯得更凄涼，讓這個名叫方萍的姑娘短短的一生充滿了悲苦的色采。
至于寧衛民和褚浩然，他們把車停好之后，每人抱著一大束搭配好的菊花走了過來。
他們西服革履的體面衣著和如此的做派，立刻就讓其他人誤會了，大家都以為他們是使館的代表，于是立刻就有人追過來詢問。
“同志，現在進展怎么樣了，你們聯系逝者的家人了沒有？”
“同志，死了的那個姑娘后事怎么安排的？還那兩個壞蛋呢，找到沒有？可不能讓他們跑了啊。”
“同志，我們湊了點錢，怎么交給方萍的家人啊？你們有聯系方式沒有？”
聽口音，這些人全都是滬海人。
寧衛民只好解釋，“你們搞錯了，我們不是使館的人。我們只是看到報紙后，自己前來拜祭逝者的，有關這件事的后續狀況，我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要想知道，恐怕還是得自己去問使館的人。”
但即便如此，他的京城口音也依然惹人側目。
仍然有人吃驚地問。
“你們也是自己來的？可你……你的口音……你們不是滬海人嗎？”
“我不是，他是。”
寧衛民先回頭指了指跟著自己的褚浩然，然后又反問對方。
“京城人也能來的吧？大家都是華夏人，對嗎？”
對方頓感尷尬，問話的人意識到了自己問題的愚蠢。
“對不起，我……我沒有那個意思，我只是……只是……”
寧衛民也不以為甚，都是同胞，犯不上計較。
“別在意，沒事的，不過你們既然都是滬海人，那有誰和逝者認識嗎？”
他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相關情況，卻沒想到這些人都搖了搖頭，原來他們也和他一樣都不認識這個姑娘。
這倒是讓人相當意外的情況。
不為別的，就因為在東京生活，時間對華夏的留學生永遠是奢侈品。
大多數的留學生在經濟上都是很窘迫的，別說不可能像寧衛民這么自由，就連有一技之長的褚浩然也比不了。
大家不是要打工，就是要讀書，剩下的時間除了吃飯，都不夠用來睡覺的。
如果他們和逝者也并無多少關系，只是看在同鄉的份兒上，才在早上趕過來的，那么他們一定是請了假了來的，這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很實際的代價。
要知道，國內的人此時慣以為滬海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市儈鬼，有幾個人能相信滬海人會為了一個事不關己的事兒，做出這樣的犧牲？
要不是寧衛民今天親眼所見，要不是他的身邊有姚培芳這樣聰明能干的滬海姑娘，后來又認識了褚浩然這樣竭盡所能幫助同鄉滬海人，恐怕他也不能輕易相信。
但現在他得說，誰要隨便開地域炮，真的就是一種成見。
就沖這些人這份古道熱腸，他們就都是自己可親的同胞。
誰說華夏人只會互相拆臺，自己人坑自己人的？
他就在這些同胞身上，看到了華夏人值得信賴和令人溫暖的善良本色。
所以做完了該做的事情之后，寧衛民也沒立刻離開，而是和這滬海人攀談了起來。
正所謂小事見人品，大事見人性，無事見人心嘛。
他覺得這些人今天能自發過來，人品就是過關的，而他在日本肯定還需要更多人手，與其雇傭日本人，為什么不雇傭自己人呢？
他很想多了解這些人的情況，看看以后有沒有機會讓他們為自己做事。
沒想到他多留了這么一會兒，隨意聊了幾句，竟然還從這些人的嘴里聽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事兒，知道了更多在日留學生的心酸。
他也就越發覺得自己不該像過去那樣，只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就行，而是應該承擔起某些責任來。
“你們都在哪兒上學啊？都來日本幾年了？”
寧衛民率先問話，不過對方卻保持著警惕。
“啊，你是要查戶口嗎？”
“不是，我就隨便問問，我手里有一些工作機會，我可以介紹給你們啊。你們想打工嗎？”
“哦，還有這樣的好事？”一個留著三七開分頭的男青年撇撇嘴，顯然不敢輕信，隨后又問，那你的工怎么個算法？
“什么怎么算法？”寧衛民一愣，沒明白他的意思。
還是褚浩然相關經驗多，提醒了他。
“他的意思是，你要抽多少錢？”
“抽錢？”
“對，比如說一天一萬円的工，你從中抽多少？”
寧衛民頓時感到好笑，忙不迭搖頭。
“不不，你們誤會了，我不抽頭兒，我就是看在大家都是同胞的份上，才會介紹給你們工作。”
然而他越這么說，越有點越抹越黑的意思，顯然對方的神情表現出了更大的不信任。
沒辦法，寧衛民也只好挑著不好的地方說，盡量讓事情聽起來靠譜些。
“當然，收入也不會太高，一份工差不多也就六百日元一小時吧，不過，會管飯的。你們感興趣嗎？”
“感興趣，當然感興趣，六百日元雖然不多，接近東京最低小時工資了。可要真能實打實的拿到手也行。”
