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選是一個國家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基礎制度、國之大典，并不只是因為通過典選制度能夠源源不斷的選拔吸納人才投入到國家的管理中來，典選制度本身就是籠絡統合社會各個階層人才的不二法門。
像是直接促使大唐走向最終衰敗滅亡的黃巢，就是典選所沒能統合到的人物。盡管大唐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社會資源高度集中、階級完全固化的死循環，但誰跳起來踹上最后一腳，也能給后繼的統治者們帶來足夠的警醒，從而在制度中進行修補。
開設武舉是李潼一直都有的一個想法，雖然武舉相對于科舉來說，所帶來的制度回報要低上許多，但對于國家源源不斷的吸納軍事人才還是有著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
任何一個政權當中，軍隊都是一個最為敏感的話題，也獲得了歷代統治者們最大的關注。但相對于其他的普通社會群體，軍隊自成一套體系，有著更強的封閉性，所以軍隊中的階級固化進程，又要遠比社會其他群體更迅速得多。
自西魏北周以來的府兵制，最終大成于初唐時期。但府兵的全盛時期，維持的時間實在不長，到了高宗時期基本上就已經崩潰了。
這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軍人本就是一種高危職業，而府兵的生活環境又是一個上下等級極為明確的狀態。人如果長期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中，為了彌補安全感的缺失，那就會熱衷于對物質資源的搜索囤積。
所以在原本的府兵體系中，中上層將領們對底層軍戶的盤剝是非常嚴重的。許多府兵名為朝廷帶甲之士，實則與勛貴家奴無異，在基本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自然就產生了大量的逃亡。
李潼看過一篇貞觀時期的奏章，講的就是當時已經出現且已經越演越烈的府兵逃戶問題。但讓他感到詫異的是，這一篇奏章的主旨并不是提議如何制止這種情況，而是建議朝廷對此大可不必過分關注，任由軍戶逃亡。
貞觀時期，正是府兵制的全盛時期，也是大唐國力永攀新高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那樣的年代下，面對國家根本力量的流失，非但不提議整頓阻止，反而建議放任不管，李潼下意識便覺得這是妖言惑眾，唯恐天下不亂。
但是這一篇奏章的作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貞觀時期著名的寒門名臣馬周。出于對馬周這個人物的重視，李潼才耐著性子將這篇奏章看下去。
馬周提出這樣的觀點，自然是有其論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闡述府兵為什么會逃亡？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危機，所以要往自以為安全的地方去躲避。
軍戶逃亡本身便是一樁重罪，究竟是什么樣的危機讓這些軍戶們感覺哪怕犯罪都要比留在軍府中還要更加安全？
這才是朝廷需要深刻考慮并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而是單純的用嚴刑峻法勒令軍戶繼續呆在讓他們倍感憂恐的環境中，恐怕會發生更大規模、更加嚴重的動亂。
這個危機是什么，馬周也闡述的很明白，第一是兵役過重，第二是升進無望，第三就是生產資源被掠奪占有。當下東征西戰的戎旅生活已經艱難，前途又沒有什么光亮，妻兒父老更無從養活，逃跑還有一線生機，如果不跑，就算不死怕也要永世為奴。
馬周之所以建議朝廷不要嚴管府兵逃亡，就在于這三個問題實在不好解決。首先第一點兵役過重，每一個帝王都有開疆拓土的美夢，而且當時新建立的大唐周邊仍有許多強敵、不得不戰，哪怕到了貞觀后期，唐太宗都要親征高句麗。
第二點升進無望也很好理解，戰爭雖然是危險與機遇并存的事情，但危險又遠遠大過了機遇。唐太宗親征高句麗一戰，動員極多，但真正在這當中嶄露頭角的寥寥無幾，最知名的便是一個薛仁貴，其余絕大多數都是勞而無功。
哪怕是眼下的王孝杰投身河北戰場，雖然河北戰事進展順利且戰果輝煌，但王孝杰因為不能當方面統軍之用，也只是溜了一圈腿，順便被剃了須發。
軍隊中本就階級森嚴，普通小卒想要通過戰爭獲得階級躍遷的機會，不是沒有可能，只是這可能實在太小了。絕大多數人終此一生，就算僥幸不戰死沙場，往往到老也只是一個營卒而已，了不起混到一個伍什兵長，已經是沒有特殊際遇的情況下能夠達到的極限。
至于第三點生產資源的失去，則就更加無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漸沒有了實施的基礎，這是整個國家大環境所決定的。當閑置土地越來越少，能夠分配給軍府的就更少，還要面對軍官勛貴們的盤剝，府兵們的生活處境可想而知。
