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準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信息并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信息，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歷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御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打開，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墻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后，會試考生終于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位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鄒木挨得不遠，中間只隔了八十多號。
這并非巧合。
兩人都是治的禮記。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其實這個比例，到了正德年間已經很不合理。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并非個別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只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復璁帶坑里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復璁是余姚人，那里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余姚禮記天下第一！
這次會試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兩人負責禮記。
而這兩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溫仁和，他們共同批改禮記卷。
王淵的試卷，百分之百會被王陽明看到，因為兩位房官必須重復閱卷，并且要各自給出批閱評語。
敲敲打打把油布釘好，王淵小睡一會兒，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拿到題目之后，王淵直接看禮記題，因為“科舉重首藝”。這句話，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場”，其中包括四書和五經，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場的五經題。
只要五經題答得好，四書題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舉并不強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隨便寫。不過嘛，八股文是歷代士子總結出的文體，只要按照這個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潔的文字把文章寫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閱。
明代進士的春秋答卷，就偶爾有非八股文出現。
這是因為春秋有時出題太難，并且經義非常復雜，不易概括成一句話來破題。遇到這種情況，治春秋的士子就選擇不寫八股，而是以“論”的方式進行作文——風險很大，遇到不負責的閱卷官，這份答卷直接判為不及格。
第一道禮記題為：“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聯系經義前文，可翻譯如下：“審查聲，可以了解音；審查音，可以了解樂；審查樂，可以了解政治，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完備了。”
當然不可能是字面意思，這里邊另有深意。
它跟倫理綱常有關，樂有五音，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民事物。
審樂，即觀察天下社會之情況，從而找出治政當中的各種問題。某音不對，代指某個方面有問題，比如宮音微弱、商音雜亂，意味著君臣關系不穩，而且隱隱帶有兵戈之象。
盛世之音樂，中正和諧；亂世之音樂，怨怒乖戾；亡國之音樂，困頓哀傷。
禮和樂有教化之功，只要能使禮得其節、樂得其音，就能讓國家社稷正常運轉。
這道題討論的不是音樂，而是天下之治。
題眼在禮記的另一句：“惟君子為能知樂。”
只有君子，也即士子、讀書人，能夠聽懂音樂的內涵，能夠通過傾聽世間之樂，來審查、糾正政治得失。
想明白這些，那就很好破題了，王淵提筆寫道：“君子觀樂之深意，而為治之理得矣。”
為什么說禮記難考？
這道題便能體現一二。
禮記大全里這一段，朱熹是沒有批注的。編撰者引用邵雍的批注來闡述倫理綱常，引用方逢辰的批注來闡述五音之別，關于治政的內容則只字不提。士子們需要結合上下文，自行去揣摩理解，非得有個好老師不可。
而科舉的時候，最好還要把邵雍和方逢辰的批注，隨便摘下些關鍵詞，用在八股文里做舉例論證。這樣才能在考生當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學問淵博又不脫離考試大綱——禮記大全的批注太雜了，而且多得讓人頭皮發麻，這種批注引用純粹折騰人。
所以，治禮記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春秋大全比禮記大全還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