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這一次失敗，格爾……或者說是黑死劍，放棄了攻略阿斯加德。
畢竟納爾雖然自傲，但還不至于愚蠢，他被封印了，格爾只是一個低等生命，黑死劍在他手中力量上限也就那樣了。如果黑死劍在托爾手里，納爾根本不需要暫避鋒芒，直接就殺過去了。
可現實就是現實，納爾還不至于在這種事上講個性。
于是立刻轉變了思路，打算試試別的路子，也是在這個時候，黑死劍從一名被殺死的神靈那里得到了一個天才想法——老實說，納爾也不太能理解，為什么神靈們會設計出一款能把自己全部炸死的武器，這不是閑的蛋疼么？
就比如納爾，他能不能設計出一款可以徹底殺死自己的武器？
當然可以！
納爾代表了宇宙的虛無，是一切皆無的寂靜，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所以他設計出一款能夠殺死自己的武器一點不奇怪，可他閑得蛋疼去這么干？
或許這就是智慧生命的共性。
就好比人類，人類在如何殺死這件事上，的確有驚人的才能。
戰爭是人類的天性，還是當社會組織形式逐漸復雜化后才發展出來的？相關的研究者被劃分為“鷹派”和“鴿派”兩個陣營。深入研究考古和其他方面的證據可以推斷，大規模集體殺戮是1.2萬年前逐漸出現的，這很有可能是由當地風俗習慣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建立導致的。人類——或者說，只有男性——是否因為演化，逐漸發展出了屠殺他族成員的天性？這種“天性”，不僅擁有殺戮的能力，還與生俱來就喜歡集體持械斗毆？“集體”這個詞十分關鍵，畢竟個人原因的打斗和殺人，不等于戰爭。
戰爭是社會性行為，是一群人有組織地殺戮另一群人。目前，關于戰爭起源的爭論被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第一種觀點認為，戰爭是抹殺一切潛在競爭者的傾向，在人類演化之路上一直存在。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持械打斗是在最近幾千年才出現的。社會條件的變化，為集體殺戮提供了動機和組織。
近年來，持這兩方觀點的學者被分類為“鷹派”和“鴿派”。這場爭論也促使人們去研究黑猩猩，觀察它們是否擁有類似戰爭的行為和本能。如果戰爭是天性，在史前考古記錄中應該能找到很多發生在小型社會中的戰爭痕跡。“地球上的任何社會，只要考古記錄完整，總會出現發生過戰爭的證據。將人類死亡總量的25歸因于戰爭，恐怕都算保守估計，”考古學家曾說。演化心理學家認為，戰爭導致的高死亡率或許充當了自然選擇的一種機制：適者生存，活下來才有獲得配偶和資源的權利。
這種觀點影響廣泛。政治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經寫過：近代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千萬年前“狩獵采集”的人類祖先，甚至可以上溯到人類與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國際關系學研究上處于領先地位的學者布拉德利·賽耶認為，演化理論解釋了保護己方部落的本能傾向是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轉化為國際關系中種族中心主義傾向和群體的仇外心理的。鴿派陣營的學者則對這種觀點提出了挑戰。他們認為，人類參與戰爭的能力確實很強，但人類大腦并沒有固化，為了應對集體爭端而刻意甄別和屠殺外族人，并不是人類的天性。根據這種說法，直到狩獵采集社會的規模和復雜度都達到一定階段，致命的群體性攻擊才開始出現。結合考古學和對近代狩獵采集者文化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出催生戰爭和加速戰爭的時代與社會條件。
為尋找戰爭的起源，考古學家需找到四大證據。
巖洞壁畫是其中之一。法國庫格納克、佩奇梅和科斯庫巖洞中的舊石器巖畫應該制作于年前。其中一幅被部分學者解讀為用長矛刺穿人體。這或許意味著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就開始發動戰爭。然而這種解釋受到了挑戰。其他學者指出，有些沒畫完的形象拖著波浪形的尾巴，這似乎代表巫術，而不是長矛等實物。與此不同，伊比利亞半島東部的壁畫則清晰地展示了戰斗和處刑的場景，它們很可能出自數千年后在這里定居的農耕者之手。