終于，有一個戴眼鏡的姑娘表示出了興趣，認真的接話說，“你說的工在哪兒，干什么工作？你的工適合我們女生打嗎？”
卻不料她的信任卻引發了旁人的干涉，“小紅，我們和他們又不熟，你怎么回事，這么輕易就相信人，你好好看看這里，騙了那個姑娘的騙子可還沒找到呢。你也小心被人騙。”
可小紅也是個有主心骨的姑娘，馬上就謝絕了這份好意，“行了。就你杞人憂天，真正的騙子，才不會來這里呢。再說了，被他們騙也好過被其他人騙，起碼看他們的樣子，像是混得很不錯啊，也不招人討厭。哪里像我剛那個咖啡店老板，天天毛手毛腳，總愛站我身后貼著我說話，工錢卻吝嗇得很，只肯給我五百円一小時，每天還只給我六個小時的工。我要是再不換個工作，不是被憋屈死，就是被餓死……”
“你又來了，你就是在發泄。”
“那又怎么啦？再不讓我發泄發泄，那我就別活了。人家日本人都在準備過年，我們每天卻在闖關，一個難關接著一個難關。我要打工，我要還錢，我家里還欠人家錢呢，我還有別的選擇嘛？我只能這樣……”
說著，她充滿希冀的望著寧衛民，“這位……同胞，你剛才說的話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工作？”
寧衛民自然不好再賣關子，便直話直說。
“你嘛，日語水平怎么樣？餐廳接待愿意做嗎？如果愿意的話，我就給你安排，餐廳在銀座。每天六個小時還是八個小時都可以，可以管兩頓工作餐，看你時間。”
“銀座？太好了，我讀書的學校就在日本橋附近，很方便啊。我日語沒問題的，我在國內就是學日語專業的。而且剛才我不是說了嘛，我現在就在咖啡廳工作的。真要有這樣的工作的機會，我就太感謝了，可你要戲弄我，我真的受不了，你確定你沒開玩笑吧……”
而這下根本不等寧衛民在說話，褚浩然就挺身而出，替自己老板出面作保了，“沒騙你，你們不認識他，就去問問京城來的人。他是寧衛民，壇宮飯莊的總經理。在東京的京城人都知道他。至于我，我叫褚浩然，我常在高田馬場給咱們同胞免費介紹工作，你們要是不信我的話也沒關系，你們去問問那些去過高田馬場找工作的人，知不知道我。他們會告訴你們，我的作保可不可信。”
這下子可好，這話一說，不但那個叫小紅的女生樂了，連剛才勸她謹慎的那個人也湊過來索要工作機會了。
“寧經理，褚兄，抱歉啊，剛才是我多心了。不過你們大人不記小人過，不知者不罪嘛。我也想換工作，看在同胞的份上，你能不能也關照關照我……”
“你目前在哪兒打工啊？你個人是個什么情況？也是留學生嘛？”
“我叫龔磊，我是來日本讀法律的，現在是在一個面包廠給日本老板打工，老板只肯讓我們華夏人在夜里工作，我也是天天熬夜，真有點受不了……”
聽他這么說，小紅也替他爭取，“寧老板，要是還有工作機會的話，你最好能幫幫他，否則的話，他弄不好會出事的。你可能不知道，和他一起打工的人，兩個月前就因為長期熬夜死了。”
“死了？”
“死了。”龔磊相當傷感的說，“那是個揚州人。比我要早來半年，我還是靠他幫忙才找到的住處，我和他本來一直合租一間四坪半的小房間。結果兩個月前的一天，就出事啦……中午我醒來，要去上學的時候，我就發現他躺在床上沒有動靜了……可我當時只認為他睡得太熟，哪知道上完課再回去看見他還直直地躺在床上，我以為他還在睡覺……我就搖晃他，想問他是不是吃過飯了，結果發現他已經沒呼吸，人都涼投了，什么時候斷的氣都不清楚！……”
這話說完，可算是涼水倒進了滾油鍋了，其他幾人也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
“……說的是嘜頭吧，他也很可憐啊，比不那個跳樓的姑娘好多少！”
“可不，他在東京真是省吃節用呀！連寫信的幾十円都舍不得花，總要打聽，有什么人回國托人帶回去！”
“聽說他除了在面包廠干，白天還要去漁場打工……”
“是呀！錢湊夠了10萬円，就往回捎，都不在他身邊留著。”
“他是活活累死的，舍不得吃，晚上就啃面包廠的硬面包吃，再加上近來情緒也不好，聽家鄉來人說關于他的老婆的傳聞。他在這兒拚死拚活的掙，家里卻糟踏他的血汗。想回去還不讓，他老婆就讓他留在日本掙錢……”
“繼續留在日本掙錢！說的可真輕松，想留就能留？！日本的法務省是干什么吃的，入管局是干什么吃的，真是想的太簡單了……”
他們好像都知道龔磊和小紅說的人是誰，于是另一個悲傷的故事，幾乎完整的被這些人在寧衛民的面前勾勒了出來。
東京的冬天是很陰冷的，尤其是在這么個地方，寧衛民從心里感到泛涼意，他不能不正視現實，他的同胞們構成了東京社會的最底階層。
他真的沒想到，他們不但學業和生活沒有保障，就連生命和人格也沒有任何的保障。
背井離鄉，何其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