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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一種復雜且沉重的心情，劉旸打算再往外走走，帝國這么大，他想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
不過，這個念頭被近隨們竭力打消了，微服渡河，離京百多里，就已經讓他們緊張不已了，哪敢再讓皇帝走遠，出了問題誰也擔待不起。
如欲遠行，是必須準備好鹵簿儀仗，隨從臣子官兵，鑾駕的安危必須得到絕對保證，這是對皇帝的負責，也是對國家，對天下百姓的負責，一番話說得劉旸都不便反駁，只能按下心中那股被激起的熱潮，暫且回京。
當然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從劍南道傳來了一則消息，一則噩耗，劍南道布政使潘佑死了，還不是正常死亡，就喪報上言，潘佑死于亂民刺殺。
又是劍南，又涉及到布政使潘佑，在收到這則消息的第一時刻，劉旸便想起了前次王審銳對潘佑的彈劾。而這一份喪報，里邊隱含的內容，可比上一次還要豐富。
雖然很完整，對潘佑死亡的前因后果以及遇刺情況描述得很詳盡，但是帶給劉旸的異樣感卻更加強烈，值得推敲的地方太多了，什么亂民，會想著去刺殺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偏偏還成功了！
縱然先不深究背后的隱情，就表面來看，布政使遇刺身亡，放眼大漢立國四十七年，這都是頭一次，簡直是聳人聽聞，離譜之極，這就是一場對朝廷赤裸裸的挑釁。
如果真如奏報上言，這真的是一干亂民所為，那他們的能量也太大了，膽子也太大了！因此，對于劍南奏報，劉旸只相信一件事，那便是潘佑之死，至于其他，都值得商榷，甚至于未加調查之前，全部表示懷疑！
急匆匆返回洛陽后，劉旸直奔政事堂，就潘佑遇刺事件進行討論，可謂是大發雷霆，天威震動，這是必要的態度，也是這段時間糟心事多了，劉旸對臣下們的一次宣泄。
當然，宰相們也能理解，潘佑之死，事情實在太重大了，就是他們這些飽經世變的老臣，聞之也不禁瞠目結舌，倍覺驚悚。這件事情，往怎么嚴重了看都不為過，不管背后有怎樣的隱情，這都是對帝國統治的公然挑戰，是絕對零容忍的事情。
因此，對于劍南之事，眾相公倒與皇帝是一致的，中央的權威必須肅立，朝廷的統治必須維護，潘佑之死以及劍南之政也必需徹查 當場，詔制便從速擬好下達，著有司選派要員干吏，赴成都調查，同時讓劍南道那邊把更詳細的情況奏上來，朝廷必須要一個清晰而明確的交代。
另一方面，潘佑之死也難免牽動起朝廷內部的一場權力斗爭，比如在廷議結束后，如趙匡義者就不住地把眼神往財政使張雍那里瞄。
政事堂的宰相們，都有屬于自己的一塊“基本盤”，而張雍從成都府到劍南道布政使再到西南轉運使，前前后后可在西南待了十四五年。
劍南若出了大問題，那張雍在那里的門生故吏、徒子徒孫們，豈能沒有牽涉。一般的事情固然動搖不了這個先皇老臣、開寶功臣，但此一遭，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問題重大！
堂堂的布政使，一道主官，以這樣的方式被干下去了，簡直是無法無天。比起其他人，趙匡義就是斷定，潘佑之死與劍南道某些人與勢力是逃不開干系的。
采取這樣的辦法，固然愚蠢，但也從側面說明劍南局面的緊張，矛盾之不可調合，而潘佑，就沖他在京畿道的那些做法，在劍南將那些權貴逼到這個份上，似乎也不那么奇怪。
潘佑這顆銅豌豆，骨頭是真硬的，也是一心做事的人，而事情做得太認真，就難免得罪人，侵犯旁人利益。而劍南可不必京畿道，沒有朝廷直接的權威震懾，相對偏遠封閉的地理環境也造成其復雜的政治氛圍，亂著呢，黑暗著呢.
不過，趙匡義并沒有提出這些東西，只是附和著說了一些場面話，一則事情還沒有調查清楚，不便多言，二者他也想看看此事還能怎樣發展，劍南那邊如何收尾，皇帝最終又當如何處置.
或許，與趙匡義抱有類似想法的人并不少，都是千年的狐貍，個中有什么問題，不說一眼窺破，不對勁之處總能察覺一二。
散議之時，張雍表情格外難看，也不打招呼，直接返回衙司，然后信件飛傳劍南，想要搞清楚情況，顯然財政使也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同時，也有不少大臣把注意力放到皇帝劉旸身上，關注著他的舉措變化。一些感慨也是免不了的，若是世祖皇帝，面對這等情況，只怕已經舉起屠刀，只待罪魁冒頭，就干脆地斬下去。
當然，更可能的是，世祖皇帝若在，這等事情根本不會發生。至少到道司主官這樣級別的封疆大吏，不至于落得這樣的下場。
顯然，皇帝劉旸再一次面臨著登基以來樹立權威的戰爭，這一次，更沒有一絲妥協的道理與空間。
劉旸也自然有其他動作，事急從權，他也沒有迂腐到這種事況下還要走正統程序的地步。
回到垂拱殿后，便將武德副使林特召來，責其安排調查，將劍南事故、潘佑之死徹查清楚。
過去的一年，武德使王玄真的精力主要放在對全國刑徒營的整頓上，許多地方都需要他親自去坐鎮彈壓、指揮安排，而武德司的日常事務，則由林特這個副使主持著。
毫無疑問，這就是一場權力交接過渡的過程，林特就是劉旸選擇接掌武德司的人。
林特可是根紅苗正的東宮舊臣，就坊間傳聞，林特的經歷還是比較傳奇的，當初劉旸從征平南，入金陵，時年12歲的林特便拿著自己寫的文章請隨侍的李昉指教，李昉頗奇之。
畢竟神童不少，他5歲識字，8歲屬文的，李昉都見識過，但如此善于把握機會并主動求上進者，卻實在不多。
后來，李昉將林特收入門下，待年紀稍長，又舉薦給太子，作為東宮侍讀，成功實現這華麗的轉身。
而林特在東宮當值，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此前任太子少詹事，劉旸登基，自然水漲船高。能被安排去接任武德使，更是才干突出，并且足夠信任。
雍熙元年的這個中秋末尾，朝廷上下都為潘佑之死牽動人心，當然更重要的是，圍繞著劍南道布政使之職，一場明爭暗斗已經展開。
畢竟，劍南道不只是劍南道，那可是西南五道的核心，輻射范圍遍及整個西南，包括吐蕃地區。這個位置，值得所有權貴為之爭搶。
但有個前提，潘佑之死需要一個結論，而得出結論的過程，也是一個斗爭的過程。
然而，沒有多久，一個更讓朝廷震動，甚至讓全天下震動的消息傳來了，青城縣發生叛亂，一個名為王小波的賊首率眾舉事，攻破州縣，殺害官吏.
