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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章 涼州風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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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道:“那先生以為我是該效仿皇甫將軍還是段將軍呢?”

  皇甫規從事護羌校尉時,眾羌賓服,《后漢書·卷六十五·皇甫張段列傳第五十五》記載:“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余萬。”

  而段熲則是依靠其轉戰涼州一百八十戰,屠殺羌人數以萬計,乃至連歸降的羌人能殺亦殺之。用血腥的鎮壓手段,令羌人們臣服。

  趙普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前者,“我自然是希望孟德能夠像皇甫將軍一般,段熲之法實不可取。”

  曹操由是大笑,“先生之見與操不謀而合,那段熲不過是能殺人的匹夫而已。”

  他這話說的很直白,甚至言語中都有鄙夷之意。

  趙普知道曹操瞧不上段熲的緣由,段熲因平叛有功,對羌人所采取的血腥手段又是漢朝廷允諾和支持的,段颎由此被封為新豐縣侯,食邑萬戶。

  但因他后來為保住權勢,而選擇依附宦官,與中常侍王甫等結為黨羽,冤殺了中常侍鄭颯、董騰等人,并因此事增邑四千戶,加上從前的共一萬四千戶。

  他一個邊郡武將出身,最終卻選擇投靠閹黨,終為士人所不齒的。

  當然,除了段熲投靠宦官的原因,曹操本人大抵上也是支持采用懷柔的民族政策的。

  歷史上后漢中晚期非常嚴重的羌患,到了曹魏的時候突然平靜不少,這其中有曹操在潼關之戰大敗韓遂和馬超聯軍,虎步關右的威懾因素存在。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曹操任命的邊地郡守或者州牧治理有方。

  事實,曹操最后不僅控制了涼州,還收復了西域,而且在該地區的軍費花銷遠遠低于后漢朝廷。

  只不過到了西晉司馬氏王朝,又任命一批暴戾的州郡官吏去實行高壓政策,結果引發了大暴亂,也就是禿發樹機能之亂。

  將曹操對涼州和西域的經營毀于一旦。

  趙云聽他們議論許久,不僅有些疑惑,問道:“阿叔,我一直很奇怪,既然羌人屢屢暴動,那為何不把羌人外遷,將之趕出疆域呢?”

  盧植和趙普對望一眼,均搖頭苦笑。

  這個問題,終漢一朝均不斷有人提起,然而,若是如此簡單朝廷豈不是早就實施了。

  大規模的遷移,不僅會消耗國力,而且極有可能成為大規模暴亂的導火索,也就是那些已經歸附的東羌人亦會跟隨反叛。

  東羌也就是最早內遷的那批羌人部落,主要居住在安定郡﹑上郡﹑北地郡等三郡之地。東羌人包括跟隨朝廷四方征戰的湟中義從胡依附漢室,甘供朝廷驅使,從根本上來說是后漢朝廷愿意給他們的部族繁衍棲息之地。

  一旦讓羌人大規模遷移,那就不僅僅是西羌人叛亂的事。

  歷史上到了西晉年間,隨著外族不斷內遷,加之西晉官吏殘暴,外族暴動不斷,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秦州和雍州地區的氐人、羌人擁立氐人齊萬年為帝,包圍涇陽(今甘肅平涼西北),并威懾關中。

  西晉朝廷歷時四年,才終于平定齊萬年之亂,出任山陰縣令江統深慮四夷亂華,應該防微杜漸,便作《徙戎論》上奏晉惠帝,提出將氐、羌等族遷出關中的主張,并以并州的匈奴部落為隱患,發還其本域,但未被采用。

  事實上,關于江統名傳后世的《徙戎論》,歷代的學者都有過激烈的討論,趙普也曾和他的學生進行過深入的探討。

  江統的《徒戎論》大致事闡述了外族是什么(外族的相關歷史),外族從哪里來(內遷的過程),外族的危害,還有我們要怎么辦這幾個問題。

  前兩個問題,江統依據史料,闡述客觀事實,沒什么問題。

  就像后漢時的羌人,有內附臣服的,亦有迫于形勢暫時內遷與漢民雜居的部落,當然漢時的羌人和西晉年間不斷內遷的外族數量還是無法相提并論的。那時候氐族、羌族、鮮卑匈奴,很多都已經遷居到了關中地區。

  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都是愿意依附于漢人朝廷的外族部落。

  關于外族的危害,西晉時期的禿發樹機能之亂、氐族齊萬年事件對漢人朝廷的威脅都是堪比韓遂、邊章之亂的,甚至猶有過之。

  江統當時已經意識到了民族矛盾帶來的巨大隱患,《徒戎論》中就有提到匈奴,稱他們“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這段話很有預見性,后來西晉就是亡于匈奴之手。

  但是趙普認為《徒戎論》其實上不得臺面,因為問題的關鍵在我們該怎么解決,畢竟光指出問題是不夠,還要解決問題才行。而從名字就可以得出,江統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不難理解就是外遷外族,既然內遷外族有很大的危害,那我們把他們再強遷回去不就好了嗎?

  江統認為只要“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就能完成遷徙。

  這簡直是天真至極的妄想,就如同此刻只有十八歲,沒有去過邊塞的趙云一般。

  《徒戎論》篇幅的一半其實都是在闡述問題,江統本人受限于自身的閱歷和時代局限性,并沒有提出能夠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不過,有一點江統是說對了,“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于骨髓。”

  江統大概也是意識到當時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由于民族歧視政策造成的。

  不過,江統受限于當時的社會風氣,是不可能呼吁名族平等的,后漢張奐的懷柔政策被段颎的民族屠殺政策所取代就是其中的一個體現。

  后漢朝廷覺得比起遷徙或者懷柔政策,血腥鎮壓和屠殺往往更能夠立竿見影。

  畢竟逼迫內遷不僅僅是羌人不愿意的問題,還牽扯到朝廷的巨大支出,“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僅這一項就要花費錢糧無數。

  至少漢靈帝劉宏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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