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院非常有錢，不僅接受社會捐贈，而且在機器制造廠有股份。
蒸汽鑄幣機、蒸汽紡紗機、蒸汽織布機、蒸汽毛紡機，憑這四樣就日進斗金。
鑄幣機需要朝廷公文，由官方下單訂貨，不得隨意私造。
另外三種機器，則敞開了賣給商賈，占據99的市場份額。剩下1的市場份額，則由廣東那邊的仿造，機器性能相對有些落后。
如今的機器制造廠，王淵作為主要投資人占股55。另有30股份，由參與機器研發的學生，進行科研技術入股。最后15股份，屬于物理學院入股，所獲利益歸學院集體所有。
從物理學院走出的學生，外放做地方官的時候，都可在學院申請路費，視任職地點遠近而給予幫助。在接受路費資助的同時，該學生必須立誓，今后做官不得貪腐，要有一顆仁政愛民之心。
翁萬達就有申請路費，他一路南下徽州，手里頭還算寬裕。
越往南走，翁萬達就越感覺不對勁，過了鎮江之后，到處都是已經干涸的田地。
他沿途詢問南來商賈，得知江南數省干旱嚴重，立即寫信給王淵，請朝廷下令督撫和御史，趕緊清查各地常平倉。糧倉空虛的趕緊補齊，同時防止糧食被盜賣，一定要壓住即將飛漲的糧價。
其實，不用翁萬達寫信，朝廷就已經收到消息。
文淵閣。
因為族人卷入兩淮私鹽案，楊一清辭職沒有獲準，這陣子都窩在家里稱病不出。
毛紀焦急道：“入夏以來，江南數省大旱，各地請求減免春糧賦稅，今年江南的春糧，恐怕會減產六成以上。近日，各地督撫又紛紛上疏，由于旱情嚴重，夏糧播種困難，個別州縣的夏糧恐將絕收。南直隸、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西、云南、貴州，一共八省出現大面積旱情！江西、浙江有蝗災跡象。”
眾皆無語，不知如何應對。
全國的主要產糧區，一大半都出現旱災，哪來的糧食去賑濟？
“今年的漕糧，恐怕難以足額運抵京城，”楊廷和對王淵說，“王尚書，請敦促錦衣海衛，從南洋多運一些糧食到北京。”
專門把王淵請來內閣議政，恐怕目的就是這個。王淵也不敢打包票，只能說：“盡量吧。”
王瓊說：“出現旱災的八省，不但要減免春糧，還應當免除夏糧賦課。就算沒有旱災的州縣，也應該一并免除，如此可讓地方多留些糧食，或許可以稍微平緩一下糧價。”
蔣冕憂慮道：“大明總共就兩京十三省，八省夏糧全免，朝廷如何支撐？”
王淵說道：“去年沒有邊患，廣西之亂平定后也沒打大仗，太倉儲糧估計還有不少剩余。大家都節衣縮食，典禮祭祀也不要搞了，和尚、道士的歲米也別給，總是能撐過今年的。”
朱厚照年輕的時候，一會兒信佛，一會兒信道，一會兒信綠教。不但招來大量僧侶，還給他們建造寺廟，這些寺廟沒有廟田（表面上沒有），全靠中央財政來養活。
蔣冕說：“京郊良田，被閹宦侵占無數，可趁機全部收回。”
楊廷和道：“此事宜速辦。”
王淵說：“近二十年興建的京中寺廟，可以全部搗毀！西苑里邊的寺廟，不再給一粒糧食，餓得快死了他們自會離開。”
王瓊補充一句：“若有搶占民田為寺田者，收回田地，罰沒糧食，勒令還俗！”
漕糧無法足額運輸，還要免除八省夏糧，中央必須保證京畿地區的糧食供應。
谷大用離京時走得干脆，田產、房產、店鋪或捐或賣，親戚族人也全部帶回老家。但是，張永因為病情嚴重，弟弟和外甥都不聽話，現在還有大量京畿產業沒動。
把張永留京的親戚，全部抄家問罪，必然能弄來大量錢糧。
還有皇帝的兩個舅舅，已經失寵十多年。抄家是肯定不敢的，卻可以罰沒田莊，又能弄來許多糧食。
和尚、道士、綠教……這些皇帝招攬的僧侶，加上他們的徒子徒孫，人數總共有好幾萬。全部勒令還俗，罰沒糧食和廟田，又能省下糧食無數。
豹房附近也有寺廟，而且建在皇城之內，王淵暫時不敢動，但他有權停發僧侶的月糧（這些糧食由光祿寺提供）。嗯，也不算停發，只是拖欠而已。畢竟國家困難，出家之人慈悲為懷，應當為國為民做出貢獻嘛。
楊廷和說：“陛下那里，應該先去通氣。”
