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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八百二十九章 國企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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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根到底,王殿甫他想達成這筆交易的迫切性要遠比段云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賽格集團拖欠銀行的1.1億元人民幣急需還上,如果在一年之內賽格集團還是沒有任何起色,那么部里的領導肯定會對他喪失耐心,等待王殿甫的結果很有可能會被調任,重振賽格集團的理想也會就此破滅。

  所以當前的形勢并沒有給王殿甫太多選擇的機會,段云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以至于在酒桌上簡單的聊了一陣之后,倆人就已經達成了初步的交易,后續王殿甫只需要擺平內部的反對聲音,并且完成集團重組,那么段云就可以入股賽格集團的下屬上市公司,從而成為賽格集團的股東。

  當天企業家年會結束之后,段云回到家中就開始制定相關的入股賽格集團計劃,這一次他的投資上限將會達到10個億,如果如果計劃順利的話,那么段云將會完成在深圳電子產業的“統一”,實質上也實現了在深圳電子行業的壟斷地位。

  小企業都是靠競爭上位,但是對于大企業來說,更多玩的是資本的運作,當市場上出現潛在對手的時候,只要你的資本足夠雄厚,不需要費盡周章去競爭,完全可以憑借資本的碾壓,將對手直接買下,這也是國際上很多行業巨頭常用的手段,也正是因為如此,歐美國家才會有如此多的壟斷企業,以至于這些發達國家專門出臺反壟斷法,以此來阻斷這些資本巨頭的無序擴張。

  而在當前的國內,還沒有出現相關的反壟斷法案,所以段云這么運作是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其中最大的障礙就是當前的國企因為體制的原因,是不能夠被收購的,否則的話,憑借天音集團的財力,完全可以收購國內很多家有影響力的電子企業,完成商業版圖的進一步擴張。

  不過從1993年開始,民營企業的異軍突起確實已經到了勢不可擋的地步,1992年是個中國公司元年,去年一年全中國注冊的新公司超過了過去改革開放10多年的總和,尤其是在國家領導人南巡講話之后,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出現,并且在短時間內就釋放出了強大的力量。

  民營企業的強勢崛起,其背景就是國營企業改革一定程度的失敗,從80年代中期開始,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產業,他們都表現的不堪一擊。

  當初海鹽襯衫廠步鑫生的改革事跡紅極一時,以及國企承包大王馬勝利也曾經創造過國企改革的輝煌,然而這些改革的先行者最終都如同綻放的煙火,短時間的絢爛之后,就開始變得寂靜無聲。

  國家高層也正是看到了這些國企改革的熱點事件,所以說這些年一直在給國企松綁放權,然而帶來的結果卻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他們想要的那種純粹的自由,其實是和當前國家體制完全背道而馳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的。

  現如今國企面臨的形勢非常危急,民營企業已經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至,這就讓國營企業處境更為艱難,事實上到了9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國營企業面臨破產,但是靠著國家財政的輸血,依然能勉強維持不倒閉,但實際上氣數已盡,完全沒有挽救的價值。

  另外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問題上,國家決策層也開始有了松動,先前中國社科院工業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于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里,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

  國家只要抓住少數,關鍵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會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企業。

  周叔蓮的觀點得到了決策層的贊賞,很明顯,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著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余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

  說白了,在這個時候,國家對一些中小企業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可以看作是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國家已經可以允許一些中小型的國企進行私有化的改制。

  不過在1993年,這種戰略思想剛剛萌生,還遠遠沒有發展出成型的格局和嫻熟的掌控藝術,只是在一些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區,那些沒有優勢的國營企業開始被“放掉”,過去被禁止的改革,現在得到了默許和嘗試,當地的政府也為這種私有化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所以很快,在廣東第1次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在經歷了幾年的思想解放之后,當了數10年主人翁的工人,開始接受自己不在于企業“共存亡”的現實。

  去年年底的時候,邊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才掉了1000名職工,其中330名選擇與工人徹底分手,工廠根據他們的工作時間給予每年1300元的“工齡補貼”,從此這些職工將走出廠門,自謀出路。

  而這種“工齡買斷”的做法很快被廣泛采用,各地買斷價各有不同,從數百元到上百元都有,他成為中小型國營企業破產或被私人收購時“安置”下崗工人的最主要的方式。

  在南方的沿海地區,工人普遍能夠接受這種方式,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們早已有了“第二職業”,那筆微薄的安置費成為他們做小生意或者自主創業的啟動資金。

  而在北方尤其是老工業基地,人們已經習慣于把自己的人生捆綁在企業上,以廠為家,世代傳承的工作,以生活模式使他們幾乎上進了獨立的勇氣和能力,更為要命的是那些地方沒有經商和創業的氛圍,因而買斷工齡往往便意味著低水準安定生活的消失,以及坐吃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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