即便只是像江西豐城縣那般的騷亂，出兵迅速平息，朝廷也得追責，但偏偏還不止于此，這是一場大騷亂，大叛亂。
初時，朝廷雖然重視，但更多停留在對劍南道軍政的不滿上，降詔嚴厲申飭，責令從事鎮壓，安撫百姓，恢復治安，這也算是日常操作。
事情后面的發展，大大出乎朝廷意料，軍報紛來，急呈文武堂院，發生在劍南的亂事，愈演愈烈，等叛軍禍連州縣，連續攻破成都府周遭十余州縣，眾達十幾余萬之時，朝廷這邊才真正意識道劍南的情況究竟有多嚴重。
趙匡義在與其子趙德崇的交談中，甚至忍不住調侃，說有些人“玩脫了”。自乾祐平蜀以來，“繁榮穩定”地走過整個開寶時代的川蜀，再次迎來了一場天翻地覆的大動亂。
直接誘發的原因，當然是近幾年頻繁發生在川蜀的災害了，尤其是雍熙元年的春旱，對川蜀小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田畝減產，甚至顆粒無收者都不乏。
但是，產出減少，日子照過，租稅照收，小民生計，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權貴、豪紳之家的旁戶，更是艱難。
一直以來，川蜀的稅收，基本都是由于小農及旁戶承擔的，而占據主要生產資料的權貴、官僚、地主們，大多沒有分擔稅賦，解民之困的覺悟，不過度地壓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災害反復襲來時，小農破產，無以為繼，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時候，要么流離覓食，要么揭竿而起。
說到底，問題還是川蜀那尖銳到極點、深重的極點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讓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場變亂，只不過，那一次的直接誘因乃是人禍。
那一次，由于平蜀將士的胡作非為、大肆抄掠，對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區的生產經營、生產關系乃至社會結構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當然，也正因為那一次動亂，讓孟蜀時代的遺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雖然恢復起來耗費了不短的時間，但對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統治，事實上卻是有利的。
只不過，三十五年的時間，足以產生滄海桑田般的變化，而這么多年下來，當初孟蜀存在的那些問題，在大漢帝國時代，仍舊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擁擠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況日益深重，中下層士民小農的負擔也越來越重，怨聲不說載道，人心也幾近沸騰了。
川蜀的地理環境，注定了這里的特殊風俗人情，復雜困難的交通致其閉塞，也讓這里成為權貴、豪強滋生的溫床，讓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與剝削。
多年下來，當初入蜀的將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補孟蜀權貴留下的權力空白的同時，也逐漸與本土的那些豪強們合流，共同形成了一個比孟蜀時期更為強大、也更為頑固的剝削階級。
但是，在大漢帝國的統治下，前兩者能夠保證，至于第三點，那可就真的太難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還未一統，還有東南、中南半壁未曾歸順。
乾祐末為了一統，進入開寶時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過去十幾年對安西、吐蕃的攻略，劍南道都承擔了不小的人丁與稅賦。而這些負擔與壓力，一層層地轉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廣大小農百姓身上了。
而作為核心的劍南道，除了上供朝廷，還要供養本道的權貴、官僚、軍隊，另外，還需要履行作為西南“老大哥”的義務，每年都需協調支援周遭的窮小兄弟們。
再加上時不時發生的災害，如此種種，層層施加下來，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堅持這么久而不出大亂子，久已經是忍耐力的體現了。
事實上，早在前幾年朝廷發兵，進入吐蕃平亂時，劍南的榮、邛等地就已經爆發過騷亂。只不過亂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維穩控制上格外賣力，事態被迅速平息了。
但這一次，情況不一樣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懾力下降是一方面，嚴重的干旱災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劍南道上層的內斗以及權貴、官僚、地主們不加收斂的壓榨，共同促成了這么一場波及全川的大動亂。
舉事首領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為蜀中三寶之一的茶，其利潤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權貴、官僚及大茶商們分享了，而作為茶行業里最底層的販夫走卒，只能從萬千小茶商、茶農一道，在利益鏈條的最底層，爭搶一些殘根冷炙。果腹尚且艱難，就更別提其他了。
與茶一般，鹽、絲行業，也是如此。可以說，川蜀的這次大叛亂，就是蜀中各行各業底層百姓的一次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