“此事我來辦。”王淵攬下差事。
楊廷和、毛紀、蔣冕、王瓊紛紛拱手：“便勞煩王尚書了。”
八省旱災，茲事體大。
一旦處理不善，不說餓殍遍地，還有可能造成民變。
面對如此局勢，內閣首先和睦起來，楊廷和與王淵也暫時放下矛盾，先攜手共渡難關再說。
為啥四川私鹽案，王淵沒有逮著楊廷和死懟？
以朱厚照現在的心思，只想求穩多活幾年，根本不可能放楊廷和歸鄉。王淵如果不能一擊致命，政治矛盾很可能升級為黨爭，到時候國家大事很難正常處理。
王淵做事留三分，楊廷和心知肚明，兩人早就達成默契。
因此遇到八省旱災的大事，雙方才可以密切合作。這在嘉靖朝是不可能的，政治斗爭過于激烈，都不給對方留活路，互相之間拖后腿，最終倒霉的還是老百姓。
王淵突然說：“正好借著這個機會，把課稅改革也推動一下。”
楊廷和眉頭緊皺：“就算要改革，也該明年再說，現在必須穩定地方。”
王淵解釋道：“我并非是要大概，而是改實物課稅為征錢。目前，銀元與銅幣已經流通各省，但只有部分稅項是繳納銀錢，其余還是以實物稅收為主。不如借著八省旱災之機，從明年開始，地方課稅全部折算為新錢（銀元、新銅錢），好讓地方也多一些喘息余地。”
蔣冕問道：“糧食課稅，若全部改為征收銀錢，那每年的漕糧從哪里運來？”
王淵說道：“保留運河、長江沿岸，部分產糧區的本色征收。這些地方的糧課，足以支撐每年400萬石漕米。”
四位閣臣暫時沒說話，都在仔細思量利弊。
若只保留長江、運河兩岸，部分產糧區的實物稅收。那絕對能省下無數運輸成本，于國于民都是大好事，但會傷及漕運官員、士卒的利益。
毛紀問道：“一旦完成改革，空置下來的漕兵、漕工，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這些人的生計如何安排？”
王淵笑道：“大部分漕兵、漕工，恐怕日子會更好過。”
眾人沉默。
事實真如王淵所說，漕兵、漕工看似有鐵飯碗，但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苦。就算沒有運輸任務的時候，也會被漕運武官役使干私活，整年勞累卻沒啥工資可拿，只能憑借微薄的口糧度日。不運漕米了，反而是好事，他們可以自己打工賺錢，是一種人力資源的解放。
可萬一找不到工作呢？
而且，找工作之前，還得解決他們的戶籍問題，漕兵和漕工的戶籍是單獨立冊的。
這才是重點，也是官員所說的“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的本意。
王淵繼續說道：“改糧為錢的地區，少量漕兵和漕工，繼續留用運輸稅銀，剩下的全部轉為民戶！”
“不可，”蔣冕提醒道，“全部轉為民戶，對王尚書而言，只是一句話的事情。但對那些漕兵和漕工來說，他們只有戶籍，卻不能分到土地，全都會變成流民。一下子多出二十萬流民，若有宵小振臂一呼，行那陳勝、吳廣之事怎辦？”
王淵微笑道：“官府不再鉗制戶籍便可，流民自然都能變成游民。”
“胡鬧，”楊廷和堅決反對，“若不再鉗制戶籍，天下丁糧如何征收？”
王淵說道：“最合理的辦法，應該是‘攤丁入畝’。但攤丁入畝肯定無法推行，那就暫時不管。丁糧如何征收，地方官自己會解決，你盯著戶籍，丁糧就好征了？”
楊廷和無言以對。
丁糧，即人頭稅。
康熙說“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不是說國家不提高稅收，而是說以某年為定額，今后新增的人口數量，不用再繳納人頭稅了。
這八個字純屬廢話，就算國家想加征人頭稅，那也是難以辦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法定人頭稅越多，地方官就越難完成任務，因此主動瞞報人口，戶籍黃冊上的人口數量總是難以增長。
雍正搞出一個“攤丁入畝”，人頭稅因此取消，全國人口頓時爆炸式增長。這并非意味著，真實人口數量打著滾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員愿意如實進行人口登記了。