想要抑制軍府中更加嚴重的土地兼并，就要打擊元從勛貴群體。然而大唐國勢剛剛走上正軌，四周仍然強敵環立，屁股都還沒坐穩便要對老兄弟們下手，這也實在是太過涼薄。
正因如此，馬周才提議不要管。如果朝廷設立嚴刑峻法，大力打擊逃戶現象，這就會造成大量的軍戶破產，中上層將官們接著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蔭庇蓄奴，從而成為一個個擁曲眾多的實力軍頭。
馬周的這篇奏章是一個孤本存放在長安有司官庫中，因為年代太過久遠，前后關聯的文牘已經不知所蹤，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后對此是怎樣一個回應和處理。但從后續關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戶問題中，也能了解到當時的朝廷終究還是沒有大力禁絕。
眼下的國情較之貞觀時期已經大為不同，已經不再是需要考慮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戶的問題，而是徹底沒有了府兵軍戶可管。但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困境，對于當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著不小的借鑒意義。
兵役沉重的問題，李潼也沒有太好的解決方案。眼下朝廷雖然務在休養，但他也始終沒有放棄對四周外敵的各種攻伐設想，等到渡過這一段休整期，勢必要加大向外擴張的步伐。朝廷是必須要保證有足夠的常備武力，這一點絕對不可動搖。
眼下的他能夠想到的降低個體兵役強度的方案，就是盡可能的擴大兵源。像陜西道所組織的州縣團練，還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過擴大預備役員的規模，盡量保障作戰人員的有序輪換。
至于說更加普遍的義務兵制，在大唐這種生產力環境下，是絕對做不到的。就算開了掛、點開科技樹，基層的組織力想要建立起來，也非一蹴而就，還要防備村霸鄉豪借此滋生，從而破壞原本的鄉里行政結構與職能。
軍隊的資源兼并，從世兵制到募兵制的過渡本身就是在解決這一問題。兵員的組織與錢糧的撥付統統權歸中央，這個問題就會得到極大的緩解。
至于退役的兵員如何維持生計，這一點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間。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后，李潼雖然沒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細管理每一樁社務的進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濟互助職能保留下來之外，他還授意故衣社開展一些方技培訓，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們一些經濟屬性更強的工藝技能，諸如養殖、紡織、造紙、陶鑄、木工、制茶等等。
如今朝廷對商貿與地區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重視，除了國中的龐大市場之外，還有周邊四夷眾多市場正快速開辟中，這也給手工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需求。
因為擔心重工傷農，所以對于民間的工藝生產力開放到哪一步，朝廷之內還存在著許多爭議。
但軍士人員由于家庭勞動力不足，在農耕方面本就擁有著天然的劣勢，專注培養他們的工藝技能，既能保障他們的生計問題，也能滿足國中商貿的旺盛需求，同時還能緩解普遍的人地矛盾，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這些相關的政策，都是需要長期的執行推廣，才能獲得一定的基礎與成效。至于維持當下的軍隊規模，解決軍士們前途無望、榮譽缺失的問題，武舉正好可以補足這一環節。
借著豁免開元以前軍戶逃亡這一時機，公布開設武舉的政令，李潼內心里當然還是希望能夠盡可能多的將原本軍籍人員保留下來。他將武舉的參與條件設定為軍戶專屬，也是增強這一群體的榮譽感，確保他們的政治權益。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參軍都意味著更大的責任與風險。本身不能從事基本的農事勞作，已經讓他們各自家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于劣勢，但若要做到普遍補償，哪怕后世物資充盈的時代都是一個頗為沉重的負擔。那么適當加強他們的上升渠道，對于他們也是一種回報。
所以對于武舉，李潼并不打算設定太高的標準，非要選出郭子儀那種存亡續斷的不世名將才肯罷休，而是類似于轉業安置的一種考核，盡量將軍隊中的優秀人才保留在統治結構之中。
因此在制定武舉官職的時候，除了基本的邊戎與宿衛之外，一些州縣佐官與流外胥員也被納入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