用圖像增強的方式處理伊比利亞半島的洞穴藝術品，可以在其中發現5000多年前的戰爭留下的蛛絲馬跡。武器也可以作為戰爭的證據，但是這點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簡單。我曾經以為狼牙棒可以證明出現過戰爭。但是，在許多狼牙棒上，為手柄留下的凹槽非常小，如果用于實戰，手柄肯定一打就斷。這樣的狼牙棒其實是權力的象征，讓人們在發生爭端時，可以不通過戰爭，而是通過既定的法令解決。而在另一面，人們也極有可能在戰場上使用非傳統武器。公元前5000年左右，德國南部的村民經歷了一場大屠殺，砍殺他們的兇器就是伐木的斧子。除了畫作和武器之外，考古學家還會從遺址中尋找線索。擔心遭受襲擊的人們通常會作好防范。在考古記錄中，我們有時會發現，在低地平原區分散而居的人們會聚集成具備防御工事的村落。歐洲新石器時代的村落四周都圍著土垛。但是這些圍地并不都是防御工事，有的只是用來區分不同的社會群體。
人類遺骨是確定戰爭的理想證據，但這也得仔細甄別。能在骨頭上留下痕跡的槍鏢箭鏃類傷口，不到三成。和尸體埋在一起的箭頭有時確實可以指示墓主死亡的原因，但有時只是儀式用的禮器。如果單獨埋葬的尸體有未愈合的傷口，可能是意外死亡，也可能是受刑身死或者被人殺害。實際上，在史前社會中，殺人事件可能相當普遍，但這并不等于發生過戰爭。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戰斗都會致人死亡。在一些埋藏點，考古學家經常發現保留著舊傷的頭骨。骨頭上的凹坑已經愈合，所以這些傷痕并不是致死的原因。這些發現表明，存在一些用棍棒或其他非致命性手段解決個人糾紛的打斗。
因此，全世界的考古證據經常都是模棱兩可的，難以解釋的。通常情況下，我們需要把不同的線索聚到一塊兒，才能猜測“存在戰爭”。
那么，全世界現有的考古證據真的可以說明，人類自出現以來就在不停地發動戰爭嗎？如果你樣本中的遺骨包含大量臨死前或瀕死時形成的傷口，那么可能會得出很糟糕的推斷。25的暴力致死率就是這樣得出的。媒體也喜歡把這類事件挑出來說，造成大眾的誤解。任何一樁遠古的兇殺案都能上頭條，但大量無暴力痕跡的出土成果卻無人問津。如果在特定地區的特定時間窗口中，對數據進行深入的篩選，仔細辨別有無戰爭跡象的次數，或許會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情景：戰爭并不普遍，也無法在考古記錄中無休止地上溯。人類的戰爭“事業”的確存在一個起點。
許多考古學家都提出過一個大膽的假設，認為戰爭最早出現在中石器時代的一些地區，始于末次冰期結束（約為公元前9700年）。當時，歐洲的狩獵采集者開始定居生活，發展出更復雜的社會結構。事實上戰爭始于何時并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在不同地方，戰爭出現的時間并不一樣。50年來，考古學家們一致認為，在更早期階段，蘇丹北部尼羅河沿岸的撒哈巴山上曾發生過大量暴力致死事件，時間約為公元前12
000年。當時，原本食物充足的地方逐漸變得貧瘠，不同的定居型狩獵采集群體間出現了白熱化的競爭，最終導致沖突爆發。
在稍晚一點的時期，底格里斯北部聚落（人類逐漸聚居和生活的場所）出土的武器和墓葬說明，在公元前9750至8750年間，定居在村落中的狩獵采集者參與過戰爭。在這附近，還有公元前7000年的防御工事，這是已知最早由務農的古人修建的村寨防御工事。同樣在附近，還發現了公元前3800至3500年間攻克城市中心區的戰爭遺跡。人類發展到這個時期，戰爭在整個安納托利亞地區已經司空見慣，戰火也隨著對底格里斯北部移民的征戰四處蔓延。
然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直到公元前3200年，考古學家才在黎凡特南部（從西奈至黎巴嫩南部及敘利亞）的聚落、武器和骨骼中，發現有說服力的證據。從公元前年到公元前800年，日本各個狩獵采集者的群體間，任何原因的暴力死亡事件都寥寥無幾。
隨著一系列前提條件的成熟，戰爭已經逐漸成型。這些條件包括定居時間變長、區域人口增長、有價值資源（如牲畜）集中化、社會復雜化及階級化、精品物資交易、群體邊界和集體身份確立等。這些因素，有時還與嚴酷的環境變化共同發揮作用。比如，撒哈巴山的戰爭就可能是由一次生態危機引發的。當時，尼羅河切出一道河谷，將一片富饒的濕地沖毀，當地人被迫放棄那塊土地。林林總總的證據顯示，當人們需要通過戰爭獲取更多的東西時，所處的社會就會把人們組織成更易發動和投身戰爭的形態。
不過，考古記錄可以說明的事實有限，我們還需從別的地方尋找答案。民族志學，一種研究不同文化（包括現存文化和過往文化）的科學，可以幫我們再現戰爭出現的前提條件。區分“簡單”狩獵采集者群體和“復雜”狩獵采集者群體，是其中的一個關鍵點。簡單的狩獵和采集活動是人類社會的長期特征，可以上溯至20萬年前。基本上，簡單的狩獵采集群體中的成員互相協作，生活在人人平等，四處游蕩的小群體中。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地廣人稀，群體中也沒積累什么財物。