大明的人頭稅，主要有三種，即：里甲銀、均瑤銀和鹽鈔銀（還有其他稅種，但可以忽略不計）。
鹽鈔銀，就是按照人口數量，征收食鹽消費稅，這筆錢需要上交中央。
王淵的新鹽法，實際取消了鹽鈔銀，把消費稅直接算進鹽價里面，零售鹽價反而因此下降了。這里面的差額，以前都被私鹽利益集團賺走。
里甲銀和均瑤銀，不用上交中央，屬于地方財政收入，也是皂吏們的重要灰色收入來源。
為了逃避人頭稅，全國產生大量黑戶，大明的人口數量，相比開國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長，全都胡亂攤派，早就不按戶籍行事，楊廷和的擔憂純屬多余。
幾百年后，有個叫馬伯庸的學者，從史料中發現一樁奇案，完美顯示了大明的人頭稅有多混亂。
卻說，有個叫帥嘉謨的人，在徽州府擔任會計員。他發現，徽州六縣的人丁絲絹（人頭稅的一種），全都算在歙縣百姓身上，其余五縣兩百年沒交過。
帥嘉謨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捅到都察院。消息泄露之后，帥嘉謨被人追殺，僥幸逃命回鄉。
數年之后，帥嘉謨再次回徽州做官，而且官職變得更大，他當然要一雪前恥。五縣士紳百姓聯合抗稅，還把徽州府衙給包圍了，事情一直鬧到中央。朝廷被迫減稅，讓六縣平攤稅收，為了緩解五縣怨氣，挑起此事的帥嘉謨被罷官充軍。
地方如此征收人頭稅，戶籍制定得再好有個屁用！
王淵繼續說道：“且不問地方州縣，就拿北京城來說，有多少是游民黑戶？不如放開戶籍限制，允許游民存在，讓其戶口所在地編撰游民冊。本省之內，游民文書，可當路引使用。且只要戶籍正當，游民子嗣也可參加科舉。”
由于大明社會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民涌進城市。這類人，新中國初期叫盲流，后來改叫農民工，而大明則稱之為“流民”、“游民”。
游民沒有法律地位，甚至在城里租房子，房東都能肆意壓榨。游民還不敢報官，因為他們是黑戶，就算在農村登記了正當戶口，到了城里他們依舊屬于黑戶。
楊廷和問道：“若定游民冊，丁糧交給誰？”
王淵回答道：“戶口所在地，必須有正當戶口，才能登記為合法游民。”
“那還行，”楊廷和說，“可以訂立游民冊，但不得強制，否則善政也會變成惡政。”
王淵笑道：“這是當然，改革要慢慢來，哪能一步登天？但這次課稅改革，部分漕兵、漕工轉為民戶，地方官府必須為他們制定游民冊，保證他們今后的合法生計，否則他們沒地又不能進城做工，必然會鬧出許多亂子。”
王瓊突然提醒道：“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四省，銀賤而（銅）錢貴；云南、貴州、四川三省，（銅）錢賤而銀貴。若課稅征收都算新錢，那如何恒定各地的應繳課稅？地方官吏，必然擇貴而征，恐禍及百姓也！”
這個問題非常關鍵，課稅征錢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但銀價和銅價各地不一，必然要鬧幺蛾子。
比如在浙江，銀賤銅貴，官吏必然只要銅錢，反而不讓百姓用銀元納稅，導致銀元被排擠到納稅貨幣之外。
王淵說道：“由各省布政司、總督、巡撫、御史，共同議定折價。根據市面物價情況，三年一議，告之全省，州縣官吏不得擅自規定百姓必須納銀或納錢。”
“也算是個辦法。”王瓊點頭說。
“火耗歸公”不用再提了，因為百姓納稅，直接交銀元或銅錢，都是官方法定貨幣，不用熔銀子自然沒有火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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