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蘇有些明白過來，漢武帝選擇將鹽鐵官營，之后的所有王朝，都毫無例外的奉行這種政策，且嚴厲打擊私鹽的原因了。
不僅僅是因為鹽鐵生意，有著巨額的利潤，而是這兩樣物品，實際上與國家大政方針息息相關。
沒有了食鹽，人便會渾身無力，得浮腫病，而鐵器，盡管此時應用還不是十分廣泛，可未來，鐵將會取代青銅，橫行天下。
這樣的物品，一旦被私人壟斷，那結果無疑是可怕的。對于國家來說，亦是一個巨大的隱患。
只不過，要徹底杜絕鹽鐵私人營運，不僅需要官府制定有關的法令，并且執行，更為重要的是技術的進步。
馬克思說過，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家就敢于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就敢于藐視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即便是絞死自己的繩索，資本家也會愿意出售。
雖然在這個公元前的世界，資本連萌芽都沒有，地主階級應當還處于新興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可是，道理是相通的。
販賣食鹽的利潤何止百分之三百，五百文一斗食鹽，這價格比其他地方的食鹽價格，可是翻了十倍都不止。
如此利潤，已然能夠驅使一個人做出這世間任何喪心病狂之事了！
這般想著，扶蘇一行人已然來到了臨淄。
在這個時代，臨淄乃是當世人口聚集眾多的大城池，唯有現如今的咸陽，以及安邑，大梁能夠與之媲美。
在戰國之時，齊國亦是首屈一指的大國，即便是變法之后的秦國，齊國亦是很長時間與秦國并列，到了后面，更是并稱東西二帝。
只不過，五國伐齊，卻是將齊國打的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淪為了二等的國家。
諸侯國之中，只剩下一個趙國勉強和秦國抗衡。
雖是如此，可是臨淄如今的繁華卻是依舊不減當年，依舊是有著一個四五十萬人口的大都市。
在這個公元前的世界，一個城池的人口能夠達到四五十萬，已然是一個極為恐怖的數字了。
而扶蘇則是一身便衣進入了臨淄，此時亮出身份，扶蘇以為并沒有什么作用，有過一段民間游歷的扶蘇深切的知道，在這山東六國故地，秦地的掌控很是微弱。
相反，倘若大張旗鼓的進入臨淄，反倒會讓一些人產生警惕，更是有可能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盯著，到那時，自己便是格外的被動。
自己在明，敵人潛藏暗處，扶蘇斷然是絕不會容忍這種情況出現的，實在是太過于危險了！
來到這臨淄，扶蘇并未急著去找張良。
想要從四五十萬人口狎聚的城池之中找出一個人來，無疑是大海撈針，若是此人有心躲藏，想要將其找出來，更難。
扶蘇來到這臨淄，首先去的自然是稷門，而稷門最為有名的自是稷下學宮。
如今的稷下學宮已然不復當年的興盛繁華，隨著最后一任稷下學宮的大師荀子的離去以及秦國吞并天下的步伐開啟，稷下學宮徹底沒落。
說起來，荀子被分為黃老學派還是儒家學派一直以來存在爭議。其原因便是因為荀子的思想之中，夾雜著太多的黃老思想，帶有極為濃厚的黃老色彩。
故而，荀子千年以來，一直是被排斥在儒家道統之外的，皆是認為荀子背離了孔孟之道，而走入了異端他途。
而荀子關于禮法部分的思想則是吸收了黃老學派的思想進而創立出來的。
故而，荀子最終教導出來的三名弟子，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堅定的支持者，入秦為嬴政謀劃，兼并六國，一統天下。
而張蒼，為西漢丞相，以黃老思想執政，成功的為文景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所謂的法家，亦是有不少人認為其繼承自儒家，而實際上，法家乃是由黃老思想和儒家思想共同澆灌出來的果實，甚至于來說，法家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更多一點。
韓非在自己的著作之中專門著作撰寫《解老》和《喻老》兩篇，其余篇幅之中亦是多見黃老思想的痕跡，而在另外的篇幅中更是直接寫明：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可見韓非對于兩者的態度。
稷下學宮創建自齊威王初期，乃是齊威王變法的產物，而稷下學宮最初的作用便是為齊國田氏為取代姜氏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和論證，以此來鞏固其統治地位。
為此，齊國王室自是不惜余力在稷下學宮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而吸引了天下的學士來到了此地，學士之間互相爭辯，詰難，吸收彼此的學問和思想，進而促進了天下學術之間的互相爭鳴。
最終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成為了中華文化史上不可多見，蔚為壯觀的奇特景象。
全盛時期的稷下學宮幾乎包含諸子百家中的各家各派，匯集天下的賢士人數多達千人，可謂是群英薈萃，不論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歷等等，皆是可以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
想起這些，扶蘇亦是有些心馳神往，這樣的文化盛景如今卻是不復存在，亦是令扶蘇心中感到頗為惋惜。
忽然間，扶蘇心中一動，當年的齊國做得，大秦就未必做不得，這山東六國的百姓對于秦國的歸屬感甚是薄弱。
若是能讓稷下學宮恢復到全盛時期的水平，那么完全可以在稷下學宮之中令這些當時的學問大家進行探討和論證，為秦國一統天下尋求合法性，乃至于順勢提出大一統的理念，亦是一步極佳的妙棋。
扶蘇深知，在山東六國這些故地，秦廷說的十句話只怕也未必頂的上這些學問大家一句話，稷下學宮的存在，將意味著大秦在山東六國的影響力將會大大增強。
未來的國事方針策略，亦是可以讓這些天下的賢士進行討論，進而選取其中優秀的方案作為國家大政方針，避免國家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