復雜的狩獵采集者生活在固定的聚落里，人口可達上百人。他們會按血親紐帶和人與人的關系劃分社會階層，按父（母）死子（女）繼的方式獲得食物資源。其中的政治領導結構也更發達。社會結構是從中石器時代開始復雜化的，復雜的狩獵采集群體的出現（有些時候，但不總是）標志著人類向農業社會轉變的過渡階段。這時候的古人類群體經常發動戰爭。這些前提條件也有片面性，光憑它們無法推測大規模沖突爆發的時間。在黎凡特南部，這些前提條件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但是目前并沒有證據表明那里發生過戰爭。為什么部分地區的沖突比其他地方更少？因為這些社會可能通過一些特殊前提保持和平。比如，跨族血緣紐帶和通婚，合作打獵、合作耕種、食物共享，允許本族成員遷往其他部落，也愿意接納其他部落的成員。另外，還包括灌輸和平為善、殺戮可恥的社會規范，制定解決沖突的公認手段。盡管這些機制不能消滅惡性沖突，但有一定的疏導作用，可以防止殺戮的發生，或者把殺人事件控制在少數個體的范圍內。
如果真的是這樣，為什么后來的考古發現表明致命的戰火無所不至？經過幾千年的“積累”，戰爭的前提條件已經在越來越多的地方變得成熟。狼煙一旦燃起，戰火就會蔓延，順民也會被暴徒取代。世界各地的國家逐步發展，而國家會安排人民戍邊，保護商道。環境的劇變（比如經常性的大旱）也會使社會條件惡化，有時甚至會催生戰爭。此后，即使局勢不再緊張，和平也一去不復返。公元950至1250年間的中世紀暖期，及公元1300年前后，中世紀暖期向小冰期轉變的急速過渡期，美洲、太平洋和其他地區的戰事都有所增加。對當時的世界來說，戰爭早就不新鮮了，只是沖突在加劇，死亡人數在上升。
接著，就到了歐洲國家全球大擴張的時期，這次擴張在世界范圍內改變了戰爭的面貌，讓本地戰爭加劇，有時還在沒有戰爭的地區點燃戰火。這些戰爭并不只是因征服或抵抗，本地土著也開始內斗，殖民勢力和殖民的商品都在引發新的仇恨。新舊擴張勢力彼此影響，再加上后續的沖突，讓不同部落的自我認同和它們之間的分異逐漸確定下來。還沒被殖民的地區也被迫受到三種遠程影響——貿易、疫情和人口替換。而這些影響很容易引發戰爭。殖民國家也會強推職權明確的政治機構，取代它們在殖民侵略時遇到的職權模糊的本地組織，從而在土著居民中制造沖突。有觀點認為，在國家誕生前，人類就心甘情愿參與致命的群體沖突，很多學者希望從部落間戰爭行為中找尋支撐自己觀點的依據。在研究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間生活在阿拉斯加西北部的狩獵采集部落的民族志后，我們很容易從這些口述材料中找到戰爭的痕跡。然而深入研究后，你會發現在屬于簡單的狩獵采集者文化的早期考古遺址中，并沒有戰爭的證據。直到公元400至700年間才逐漸出現與戰爭有關的痕跡。而這很有可能是由亞洲或阿拉斯加南部的移民帶來的，在那些地方戰爭已經出現。當時的戰爭規模不大，激烈程度恐怕也十分有限。公元1200年，這里的氣候變得適宜，當地由捕鯨者構建的社會也發展到更加復雜的程度。人口更稠密，定居點更固定，貿易路線也拉得更長。隨后，戰爭就變得越來越普遍了。在那些口述史中的戰爭，確實讓當地的情況越來越糟糕，人口也不斷消減。不過，戰爭與國家的擴張緊密相關，而不是與傳統有關。而國家擴張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俄國在西伯利亞建立貿易中心后催生了大宗貿易網。后期的戰爭導致整個白令海峽的社會環境出現了變化，經過一輪發展的部落體開始極端地推動領土化和集權化。
圍繞戰爭與人性的爭論在短時間內不會有定論。“造成大量死亡的激烈戰爭在史前世界一直存在”的觀點仍有大批擁躉。不過，當綜合考慮所有證據考時，鴿派就占了上風。總的來說，在年代較早的考古發現中，并沒有什么證據能指示戰爭是人類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就是人。我們互相斗爭，有時也互相殘殺。如果條件和文化到了某種階段，人類就有能力制造戰爭。但是，促成戰爭的條件和好戰的文化僅僅是從1萬年前才逐漸生根發芽的。在很多地方，它們產生的時間甚至更晚。這就像人類學奠基人瑪格麗特·米德在1940年發表的論文標題所說的，“戰爭只是一項發明，它不是生物學的必然。”
但神奇的事情就是……把這個觀察范圍放射到全宇宙，就會發現，全宇宙幾乎所有文明對于戰爭的發展，都具有相似性。
戰爭……就好像智慧生命的原罪一樣。
或早或晚，都會發生！
且無法逃避！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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