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取士，實行的是“察舉制”，高祖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是為“察舉制”之始。
其后惠帝、呂后時期更進一步，詔舉“孝悌力田”，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兄長者，力田則是勤于農事者。
真正的“察舉制”，誕生于漢武帝之手，即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央和州郡直接從民間和低級官吏中選拔人才，極大擴展了國家的選材范圍。
賢良、方正等中央特科選士，盡管時斷時續，沒有形成常制，卻也延續了數百年之久，如本朝名將，“涼州三明”中的皇甫規、張奐，都曾舉賢良方正。
漢武帝開創的“察舉制”選士，除了詔舉“賢良、方正”、郡國察“孝廉、茂才”之外，還有太學“設科射策”。
當年大儒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提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不僅把太學視為培養人才之所，而且也把它作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選拔的基地。
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遂“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
所謂設科射策，就是將考試內容書于簡策，并根據問題的難易程度，分為甲科與乙科。
王莽執政時，又將甲、乙二科改為甲、乙、丙三科，甲科錄四十人，授郎中；乙科錄二十人，授太子舍人；丙科錄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光武中興漢室后，恢復甲乙二科之制，之后又屢有變革，如采用“兩歲一試”定制，廢除甲乙之名，不設人數限制等等。
可惜這種取士方式，充其量和賢良方正一樣，只是作為國家選士的補充。
孝廉、茂才，才是國家最主要，同時亦是最重要的入仕途經，這也是本朝民間鄉論品藻風氣如此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畢竟要被舉為孝廉、茂才，首先要有稱于鄉里的德行，這就需要名士的點評，為其揚名。
于是狡詐平庸之徒，或使用手段，或依靠家族，影響鄉評，博取名望，借以入仕，方才有那首婦孺皆知的童謠：“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陳蕃、黃琬等有識之士，皆欲整頓察舉風氣，然而事情剛剛開了一個頭，就因侵犯到權貴的利益，而遭到免官，乃至禁錮。
九品中正制，說白了，不過是國家將人物品評的權力，從民間手中收歸國有罷了。
可惜這根本就治標不治本，人物品評的權力，最終還是被士族所壟斷，以至于西晉建立之初，就有衛瓘、劉毅、司馬亮等人上書，以阻礙人才晉升為由，請求廢除九品中正制，司馬炎出于統治的需要，最終沒有同意。
劉景因“躬耕養客”、“質書救鄰”，德著長沙，從而入仕，算是鄉論品評的受益者。
然而作為熟知歷史進程的后世之人，他深知品第取士，是一條歧途，而九品中正制，則是在這條歧途上，越走越遠。
歷史證明了，科舉制才是正途，劉景完全可以借鑒科舉制，對官學考課加以改進，以便為未來真正的科舉制鋪平道路。
宋忠聽到劉景有意參照太學，射策取士，頷首道：“夫學者，治亂之軌儀，圣人之大教也。自初平初，劉荊州崇立學校，已十余年矣，如今學有所成者不在少數，足以為國家分憂。”
劉景笑著對宋忠、綦毋闿、司馬徽等人道：“那就煩請先生及諸君，選取《五經》難問疑義，書之于策。此番考課，我準備錄取百人，以面試策問定奪最終排名，其中甲科二十人充任幕府，乙科八十人補入州郡。”
說到這，劉景頓了頓，又說道：“經學雖為國之根本，然漢家法度，本以王霸道雜之。除通經外，不如再增設明法一科。”
明法乃是國家特科的一種，國家特科可不止賢良、方正，此外還有明法、明經、文學，乃至明兵法、明陰陽災異等等。
是以對劉景增設明法一事，宋忠、綦毋闿、司馬徽等人盡管有些意外，卻并未出言反對。
劉景隨后又與宋忠、綦毋闿、司馬徽等人商議具體細節，接著起身行出大堂，登上宏大的講臺，面對數以千計，席地環坐的學子，緩緩言道：“諸君皆海內俊士也，身在官學，自可不煩賦役，飲酒賦詩，悠游終日。”
官學學子，無賦、役之慮，他們既不交賦，也不服役，這是國家賦予他們的特權。所以太學生從數千人一路躥升至三萬余人，所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
劉景此話一出，頗有嘲諷的意味，自宋忠以下，官學師生，莫不面面相覷，現場一片死寂。
劉景肅然掃視臺下，繼續說道：“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今天下喪亂，社稷凌遲，諸君皆為飽學之士，通經明義，何忍神州沉淪，萬民涂炭，而置身于世外？”
“我生于江南，未經戰亂，是以少時頑劣，讀書不求甚解，待年歲漸長，見天下悲苦，始有興復漢室之心，澄清宇內之志，雖處市井之中，亦不改心志，蒙張長沙看重，為酃縣長。”
“后荊州內亂，數載之間，長沙廬落丘墟，田疇蕪穢，民不聊生，為救荊南百姓于水火，憤而起兵，平息動亂，盡復荊南。今南平交域，北定荊州，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展志。”
“我今日至此，是為開甲乙之科以取士，選拔英俊，與我共濟天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諸君若認為尚可輔佐，不妨射策量才，登甲乙之科，屆時我必于州部之中，掃榻以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